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山素季已故丈夫，曾为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迈克·阿里斯在文中回忆了昂山素季作为妻子、母亲、以及政治家投身缅甸民主事业的波澜壮阔的经历。1988年3月那个最后的夜晚，素得知她的母亲刚刚突发重病。挂上电话，她开始收拾行李。那一刻，我感到我们的生活将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两天之后，素已到了数千公里外的仰光，侍奉在母亲的病榻前。
在医院日夜看护母亲3个月之后，素和医生们知道，老太太的病情明显在恶化。素决定将老太太接回家里。因为，熟悉的环境以及医疗小组竭尽全力的医护，无疑能为老太太提供一个安祥的归宿。一俟金和亚历山大在牛津的学校放假，我们立即飞往仰光，回到那个一楼的办公室已被改为病房、在素刚柔相济的管理下俨如一个安宁与和谐的小岛的家。得知外孙们的到来，老太太精神为之一振。
在此前的几个月里，学生们上街游行，要求彻底的变革，却遭到当局的血腥镇压。在冲突中，41名受伤的学生被关在警车里窒息而死。我们抵达的第二天，缅甸全国为一篇不同寻常的和意想不到的讲话而激动：自1962年发动军事政变后一直大权在握的奈温将军，在他的党——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的一次特别大会上宣布辞职，全国将举行一次决定缅甸政治未来的全民投票。
至今，我对与素一起看电视转播的那一幕仍记忆犹新。素和全国人民一样激动：人民终于有了一次将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机会。我相信，就是在这一刻，素做出了投身其中的决定。事实上，自幼年起，素一直都有能为人民做什么的忧患意识。她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是那位领导反抗英国殖民统治、争取独立和抗击日本占领的民族英雄——昂山的女儿。
在1988年7月23日奈温辞职以及他的党拒绝就缅甸的未来举行公民投票之后发生的全国骚乱中，素的住处很快成了全国政治活动的中心。在宵禁所允许的范围内，来访者络绎不绝。各行各业、社会各界以及不同年龄的活动分子汇集到她的家里。素向他们谈论人权——一个缅甸那个时期几乎无人提起的词汇。她跨过住处的栅栏，走出了进入大漩涡的第一步。
当她8月26日在瑞德贡大金塔西门外广场，面对聚集的人群第一次进行演讲，表述自己的观点时，我们——亚历山大、金和我就在她的身后。
尽管住处充满了令人兴奋的各种活动，素依然是一个家庭爱心和关怀的避风港。素在这些方面是一位卓尔不凡的人。在经过了20年的婚姻之后，我自信能够很了解她，但是我从未完全明白，她如何能够将精力公平地一分为二：即专心致志地照顾好她垂危的母亲，又进行着为祖国的人权和民主而斗争的领导人的政治活动。
12月27日，素的母亲在发病9个月之后去世。那时，人们似乎可以相信，政权已几经更迭。
然而，群众的游行却以欢乐开始，以流血告终，因为当局极力阻止席卷全国的抗议浪潮。我忘不了从希望到恐惧、从兴奋到失望的剧变，忘不了街上连绵不断的枪声，忘不了花园里白鸽的悲鸣声。虽然最高权力依然掌握在忠于奈温的官员的手中，但在人民的压力下，有3位领导人不得不陆续辞职。最后，由这些官员们控制的部队发动了9月18日的政变，并且设立了恢复法律与秩序委员会。
新的领导人在继续用武器清理大街小巷的同时，不断地重申他们的自由和合法选举的许诺。素及其亲密战友们立即成立了他们自己的党：全国民主联盟。正是她党内的那些年青人组织起保安队，在1989年1月2日她母亲的葬礼中负责疏导参加葬礼的一拨拨人群。在几个星期前被驱逐出缅甸的我，接到了当局允许返回仰光陪伴丧母其间的素的特许，我与我们又值牛津放假的儿子们从曼谷飞抵缅甸。
素唯一幸存的兄弟也得到从美国回国参加母亲葬礼的特许。那时，他的美国公民身份使得他一直未获准进入缅甸。为民族英雄的遗孀举行葬礼而进行的谈判堪称典范。这是当局唯一一次与素合作。无疑，当局已预感到他们策略上的某一错误会引起令人不愉快的结果。士兵们、学生们和政治家们全都联合起来了，这使得每一个人都认识到：如果团结在素的身边，他们的意愿是能够实现的。
然而，遗憾的是，军方的诚意并未持续多久。
素日益增长的威望和民心无疑是军政府的心头大患。她在葬礼后所发出的所有对话与理解的呼吁都受到了轻蔑的冷遇。在接下来的7个月时间里，素为加强党的力量巡回各地，足迹几乎踏遍全国。我和儿子们那时已返回牛津。素常常给我们写信，然而，结果往往是我们更多地是从报刊新闻而非从她的来信得知一些有关她的消息，得知那些官方的麻烦事以及当局对她的拒绝。
然而，事实却与当局所期望的相反：当局越是攻击她，人们却越是团结在她的一边。
旁观者很容易看清，素及其政党被看作是旧制度的利益的极大威胁。当局相信自己可以随心所欲地操纵由新党派参加的选举结果，以便获得多数席位。国家元首苏貌将军曾宣布他预计下一届政府将以多党联合形式执政。而某个政党大获全胜的前景绝非他们所希望。我并非试图在此回顾素这段时期的策略及活动。我那时并未在其左右。
这种回顾似乎有待未来的历史学家，在没有了时空及一切禁忌之后，在至今仍然尘封的档案资料的基础上，作出客观的分析。但是，我能肯定的是，所有的一切都将向他们证实素的忠诚和无私。
她果断地将一场直到那时都还群龙无首的自发的暴动统一起来，她为建立起以非暴力斗争为前提的争取人权运动而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她以一种在那里人们已长时间不用的方式——即对值得关爱和值得尊敬的人们说话的方式向她所有同胞讲话。在一场持久的国内抗议活动中，她嘲笑了当局强制采取的许多苛刻严厉的措施。她给当局写了大量的信，指责他们的恶习流弊，但从未收到回复。她不断地向当局呼吁开始真正的对话，但毫无回音。
1989年7月，在每年纪念她父亲及其战友们忌日的7月19日的前几天，素决定指责政治变革的主要障碍。她一针见血地揭开了一个众所周知而又从未正式揭露的事实：军队一直被已退休的奈温将军控制着。她公开表示怀疑军政府领导人从来就没有将权力移交给文职政府的意图，尽管他们信誓旦旦。素刚刚宣布要进行一次纪念先烈的游行，当局马上就派军队封锁了所有的街道。为避免血溅仰光街头可怕的一幕，素取消了游行。
我们的儿子亚历山大和金已离开牛津中学回到素身边。这是自这些事件发生以来他们的第三次仰光之行。我因父亲在苏格兰新逝而未能伴他们同行。7月20日，我从新闻获悉，素被软禁在家中。她与孩子们的境况如何，我一无所知。所幸，我的护照上的签证尚在有效期内。我告知当局我的仰光之行即刻启程。当飞机停在敏加拉顿机场时，我注意到跑道周围紧张的军事氛围。部队包围了飞机，我一下舷梯即刻被确认并被护送到了贵宾室。
来接我的英国大使密使未能接近我。在往后22天时间里，我真正地消失了。任何人都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英国的媒体叙述了一位大学教授是如何从人间蒸发的。我在英国的家人心急如焚。英国政府和欧共体为进行领事级的接触而施加了影响，然而一切都徒然。
在这3个星期里发生的真实的故事足以写成一部小说。
在机场迎接我的那位仪表堂堂的官员向我解释说，如果我接受在所有强加给素的那些监禁条件下逗留缅甸的话，我就可以与她及孩子们在一起。这些条件意味着不与身负政治承诺的某个大使馆或某位人物接触。我可以完全诚实地肯定我来此之目的仅是为看望我的家人，因此，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们的条件。我们乘车离开机场来到被士兵包围着的家门前。所有的门都敞开着。我们走了进去，我不知道等着我的将是什么。
我到达的当日，是素绝食的第三天。她只要求与在她被拘捕时，被当局从她的府邸外面带走的年青的支持者们监禁在一起。她认为若她与他们同囚一处，可以使他们不受虐待。她最后一次进食是在她被拘捕的7月20日晚，从那时起一直到8月1日中午12时止，粒米未进，只是饮水维持生命。这一天，一位官员受当局之托来向她保证，她的年青的支持者们不会受虐待，但对他们的指控是合乎法律程序的。
素接受了这个仲裁协议，派到她榻前的在此之前她一直拒绝其治疗的医生在她的同意下立即为她输液。她为此体重掉了6公斤。我永远都不知道当局是否信守了他们的诺言。
在此其间，素表现出极其的宁静，儿子们也是如此。她以阅读和与我们交谈度过了她的恢复期。我可没那么宁静，尽管我努力表现出宁静。人们将我看作一名使者，将我领到仰光市政厅，面对广大的人群，面对摄像机，陈述素向仰光指挥官、向全体官员并通过他们向恢复法律与秩序委员会提出的诉求。人们对我一直都礼遇有加。
素停止绝食后的第11天，我被护送到军人招待所会见英国领事。
在恢复法律与秩序委员会的代表在场的情况下，我证实了消息已经慢慢传开的素绝食的始末。而且，不久之后，我发现《泰晤士杂志》的亚太版上发布了这个新闻并在封面上配以素的照片。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素慢慢地恢复了体重和精力。危机过去了，紧张减缓了。孩子们师从我们的警卫人员学习了武术。我们将家重新安排有序。我与当局就从英国给素寄包裹及通信一事达成了协议。
当我们为了9月2日的开学重返英伦时，一切似乎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这是孩子们最后一次见到他们的母亲。在我们返回英国几天后，缅甸驻英国大使通知我们说，我们两个儿子的护照已无效，而且今后也不再有效，因为他们已不再具有缅甸公民权。所有为他们的英国新护照申请签证的努力都告失败。显然，其目的在于以使素和孩子们分离的手段来摧毁她的精神，期望她接受永久的放逐。至于我，我获准返缅看望了她一次。圣诞期间，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两周。
毫无疑问，当局是希望我能说服素随我返回英国。
事实上，得知她的决定之时，我甚至就没做过这方面的打算。那个时侯，他们就应该考虑到我是不会再为他们的利益效劳的了。我最后一次的缅甸之旅与素离群索居地相处的那些日子，是我们结婚多年里最幸福的日子之一。那是一段美好的宁静时光。素制定了一个严格的体操、学习和被我成功地终止了的小提琴的计划。她还努力地去学习许多佛经。我将我带来的圣诞礼物一样一样地拿出来，这样，在几天的时间里每天都有礼物。
我们有的是时间谈论各种事情。我不能想象那是我们在一起的最后的时光，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里如此。
在我逗留期间，当局带来了素的政党关于选举的文件资料。她必须在这些文件上签字以表示虽然身处监禁之中，仍然参加选举。素签了字。然而几个星期后，我们得知法律与秩序恢复委员会取消了她的候选人资格。这样做并未能影响选举的结果。1990年5月27日，缅甸人民在各地的投票箱里投下了对由素创立和领导的党的赞成票。
全国民主联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获485个席位中的392个，以80%的比例而占绝对多数。投票完全出乎意料地非常自由地进行，毫无舞弊行为。如果说这样的选举得到允许进行，似乎是法律与秩序恢复委员会不相信只有一个党可以获胜。反之，素则一直预感到，在自由选举的情况下，她的党会获胜。
不过，我不能肯定她是否猜测到这个程度。素又一次上了亚洲版的《泰晤士杂志》的封面。
封面照无疑是她在全国长途巡回中拍的照片中的一张。我们看到照片上的她双唇干裂，双眼由于尘埃而肿胀。这次投票是选民自主的全国投票：许多投票者对他们的候选人一无所知，只知道他代表素。选举前被监禁了10个月，她在缅甸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更高了。极具讽刺的是，她成了个人崇拜的对象，而她却是第一个宣告废除个人崇拜的人。她常说，忠诚于原则比忠诚于个人更重要。
但是，素恰恰完全成了她和其他人为之斗争的原则的化身，而这也正是为什么人民投了她的票。
在选举之后的几天里，所有的人都预计军政府会释放她并宣布将权力移交给全国民主联盟的方案。然而，情况却截然相反，我收到的素的最后一封信，注明的日期是1990年7月17日，她在信里要我寄去印度史诗《Le Ramayana Het Le Mababbarata》。
她注意到泰国人和柬埔寨人描述的Hanouman猴王比印度原版里的描述更有思想。信中亦提到家事并告知她希望我寄给她的物品等。这是我们收到的最后一封信。之后，我们为恢复联系而做的所有努力都如石沉大海。
许多人都曾尝试着说服军政府让步并让我们看望素，但毫无结果。就在我写此文的时候，我们的儿子已有2年多没有见到他们的母亲了，我离开她也已有1年10个月，她给我们写的最后一封信至今也已有2个多月的时间了。
法律和秩序恢复委员会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掩盖素的孤独，更愿意将对她的监禁称为"指定居所"，而非软禁家中。他们坚称素可以在她愿意的时候自由地与家人团聚，而同时却又拒绝承认尽管她有个英国丈夫，但她却是地地道道的缅甸人，广大的缅甸人民都将她视为自己的一分子，视为他们未来自由的象征。
结果证明素是对的。当局似乎并不准备移交权力，至少在不久的将来如此。
在官方人士中间，人们就在移交权力之前应制定一个新宪法的必要性泛泛空谈了好一阵，却未见起草出任何有关这方面的具体计划。自由选举已经如期举行，选民的授权已明白无误，然而，什么也没有发生。素一直被监禁着。素一直勤于笔耕，同时她又以莫大的慈爱抚育我们的两个孩子。为了我能自由地从事我的研究，她多年来承担了主要的家庭责任。
她还对我的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并在一些难以理解判定的领域给我以鼓励，以她严谨的逻辑意识丰富我的思考。
今天早上，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打来电话通知我：素——我亲爱的妻子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对许多人而言这将是第一次听说她在领导使她的国家改善人权的非暴力斗争中所起的勇敢的作用。我坚信，对全世界最大多数的人来说，她是并将永远是一个榜样和一种鼓舞。
在这种情况下，我和孩子们所感受到的欢乐和自豪被一种深深的悲伤和一种巨大的担心所冲淡。依我看，从未有任何人是在这样一种孤独和极其危难的情况下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何况一位女性。素在缅甸军政权手中，今天开始了她政治监禁的第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