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1月5日举行的首场新知论坛上，《知识分子》主编、北京大学教授饶毅提出的“饶毅假设”在开场不久，即引发台上嘉宾唇枪舌战、激烈辩论。为便于读者了解“饶毅假设”的完整内容，小编特摘编整理如下。
今天，很多中国人都在思考，我们走过的道路与其他国家是否有所不同？事实上，我相信我们的道路与外国有很多相同之处。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渐进的、可行的、不同的道路。
但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要承认美国目前所走的道路是有问题的。这个问题就是，近一百年来美国科技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特别是在上世纪的前五六十年，科技起飞对美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有极大促进作用，大量优秀人才进入科技界。但是自上世纪90年代之后，美国科技对经济的主导作用是有限的，而学金融的人可能“篡夺”了对经济的主导权，科技成为从属，由此变成了金融为主、科技为辅的经济。
如果有可能的话，不妨提出供批评和讨论的假设——“饶毅假设”，就是我们国家不走美国这条路，而是让原创科技作为主导，金融为辅助，把美国的金融和科技的主次关系颠倒过来，也许我们就可以走出新的道路，甚至是可以超过美国的一条道路。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美国现在的科学很好，领先世界。
这句话是目前的事实和未来相当时间的可能，但如果中国不走美国金融为主科技为辅的道路，急起直追而且坚持不懈，也许这就不是未来永远的事实，而是中国可以在辛勤努力后不在金融上跟踪而在美国逐渐有所松懈的科技方面赶上和超过美国，情况可能大不相同。
这是什么意思呢？上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投入科学事业的青少年与日俱减，这也是一个事实。
所以，如果我们继续跟着美国走，也是投入科学的人与日俱减，我们去重复它的这条路，那么也就是走上了一条永远跟不上它的路。相反，如果我们采取具体措施，让中国的科技创新增加，支持新科学和技术的发现和发明，那么长远来看我们有可能成为领先者。这是一种新的田忌赛马，不是单纯挑对方薄弱方面来竞争，而是不追随他国错误的轨迹，我们自己选正确的道路和方向。
世界多个国家的历史反复证明科技的重要性，而美国可能被利益集团误导而减弱了科技力量，也就意味着长远科技的渐弱。历史上每一个世界强国都有自灭的道路。金融过于繁荣而科技渐弱，在长期可能意味着对再分配过分强调而对产出有所忽略，也可能是一种歧途。更清醒的选择是相信产出是根本，不全力拥抱再分配的游戏。
“饶毅假设”有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我国是一个缺乏科学传统的国家。
我们的诗词歌赋曾经有很高的创造性，所以我们是有创造性的传统。但没有对真理的追求、对自然的好奇，因此没有真正的自然科学传统。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外国打开我们的大门之后，我们意识到科技落后是个很大的问题。但是从1840年到1949年，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我们的经济不够支持现代科技的发展。而且我们中国人对赚钱和做官的热情远高于科学技术，所以那段时间投身科技的人很少。
1949年后以前当官失去生命或进监狱、有钱的被剥夺财产，这些职业危险才间接地、阴差阳错地让我们中国很多人对科技感兴趣。1949年到1999年，我们国家有了空前的对科学技术的兴趣，但真正谈得上科技稳定发展的也不过十几年的历史，大概是从2002年以后，中国的主要科技和教育机构才开始认真考虑要怎么发展。
所以我们应该考虑到，中国科技的红利实际上还没有实现，以前是低科技以及山寨科技为主、极少量高科技，现在正在高科技逐渐形成规模的阶段，如果重视、鼓励、提倡高科技引领，可能是未来的希望。
第二，我国应该有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但对不同模式也应该有不同的奖励和回馈。商业模式的改进也要支持。但有的商业模式也要有一定的限制。
中国古代最有名的商业模式创新者是母夜叉孙二娘，她开酒店的时候就用前面顾客的肉体作为后面顾客的食品，这当然降低成本，还可以把前面顾客随身携带的钱财全拿来，收入会提高。类似的商业模式中国人一直会有，但不能过分支持，要不然孙二娘会越来越多。我们可以支持各种模式，但是要有选择，真正要支持代表我国未来发展方向的经济模式。
科技为主的经济是产出型，而不是分配型，是根本的发展，而不是左荷包到右荷包转移过程中产生的虚伪GDP，所以毫无疑问应该首先支持。而其他有些模式，如商业模型的改变，应该任其发展，无需特别支持。还有一些模式，比如靠房地产发财的恐怕需要课以重税来限制，比如在国营金融机构工作的人的收入，应该不能超过清华大学教授收入的100倍。这些方面国家可以调控，可以有政策。
美国总统候选人Bernie Sanders不避“社会主义者”的嫌疑要提高对一些富人的税收，英美部分经济学家也认为应该以累进税制对资本收入课以重税。我是北欧型社会主义者，但我并非支持对所有富人同等课税，而是支持对不含科技的赚钱、不代表未来的赚钱、不推动发展的赚钱、特别是不该赚钱而发财的富人，课以重税。产出型经济，而非再分配的经济，才是国家长远的正道。其中，科技可以起良性的引领作用。
第三，我希望每个人特别是青少年要尊重自己，选择一个对国家有意义的职业，不以个人收入为职业选择的唯一目标。如果只是收入高，在当代中国靠骗人也可能实现，靠忽悠也可能实现，但人生意义何在？青少年还要考虑对自己智力的尊重。一个量子力学学得很好的北大学生，如果投身金融，需要想想是否尊重了自己的智力。如果数学杰出的教授沉迷股票恐怕也与青少年沉迷游戏、晚清中国人沉迷鸦片没有非常显著的差别。
是选择只谋求高收入以满足“猪栏的理想”，还是在人类知识的基础上有更高的精神追求，是每一个接受现代教育后的青少年需要思考的问题。
我们实际因为留美学生多而食洋不化，很多人以学生心态引进和消化美国的经验，而不能很好地思考美国道路和做法可能的问题。
与其简单模仿美国近二十年的趋势，还不如总结世界历史经验，察觉我们既不是美国二十年前的情况，也不应该学美国近二十年的道路，我们实际更应该思考百年前的美国，相信产出是经济发展的关键，相信科技是产出的关键。讨论“饶毅假设”的意义不在于其正确与否，而在于是否需要刺激和引发对我们进一步发展道路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