谢宇教授在首都师范大学以“家庭与社会不平等”为题作学术报告。关于父母一般向女儿索取资源，有没有受到固有的一些观念的影响？有没有可能父母向谁索取了、弥补谁，实际取决于这个子女的经济水平？比如说女儿的经济水平不好，然后儿子的经济水平高一些，这样的话父母是有可能向儿子来索取弥补女儿的。
你讲的是成年的子女，我是讲小孩还没有成人的时候，还没有结婚的时候，还没有离开家的时候，父母面对女儿和儿子的诉求有区别对待，你讲得是成年以后的关系，这个是另外一个关系。这个我们也在研究，现有的文献有两种理论。一种是平均主义，父母作为资源转移的中介，把成功子女的资源转移一部分给不成功的子女。还有一种是强化主义，父母更喜欢成功的子女，跟成功的子女来往的比较多，跟失败的子女来往得比较少。
这种模式是强化的，就是成功的子女才来往，不成功的不来往，这种也有。所以你讲的情况是有的，就是父母投资不同的子女。比如说我有两个儿子，或者一个女儿一个儿子，我投资聪明的，放弃不聪明的，这个也有。因为聪明的子女他投资更可能有回报，不聪明更难有回报，然后父母寄希望于成功的子女未来给不成功的子女带来一定的资源转移。
但美国也有相反的例子，聪明的孩子我就不投资，因为他靠自己也可以，相反的不聪明的子女我多投资，帮助他生活得更好。
古代父权行使的时间和平均寿命是成正比的。如果一个人活到三十来岁平均年龄就死了，这种情况下子女根本没有孝敬父母的机会。而如果是寿命比较长的话，父权的行使时间会比较长，从而促使后代子女给父辈养老。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误解，我是很反对将平均数作为一个衡量标准，因为这个平均数只能反映总体的一部分，但反映不了全面。就是我们经常讲，比如说五十年前或者六十年前，平均寿命可能只有四十多岁，再以前三十多岁。但是一个社会假如说四十岁左右的平均寿命，他的死亡率实际上是集中发生在一岁左右，因为婴儿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并且古代的人中年以后的寿命差距是非常大的，今天的差距非常小。
我就讲最简单的例子，苏格拉底进了监狱，他的学生想用钱把他从监狱里赎出去，他说我不出去了，第二天看护的人放他，他不出去，说我已经老了，将近八十岁了。柏拉图我记得他是81岁死的，孔子也是活了七十多岁。古人你不要以为他平均寿命是三十多，就没有老人，那个时候老人是很多的。以前虽然很多人死，但许多是死在童年或青年时期，由于疾病、饥饿或战争。
还有很多人活到九十，所以古代也存在很多养老问题，大家会预计到养老的问题。以前有钱的人家都会活到很久的，并不是说平均寿命三十几岁，大家就不考虑养老的事情，这是错误的。
说到刚才那四个实证，我就在想，我们在做定量研究时是有假设的，比如刚才谈到的，随着改革开放，男女之间的婚姻的年龄差距增加了。这个是纯粹是用数据找出来的，还是说其实从社会现象里有一个基本觉察，然后我们用定量分析去印证了它？
一般我们找一种规律都是有一种猜测、一种假设才去做。实际上所有的量化研究都有理论，也是对这个社会的了解，比如说我们谈论的男女不平等，重男轻女，这个是数据里面看不出的。对，或者说有一个基本的判断，然后用数据去印证。但是也可能假设错误，比如说男女谁给钱多，这个我们根本不知道。结果和我们猜测的相反，我们就重新再解释。
希望您给我们一点建议，假设的来源会有多少种的可能性，比如是从读书中读出来的，从别人的理论当中，或者说是基于社会经验的，或者说去跟别人聊天聊出来的，这些可能性都会有吗？都会有。首先就是你的研究命题一定是有意义的、大家关注的，没有意义就不要去做。第二个就是还没有完全回答的，然后你又能回答的。这是最难的，培养研究生，难的就是让他（她）怎么找到命题，找什么样的命题。问题来源有很多，你可以看文献。
一般也都是需要导师的指导，也需要悟性。一般的研究生一两年学不到，一般要五六年。
如何发现问题来做学术研究？学术敏感，就是你对社会现象敏感。所以做社会科学要对社会了解，你对生活不了解，你根本没法做数据。你研究任何一个社会的数据，你要对这个社会有所了解，知道它的社会结构、政治体系，人们的家庭关系，还有法律、政治，应该要了解。你要一点不了解，就跑数据，我觉得是很荒谬的，我很反对只用数据。
谢老师，我问个问题，您认为样本的选择是数量越多越好，还是选择有代表性的好？这个争议是很大的，实际上我认为很简单，代表性是第一需要，而样本量是第二需要。个体的特异性很强，不同的人特征是不一样的。我讲最简单的，收入对你的幸福感影响最大。对大部分人，钱多你高兴。可是我也碰到一些人，钱多了他（她）反而不高兴，或者钱多了就不知道干嘛用了，可能就花在不正当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选择代表性不好的样本，你的答案就不准确，你的结论对总体不可能做判断。所以我觉得第一是代表性。样本大小也是重要的，因为数量越大你统计的效力也就越强。但是这是第二位的，不是第一位的。这也是现在大数据的问题，其实大数据的概念我觉得有点被滥用了。大数据到底是什么，有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研究可以用什么样的数据，都需要弄清楚。大数据在特定的情况下是很有用的，什么情况？
当它们提供我们传统方法没有收集到、或无法收集到的数据。但大数据只能提高你的精度，并不能减少偏差，偏差是致命的。所以大数据主要的功能是提供了我们原来没有的数据，而不是数据越大越好。从无到有，从零到一，是最伟大的。从一到二，从一百到两百，这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老师好，我有这样一个问题，刚刚听你谈到对于男孩女孩投资的这个情况，就是说父母更倾向于对男孩投资，因为男孩是家里的人，女孩毕竟是要嫁出去的。
我想，如果父母是理性的，把姑娘培养成一个非常优秀的人，那么我应该有自然而然的选择是让她晚婚。但是根据我自己的体验，事实上不论一个女孩是不是优秀，其实父母都是比较希望她在一个正常的、较为适当的年龄嫁出去，而不是说希望她晚婚。这个现象又该做何解释呢？好，首先我谈谈我的看法，不是研究结果。你讲得问题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小孩对于父母更多是负担，而不是贡献，所以早嫁的原因也是可以降低家里的负担。
在南方早年经常有童养媳的习惯，童养媳就是早一点嫁出去，然后婆家就承担养孩子的负担，而不是娘家。另外一个，家里人怕嫁不出去的社会压力。假如女儿有嫁的对象，家人可能更愿意让她晚婚。但是考虑到晚婚以后她不一定能嫁得出去，而嫁不出去父母的社会责任很大，因为女儿嫁不出去被某些父母看做一个耻辱，所以不一定会让她们晚嫁。因此这不仅仅是经济因素，还有社会的压力。
我对你刚开始举的例子感到困惑，因为在我们以往的理解中，就认为社会不平等的现象是由于一些政策制定或者传统观念和一些外在因素所造成的现象和结果。但是你刚开始也说，女性的寿命比男性的寿命要长。因为在我看相关的介绍中，就说这个差距是由于男女的生理特征，以及身体构造的差异所造成的。我就想问，由于这些内在原因造成的差异也可以被认定为社会不平等吗？我讲的差异是结果，差异的来源很多。
有一些是生理的，实际上生理的因素永远不能排除。比如说最简单的是智商，健康有的也是天生的。你说姚明长那么高是自己努力出来的吗？这就是不平等，他打篮球当然合算了，他那么高。不平等是结果。再比如男女寿命的差别，这个当然受到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在以前，在医疗不发达的时候，女性的寿命并不长，女性生育后死亡是很多的，现在女性的寿命长，是因为很少的女性会因为怀孕生孩子死亡。所以，政策和技术会改变不平等状况。
但是原因永远是内因和外因、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所以宏观和微观、政策和个人、先天和后天都会造成不平等，我讲的不平等是讲结果，而结果的来源有很多。我和你讲的并不矛盾，就是有一部分当然是先天的，但是先天也是通过后天来实现。社会现象有几个很大的特征，一个是异质性，每个个体都是不一样的。第二个特征是复杂性，造成某种社会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不是简单的、单方面的。很多简单的解释可能都是不完整的。
我想提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样本的选择会受到价值观的影响吗？不应该受价值观的影响。您说的是应然。那事实上会有影响吗？会有，但是那都是一些不好的研究。社会现象很复杂，个体因素差异很大，可以这样讲，你想得到什么答案我就可以找到什么答案。这是主观的。所以为什么有的人批评我，说我不喜欢质性研究。质性研究有一些是可以做的。比如说有人，好像中国没有同性恋，那我找一个同性恋就说明他错了。
我否定一个观点，我做质性研究是可以的。但比如说教育对收入有正面影响，总体来讲是对的，可我找一个样本是负面影响，难道结论就是教育对收入有负面影响吗？质性研究与样本的选择有很大的关系。量化研究同样也是很危险的。有这样几个危险：第一个危险是太笼统了，人人都可以做，做得不好，浑水摸鱼也可以做。但这不是很重要的危害，最大的危险是有目的性地找一些错误的观点。如果他做得差，没什么结果，也没什么影响。
但如果提出错误的观点，我觉得是很可怕的。比如说前面有一些人提出一些观点，说科学家的寿命短，这些都是错误的，这些都是没有根据的事情。因为预期寿命的推算还是很严谨的，他生下来就是哲学家吗？假如研究人员让意识形态影响了自己的研究，让学术为政治服务，这是很可怕的。还有学者为了商业做学术，明明不好的东西，他说好，你怎么办？
虽然个人的想法会有不同，但我作为学者，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认真地对待事实，不应该隐藏事实和歪曲事实，歪曲事实是不好的。我觉得量化的思维好在哪里？很多学生说我量化有什么用，最简单的比喻，你早上起来，你不照照镜子就出门吗？你总要看你大概是长得什么样子。
我们是文明的社会、现代的社会、教育普及的社会，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的社会发生了什么情况，住房条件怎么样，交通怎么样，环境怎么样，社会的不平等情况怎么样，所以我们的社会要有一面镜子。量化的社会科学就可以告诉你社会的现在、未来和过去是怎么样，还有男女是不是平等，家庭是不是发生了改变，同居的有多少，早婚、晚婚的有多少，不结婚的有多少等等。只要我们用比较好的样本，就基本能反映出真实情况。
而这些情况我觉得很多政府官员是不知道的，很多普通个人是不知道的。所以我们用比较好的样本能够反映出社会真实的情况，我觉得这是定量社会学主要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