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夏天都有这么个时候，炎炎暑意不再意味着尽情享受户外运动的乐趣，而是像一身消不下的痱子般恼人。纽约客们纷纷涌向冰酒吧，连日本白领们也脱下西装，换上了夏威夷花衬衫。而在华盛顿特区，天气是如此潮热，甚至连晴天也似乎能拧出水来。
因此，自然而然地，当我听闻菲尔·伯顿（Phil Broughton）——一位曾在阿蒙森-斯科特南极站工作的辐射防护物理学家的故事时，吸引我的一半是故事发生地冰天雪地的环境，一半是故事本身。
在北半球白昼漫漫的酷暑时节，南极点附近的最低温却会降到零下七十摄氏度以下，而且正值暗无天日的极夜。每个冬天，南极点科考站的几十位工作人员都将在完全的与世隔绝中度过九个月时间。在气温“回暖”到零下45摄氏度前，飞机都无法进出南极点，否则燃料可能会结冰，导致引擎报废。
为了让工作人员们撑过这九个月时间，管理南极科考站的公司会提前准备好一商店的物资，这其中包括大量的酒精。毕竟，谁不会在和同事一起度过暗无天日的九个月前囤积充足的烈酒储备呢？在标准的烈酒和啤酒库存之外，一些“越冬人员”还会在允许携带的50公斤个人物品里带上点特别的货色。
伯顿在南极的闲暇时光主要用在了和家人在线聊天，以及之前的工作人员留下的影碟和书籍上。科考站还有一张台球桌，几件生锈的乐器，和一个样样通样样松的健身房。偶尔，他们也会靠作死来打发时间，比如裸体（只穿鞋子）从90摄氏度的高温桑拿浴室径直冲向南极点（伯顿干过两次）。
然而，住在这个几乎是地球版外太空殖民地的地方，有个重大问题：无尽的长冬很快使人萎靡不振，对伯顿的一些同事来说，还带来了抑郁和酗酒。作为科考站的志愿常驻调酒师，他亲自见证了在“广袤死地”生活的丑陋一面。
南极大陆是一片高海拔的广袤荒漠，并且是地球上最干燥的地区之一。要想在冰面徒步走上两公里，你就得全副武装，穿上保暖内衣和特制的防风大衣。伯顿说，虽然他一直受不了常年干燥龟裂的皮肤，但他最终还是适应了寒冷本身。一群百无聊赖、无处可去，还冻得要命的人聚在一起时，自然会办起酒吧。
“南纬90俱乐部”是间简朴的木板房，墙上有个与室外联通的洞；酒保们会把野格力娇酒存放在那里冷冻。大量啤酒、葡萄酒和烈酒会和越冬工作人员们一起到来；人们祈祷这些酒能撑上九个月时间。伯顿说，他去之前那年的团队早早就把啤酒和葡萄酒喝完了。
工作人员们会成为至交好友，然后把所有能聊的话题通通聊光。“到了年底，你差不多已经摸清楚了每个人的家底，”他说，“想不知道都不行。”留在本土的同事们常常会来电话，但他们往往会忘记，电话另一端的人正被困在一片冰天雪地的冻土上。
最终，本身就容易更患上季节性情绪失调的工作人员们纷纷中招。黑暗和寒冷会造成嗜睡和记忆问题，随着时间流逝，一些越冬工作人员变得终日昏昏欲睡、找不着北。总有几个人滴酒不沾，还有不少人只是浅尝辄止，但对于一些人来说，酒精成为了他们的避难所。
伯顿听说，在他被派往南极后的第二年，科考站的管理层试图要求越冬工作人员少喝点酒，但正如你我所料，他们的努力并不怎么成功。不过管理层的确成功降低了吸烟率——采用的办法是要求在宿舍附近吸烟的人到室外去抽。
然而，伯顿告诉我，他每天都会想起南极，如果有机会的话，他还会回去的。而且他仍然会选择极夜，而不是长达五个月、太阳永不下山的极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