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公布的“十三五计划”显示，中国将继续加强在科技研发上的投入。到2020年，中国政府用于研发的财政投入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5%。从政府到公共机构，再到私人企业，各种不同的力量汇集，让中国在全球健康和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今年10月，盖茨基金会创新挑战大会年会第一次在中国举行，邀请国内学界、产业界、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海归代表进行了一场关于“中国：创新为世界”的主题讨论。过去30年中，什么是中国创新最重要的引擎和动力？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中国最需要改变的是什么？《知识分子》特将讨论全程整理如下，展现各方不同观点。
主持人：李一诺，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讨论嘉宾：鲁白，清华大学医学院常务副院长；汪建，华大基因董事长；杨青，药明康德执行副总裁、首席运营官；杨晓明，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董事长。
李一诺：当我们谈论中国的创新的时候，会涉及到许多不同的领域，不仅有学术界、国有企业，还有私企，以及海归们。我们要从中选取出具有代表性的成员来进行这次讨论，是很困难的。我很高兴来主持这次讨论，在座的几位将发表他们的看法。首先我简单介绍一下他们。你们可能已经看到了他们的简介，所以我会谈一谈小册子上没有提到的关于他们的事情，他们现在一定很紧张。
鲁白：就我而言，什么是推动中国创新的最重要因素？一个非常明显的因素是国家对科学研究的投入，这也是你们可能从许多数据中所了解到的。举例来说，在过去的30年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年一年不断增长，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率。这对科学创新的刺激显而易见，但这并不是我想重点讲的。第二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对人才的投入，包括本土的人才培养，以及对外国人才的引进，我们称为海归。
杨晓明：什么叫创新？我们第一个理解就是科研的原创。就科研原创来说，创新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坚持，这个很重要，我们国家原创的乙型脑炎减毒活疫苗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同时，科研原创还需要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这个也很重要，相互启发，相互借鉴。
汪建：在中国，人们称华大基因是麻烦制造者，因为我们做了许多看似奇怪的事情。我们并不非常遵从政府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常常问自己，“什么是人们真正需要的？而我们可以为人们做些什么？”我在中国西北山区长大。那是一个非常贫困的地方。我14岁的时候，我被送往那里的乡村接受知识青年再教育。在那个时候，我深切感受到那里的人们面临着的最大的问题是传染病和出生缺陷。这也是盖茨基金会近年来关注的重点。
杨青：我2006年从美国回到中国，到现在已经快10年了。我认为中国过去近十年间的药物创新主要由以下几个因素推动。就像刚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徐岩英主任的发言指出，政府加大了对科学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在科研和教育上也加大投入。刚才鲁教授对海归人才的贡献也做了很好的总结。还有政府、企业与私人的资金投入。鲁白：我在杨青和汪建的发言基础上再讲两句。我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阐释创业精神。我称之为文化。
这个文化并不是指儒家思想意义上的中国传统文化。经过35年的改革，中国已经创造出自己独特的新文化。这一新文化包含四个要素：第一是激情。中国有很多人像汪建一样，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功，能够改变自己的人生，甚至改变社会。他们带着激情在自己的岗位上拼命工作。第二是创新精神。在我看来，创新精神就是打破思维定势，就是用全新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你可以看到有很多不循规蹈矩，勇于探索，另辟奇经的年轻企业家，他们能够打破思维定势，“无中生有”。第三个是杨青刚刚提到的，创业精神，也就是自己来发起一件事，一个企业，从头做起，不怕失败，勇于面对困难，执着坚持，勇往直前。现在可能是中国有史以来最适合创业者创业的时代。跟西方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正在变成最适合创业的地方之一。第四个要素是“我能”的精神。
这一要素大家可以从刚才汪建发言中感觉到，这就是：我能做到。很多不敢或不愿改变现状的人会说：“你知道的，你不能做这个，这是规定，这不是我们能做的事情。”但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拥抱“我能”的精神。放手去做，只管往前，趁别人告诉我们不可以之前，我就做了。李一诺：谢谢鲁白的精彩总结。刚才听你发言的时候，我想到了我自己还有组员们。我觉得你所说的和最后总结的在美国也是一样的情况。
如今在中国也是很主流的。说一件有趣的事，我这周末和我们盖茨基金会CEO苏珊（Susan Desmond-Hellmaan)去了天坛，那是一次很有意义的参观。如果你去天坛的话，那里基本上就是最秩序森严的地方，你能了解到旧中国的政治、等级制度、历史演变等等。但同时，如果你去看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却是完全相反。我认为这种对比，甚至可以是冲突在当今中国十分常见。
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常说：在中国任何事情都能做成，但是要做成任何事都不容易。
杨青：我觉得，即使取得了这么巨大的进步，前面仍然能看到许多的挑战。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很形象：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首先，医药研发面临的根本挑战来自科学领域。我们对疾病生物学的了解有限，这是全球范围内我们行业都共同面对的风险。汪建：对我们而言，一个很大的挑战是，我们需要更多“麻烦制造者”加入我们。
真正的挑战来自我们自己，我们需要意识到，这是一场真正的较量，我们真正需要战胜的是自己。因此，我们与生物领域（Biofield）的人不同。现在，我们在建立自己的产业系统，制造完全自动化的测序仪器，就像微软制造Surface平板电脑一样。两三天后，我们会召开发布会。我们也为专注于农业生产的人提供服务，从小米的育种到渔业等多个领域。在医疗领域，我们要做很多检测和技术分析工作。
我想，把这些技术都整合到一起，真的会改变一些现状。
杨晓明：从创新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合作和共享很重要。我认为，任何时候科研的资源与科研的需求来说都是有限的，像盖茨基金会做了很多投入，每个国家、每个公司也投入了很多，但是投入再多，和需求还是有很大的差异。所以，资源有限，共享和合作是很重要的。鲁白：当我听到魔术棒这个词，我就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麦肯锡”，大家都知道李一诺来自麦肯锡（笑）。
但我还是要说点严肃的。如果我有一根魔术棒，我最希望改变的是中国教育领域里那些不适合创新，不适合发展的体制。中国的发展，一个关键词是“改革”。自从邓小平上台，“改革”在中国已经进行了三十五年。如果你注意一下，你会看到改革无处不在，改革已经涉及几乎所有领域，农业，国企，金融，等等。但是，有两个领域，改革一直没有很好地展开，那就是教育和医疗健康业。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会更加关注教育。
我认为教育需要非常严肃和体系化的改革。我想以科技教育系统的人事制度的改革为例，稍微展开来讲。
李一诺：谢谢鲁白。我们还有15分钟，我还有一些保留的问题，但我要把时间给在座的各位。实际上这种讨论是很难得的，如果你想见到杨晓明，或者汪健，或者Steve，或者鲁白，通常需要等半年时间（笑）。所以我们把他们请到这里是很难得的。
杨晓明：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中美科研合作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什么。我认为重要的是理解，两个合作方的文化交流和寻找共同的目标诉求，这是最主要的。汪建：我要讲个故事。我还记得16年前我们建立了华大基因，我们试图加入人类基因组计划。然后我们得到了美国自然科学基金。我们到处申请资金，因为我们由政府启动，我们试图去国外申请一些经费。有个人问我们：你们在美国学习、研究20年，你们对全世界做了什么（贡献）？
我们无话可说，只是表示很遗憾，然后走掉了。现在已经过去16到17年了，我们终于可以说，嘿，我们可以一起做点事情，做点贡献。我们希望加入世界，做更多的事情，不仅为我们自己，不仅为中国，也为了整个世界。
杨青：不同的人对于创新体系及其阶段有不同的定义和理解，我来分享一下自己比较熟悉的框架，与您的定义不一定吻合。我认为中国是新兴市场国家，对中国的创新的观察，可以着重于理解，相对于过去，我们怎样基于国内资源，抓住全球的机会，开展国际合作。
杨晓明：像我们的疫苗（编者注：低成本乙型脑炎疫苗），对农村妇女的贡献是最大的。我们小的时候在西部，缺医少药，最有效的就是疫苗。农村妇女也是一样。比方说，普通的感染性疾病非常多，不光对她们的生命造成了威胁，家庭造成了威胁，也对新生的小孩造成了威胁。所以，这个疫苗普遍使用以后，对于改善或者提升农村妇女的生活质量和家庭的幸福作用很大。因为时间限制，我就不能用数字给大家说。
汪建：我有三个建议。第一个是保持身体健康，其次是有一个健康的小孩，不然的话就会一直很麻烦。最后一个是要远离难治的疾病。可能你们做到了这三点，你们的健康就会得到保障。
李一诺：我想汪建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也很好的回应了提问者的问题，那就是尽早预防，控制难治的疾病。谢谢提问的观众，也让我们一起感谢我们的嘉宾带给我们精彩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