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偶模型来源于传统的微观经济学决策论，该模型认为个体会通过制定经济理性的决定使其达尔文适合度最大化。理性选择表现出规律性，其中当存在其他选择方案时，对各种选择的偏好强度呈现出稳定性。研究人员利用人工模拟的3种吸引力和速率存在差异的雄泡蟾声音，对雌泡蟾的择偶规律进行了分析。
在二元择偶实验中，雌泡蟾更偏好声音B，而不是声音A；然而，在加引入次一级的诱导声音C之后，雌泡蟾的偏好发生了逆转，它们更偏好声音A而不是B。这一结果表明，在择偶过程中，配偶的相对比较法并非不会受到次一级选择的影响，因此不能用当前性选择理论中使用的理性选择模型解释这一过程。
进化论和传统决策论紧密相连，从满意或受益的角度来说，后者可以通过假设个人决策产生的结果是否会让选择者的主观利益最大化，来预测消费者的行为。理智的人会遵照简单的数学传递性公理（如果A>B，且B>C，那么A>C）和规律（如不存在C时A >B,那么存在C时A >B）作选择。理性模型的简单特征是直观上的吸引力；然而，这些模型在预测真实行为时有多大价值，近期却存在大量争论。
人类行为常常和理性选择模式的预测结果相背离，个人似乎会不顾及结果的重要性，作出次一级的选择。众所周知的一个违反常规的例子是“诱饵效应”。例如，在购买一辆二手车时，买主通常会考虑低价和省油两个因素。假设有两辆车可选：A车价格更高，更节能；而B车价格低，耗油多。买主觉得低价比节能更重要，所以决定选择B车。此时，卖家提起还有第三种选择方案即C车，该车同样节能，但比A车和B车价格均更高。
尽管买主对这辆价格更高的车并不感兴趣，但他们仍然会重新考虑选择对象。让卖家高兴的是，买主最后选择了A车，花更多钱选择了能效更高的汽车。这种非理性行为即是由诱饵效应导致的。
择偶是动物做出的最重要选择之一。在很多物种中，这些关键决策出现在动态的社会环境中（如求偶场），存在很多潜在的择偶对象和复杂特征。和人类消费者的利益最大化相比，研究人员期待动物可以通过理性择偶，使达尔文适合度（衡量一个个体存活和繁殖成功机会的尺度）最大化。作为性选择理论的核心，偏好函数概念假设，择偶规律会遵循规范化的理性。
然而，已有的少量实证研究结果已经证明，这种假设要么具有不确定性，要么并不排斥传递性公理和规律。因此，利和赖安设计了一项研究，试图通过诱饵范式解决正则性公理的问题。研究人员假设，雌性动物会展示出类似于在人类中经常观察到的诱饵效应，那么选择A还是B的可能性就取决于是否存在第三个刺激物C【P（A|B）≠ P（A|B，C）】。此次择偶行为的研究对象是泡蟾，相关研究已经持续了30余年。
雄泡蟾会形成类似求偶场的聚会，并发出广告宣传式的叫声吸引配偶。而雌泡蟾总会一成不变地对模仿雄蟾叫声的扬声器声音作出强烈的回应。雌蟾通常青睐那些“静态”的声音特征，如较低的主频率和更长的持续时间，这两个特征通常是稳定的；它们还偏好速率更快的叫声，这种速率根据社会环境呈动态变化。
在这项研究中，潜在的配偶分别由3种声音刺激物（A、B、C）来代替，可供雌泡蟾选择的声音特征有两种：1）静态的吸引力（维度1）；2）声音速率（维度2）。这些特征的主观价值均由对78只雌泡蟾的实际偏好检测结果来决定，在诱饵实验开始之前，同一批雌泡蟾曾被用于完成初步选择试验。
为了代表静态吸引变量，研究人员从此前的实验中选择了3种自然界雄泡蟾的声音，来呈现此项研究群体中的多维度声学变量。同时，静态吸引和声音速率被合成了第三种人工诱导声音C。研究人员检测了雌泡蟾对每对声音【（A，B）（A，C）（B，C）】的相对偏好程度。基于其他诱饵实验中的妥协效应，研究人员预测，当诱导声音C存在时，和更有价值的声音（对比声音）相较，雌泡蟾对价值居中的声音A（目标声音）相对偏好程度会增加。
在实验1中，研究人员通过40只雌泡蟾反复对4项选择进行了测试，利用分组扬声器配置，让雌蟾在三元试验中选择诱导方案。实验2和实验1类似，其中一个重要例外是在三元实验中，诱导声音直接来自雌蟾出发位置上方的扬声器，雌蟾可以感知到该声音，但却不能接近它。这种不可触及的诱饵的影响作用即幻影诱饵效应，它已经表现出偏好会向不对称的目标转化的倾向；因此这该预测结果和实验1相同。
这种实验设计还可以避免由扬声器的相对空间位置带来的潜在复杂性，比如偏好中间位置的雄泡蟾。80只雌泡蟾均进行了二元（A，B）和三元（在C存在的前提下，在A、B之前选择）选择。其中50只雌蟾还进行了另外两项二元测试【（A，C）和（B，C）】，来验证（实验2中）声音C在选择中的劣势地位。
两项实验结果一致。正如对三种刺激声音的各自特征所预测的那样，在所有实验中，声音C（诱饵）的偏好度均低于声音A和B。在所有二元测试中，更受雌泡蟾欢迎的是速率更快的声音（维度2）。在三元测试中，当存在诱导声音时，雌泡蟾明显更倾向于选择目标声音A。在上述两项实验中，雌泡蟾会因为不相关选择条件的存在，而颠倒其选择对象，这违反了源自决策论择偶模型的一个重要假设。
在决策论中，预测是以对个体行为的预期结果为基础，并没有根据潜在的认知过程进行假设。考虑到此次研究结果和在人类消费者中观察到的系统性偏差的相似程度，择偶模型或者可以受益于行为经济学的见解，即利用诸如感觉偏差或有限的认知来源等心理概念来解释非理性选择。然而经济学理性的概念并不能解释参照物依赖，后者在快速比较评价中是知觉系统所固有的。
在复杂的社交情况中，如青蛙合唱时，理性决策可能会耗费时间，从而致使失去交配机会，或是存在进一步暴露在捕食者面前的风险。因此，当存在极端的选择方案或是在不确定的环境中时，决策规则可能会包括规避损失、将低错误风险等。这可能会导致男性特征选择稳定化，并保持基因多样性。此外，正如人类消费者易受销售者操作影响一样，依赖背景的择偶方式可能会让雌蟾易于受到雄性竞争行为的诱惑，例如，当雄蟾是距离它们最近的选择时。
尽管很明确，雌蟾择偶模式和传统性淘汰模式预测的一贯价值并不一致，然而却尚不清楚完全规范的理性是否可以和最优进化适应性兼容。需要进一步验证来判断在适应性最大化的背景下，诱饵效应揭示的矛盾是否是次一级的选择方案。不同社会背景中雌蟾择偶的变化可能反映了对其他信息来源的适应性，导致更加复杂、但却可以预测的选择模式。
越来越多实证证据表明，科研人员对支配择偶的决策规则缺乏清晰连贯的了解。理性选择模型已被证明适用于静态或其他简单的选择场景，然而对于准确预测动态社交求偶场中雌蟾择偶时如何选择雄性特征，该模式却并不充分。未来进一步阐明复杂、可以预测的择偶模式，有望在性别选择的决策演化、共同进化等过程中形成有价值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