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天，俞可平重返北京大学出任新组建的北大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讲席教授，并接替原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兼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担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一职14年之久的俞可平，并未到退休年龄自愿提出不做行政官员而到高校任教。俞可平请辞后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表示，“我一直希望能够辞去行政职务，回到大学做一个纯粹的教授”，“我有推动学术进步的强烈责任感”。
俞可平1985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政治学专业，获政治学博士学位，1987年毕业后在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任教，不久调入中共中央编译局，后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在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两个领域的学术影响力一直位列前茅。他曾发表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2006年12月28日，《北京日报》），引起海内外广泛反响。回到大学的俞可平将把研究重心从现实政治转向政治学基础理论和中国政治史。
我曾经写过数篇纪念文章，纪念逝去的友人或先贤。他们或是怀抱理想投身革命的忘年之交，或是学富五车满腹经纶的学界同仁。今天是我第一次撰文纪念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普通群众”，他既不是党员，更不是官员，是江南一个名叫花山村的普通农民。但于我而言，他有着特殊的意义，也特别值得纪念。他生不逢时。还是十多岁的孩子时，就被进村的日本鬼子虏走，强迫做随军马伕和苦役。
被日军抓走后的30多个日日夜夜，他一刻不忘逃生回家，却屡屡失败。在一个风高月黑的夜晚，这个孩子终于逃脱鬼子的魔掌，凭着惊人的毅力和强烈的回家欲望，在一位素昧平生的他乡同胞帮助下，一步一个脚印，硬是从100多里外的异乡，逃回了老家。这一个多月痛不欲生的折磨，给他留下了终身的疾病。他因此痛恨日本鬼子，以及那些帮助日本军欺凌他的汉奸和伪军。
他的儿子深知父亲对日本鬼子的切齿痛恨，当儿子成为学者后日本的一些大学曾多次邀请他访问讲学，但他始终没有接受。他想，去日本访问讲学会刺痛父亲的心。父亲看出了儿子的心思，他对儿子说：你不要因为考虑我的感受而拒绝去日本访问讲学，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你们应当更多考虑中日两国的关系和自己的学术事业。
一介农夫居然能够忘记个人的好恶，而想到国家的大局和年轻一代的事业。可见，“普通群众”的境界，未必见得比党员干部低！他过了80岁仍疾步如飞，每天坚持登山，还骑自行车上街。他的听力不好，有一次骑自行车出门时躲闪不及，被后面的汽车撞飞出好几米远。司机赶忙下车，扶老人起来，问他有否受伤，并说“我有急事要办，要不要先留下我的姓名地址并给你一些钱去医院看看？
”老人缓缓坐起身来，伸伸腿脚，觉得没有什么大事，便对司机说：没事，你赶快去办事吧。可到了第二天，老人便全身不适，子女们赶紧将他送进医院，他在医院治疗了十几天，花去了数千元，并且身体从此每况愈下。子女问：你记住那个撞人司机的电话没有？他答：我当时觉得身上无大碍，他又急着要去办事，所以没让他留下姓名电话。竟无半句怨言！
在“老人摔倒后要不要去扶他”成为全社会争议的话题时，居然还有这样一位老人，明明被人撞了，首先不是考虑自己是否受伤，而是考虑他人有急事要办！看来，即便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时候，真正的好人仍不失善心和诚信。
他对自己的不久人世有一种明确的预感。去世前的数个月，他召集5个子女及他们的所有家庭成员，讲了处理他身后事的几
个要求，其实也就是宣布了几条遗嘱。第一条是，身后事一切从简，决不允许搞时下农村中正流行的那些“装神弄鬼”的“道场”和“法事”，那是一整套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移风易俗”运动中被废除而在近年中又死灰复燃的传统殡葬仪式。当儿女们说，那样别人还以为我们做子女的不孝顺呢。他却坚持说：如果你们违背我的意愿搞这些我不喜欢的仪式，那才是真正的不孝。他对子女说，如果你们要热闹点，就出钱请村里人看场戏吧。
殡葬是农村中最重要的风俗之一，别说普通村民，就是其他人，有几个敢于冲破这些习俗啊？我想，不俗的农民，常常比庸俗的精英更加文明！
他还有一条遗嘱，是特地对刚从北京大学毕业去美国攻读生物学博士学位的孙女说的。他对孙女的要求是：万一我去世时你在美国，那就一定不要回来，学习更重要。好好学习，学成后回来报效祖国。
孙女听后颇为感动，事后对父母亲说：我在学校上政治课时也几乎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教导。其实，真正的爱国，常常不在说教！这个富有个性的普通农民，不是别人，就是我的父亲。他叫俞立才，是浙江诸暨花山村的一个农民。父亲生于农历1926年的腊月，按公历应是1927年元月29日，在2014年7月5日走完了他艰辛坎坷而又知足幸福的一生。说起父亲的名字，还有一个小故事。
小时候听奶奶说，父亲本来应该叫“立财”而非“立才”。因为他出生前后，适逢“江浙战争”爆发。一日，爷爷到河边的草丛躲避激烈的战火，居然意外地拣到了一只灌满银洋的战靴。这笔天上掉下来的钱财对一贫如洗的爷爷来说，来得太突然，也太容易，他便将刚出生的父亲取名为“立财”。我爷爷给爹爹起了这样一个名字，不知是为了纪念这笔“洋财”，还是希望儿子一生有财。
但“立财”这个名字对于文化人来说，显然太土太俗了点，父亲上学后先生便将其改为“立才”。一靴银洋来得容易去得也快，家里依然赤贫，父亲便从小就给村里的大户人家放牛，没有条件上学。我们村自然条件很好，有山有水，湖田涝了有山田，山田旱了有湖田，在方圆是出了名的富村，所谓“游遍天下，不如花山脚下”。
江浙在中国得近代风气之先，村里的富人在民国时期就捐资办了一所新式学校，还起了一个很洋气的校名：“时化小学”，村里的适龄儿童可免费上学。父亲放牛时，常去时化小学傍听。后来，爷爷看他如此爱学习，便在10多岁时送他进时化小学，父亲便断断续续读了3年小学。大概在1946年左右，父亲迎来了人生命运的第一个转折点，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浙江省立初级中学，数学和国文的成绩在全省名列前茅，是全省仅有的7个公费生之一。
但好景不长，父亲在杭州的省立初级中学读书不到半年，同学们惊讶地发现，他的肚子变得越来越大，像是有几个月身孕似的。原来父亲患了一种在家乡常见的疾病：血吸虫病。学校便决定让父亲休学治病。然而，对于赤贫的父亲来说，回家后哪有钱治病？爷爷便说，你不是读书的命，还是在家继续放牛干活吧。于是，父亲的命运再次改变，一切又都回到了原点。一身的聪明智慧，失去了最重要的施展舞台。
父亲后来到北京我家小住时，跟他在省立中学最要好的几位同学再次见面了，这些昔日的同学后来大多成了著名的专家学者。他们异口同声地对我说：你父亲绝顶聪明，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同学们没有一个不服他，要是不生病休学，成就必定在我们之上。尽管这或许是功成名就的叔叔阿姨们对布衣一生的父亲的宽慰之语，但我听后还是非常欣慰。1949年家乡解放，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建立。
父亲出身贫农，又念过几年小学，还在省立中学上过半年学，这在当时是我党最为依重的农村新生力量。因此，他被委以重任，担任村农会的重要干部。不久，他的血吸虫病也得到了免费的治疗。父亲切身体会到了翻身作主人的感觉，他也终身怀有对共产党的感恩之情。他以百倍的热情投入到了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之中，无论在“土改”、“合作化”，还是在“四清”运动中，他都站在前列，是农会里的年轻骨干和上级党组织的重点培养对象。
然而，正当他热情真诚地投身于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时，命运再次作弄了他。作为村里的主要干部，他的重要职责是开展本村的阶级斗争，批斗和改造地主富农。但父亲的阶级觉悟似乎从来没有真正提高过，他没有打内心去痛恨村里被打倒的那些地主富农。后来他曾经对我说，他觉得有些地主富农并不坏，当年对他们这些长工和放牛娃都很好。
因此，每次政治运动要划清阶级界线和批斗“地富反坏右”这些“黑五类”时，他不但不积极，而且还常常为这些“阶级敌人”说些好话。父亲的生前挚友中，也确实有好几位是本村地主的子女，他们因为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大都到城市工作。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这些地主子女的工作单位，多半都会派人到村里找当年的农会干部了解家庭情况，父亲照例给他们说了不少好话。
在这种情况下，组织上觉得父亲的政治立场不够坚定，够不上党员干部的标准。父亲不仅始终未能成为中共正式党员，而且在“文革”前又从农村干部变成了一名“普通群众”。父亲虽是个地道的农民，但在当时的农村，他也算是一个众望所归的“知识分子”了。在不做村干部后，他仍担任过粮站助理员、代课老师、生产队会计等职务。在解放前，我们家还是村里的族长之一。这种双重身份，使父亲成了村里的“乡贤”，享有崇高的威望。
村里的公事私事，一旦遇到难题，常常会邀请他出面协调解决。然而，由于长期疾病缠身，不能做重体力活，他倒反而从来没有成为一天挣10个工分的“劳动力”。改革开放前在我们老家，不能每天挣10个工分的男子，常常称不上是真正的农民。从这个意义上说，父亲又不是一个典型的农民。在这方面，他还不如做儿子的我。我17岁就成了生产队干部，一个十足的农村青壮劳动力。
父亲原先是一位典型的旧式家长，但到了晚年，他身上发生了许多戏剧性的变化，旧式家长的作风荡然无存。他开始主动地体恤关爱母亲，也开始倾听并尊重母亲及子女们的意见。这种转变使得父亲变得更加宽厚，他成了一位“文明”的老人，由“严父”变成了“慈父”。不仅儿女们敬重他，孙子孙女们也都喜欢他。父亲一生充满好奇心，也一生好学。最新款的手机到了他手中，不出半天他便会将常用功能搞得清清楚楚。
去世前的那年，我送他一个iPad，他更是爱不释手。父亲的好奇与好学，助他从一个旧式家长变成了一个新式农民，这是父亲晚年得以安享天伦之乐的重要原因。
父亲离开我们快一年了，每当我怀念父亲的一生时，除了感恩父爱，总有许多的感悟。我常常感慨，个人的命运是时代命运的一部分，“普通群众”常常不普通，不俗的农民比庸俗的权贵更可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