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感人的电影场景，眼泪突然就从眼眶满溢；拥抱许久不见的恋人，不由自主地就傻笑起来；遭到不公正的对待，便怒气翻腾地咬紧了牙关……是什么赋予了我们多样的情绪？在最近上映的皮克斯动画电影《头脑特工队》（Inside Out）里，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五位性格各异“情绪特工”。
在电影主人公、11岁的小女孩莱莉脑中，活泼开朗的“乐乐”（Joy），阴郁消沉的“忧忧”（Sadness），脾气火爆的“怒怒”（anger），胆小易惊的“怕怕”（fear），和一脸嫌恶的“厌厌”（disgust）操纵着她的情绪反应。他们陪伴着莱莉成长，塑造着她的个性。
通过精致的编排和喜剧性的展现，《头脑特工队》叙述了一个动人的成长故事，并在其中融入了一些神经科学的基础原理。这使不少神经学家都撰写博客，对这部好作品进行点评。然而，我们的大脑中并不存在这样一个熙攘的“笛卡尔剧场”——五颜六色的头脑特工，功能华丽的行为控制台，简单对应某种情绪的记忆光球，都并不是我们每时每刻面对的现实。我们对情绪的所有感受和应对，都由我们自己决定。
而且，我们需要处理的状况，远比乐乐、忧忧她们所经历的复杂得多。当同伴给你递来香口胶，你抽出一条却发现上面趴着只“蟑螂”，那一瞬间你会感觉到什么？——既不是喜悦恐惧，也不是愤怒悲伤或厌恶，而是惊讶。我们很容易发现，电影呈现的“脑内小剧场”是一个简化了的情绪系统。
在现实中，我们的情绪更加丰富多样——从生物学角度来看，“情绪”有两大组成部分：一是特异性的物理感受，常被称作“情感”；二是有意识性的感觉，常简称为“感觉”。
普遍的观点认为，感觉主要由大脑新皮层（尤其是前额叶）来控制，而情感是比较原始的生理反应，往往不需要意识的主动参与，而主要由大脑新皮层之下的结构负责处理。光看“感觉”部分，我们就能体会情绪有多么丰富多彩。
基本的感觉就有8种：喜悦、接受、恐惧、惊讶、悲伤、厌恶、愤怒、期待。而这之下，惊讶和恐惧带来敬畏，惊讶和悲伤带来失望，悲伤和自我厌恶带来懊悔，愤怒和厌恶带来轻蔑，愤怒和期待带来侵略性，喜悦和期待带来乐观，喜悦和接受带来爱，恐惧和接受带来服从……
所有情绪，都是重要的。我们很自然地将它们分成“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对喜悦和快乐趋之若鹜，而面对悲伤、愤怒、恐惧、厌恶等情绪，则想要全力逃离。但事实上，不管是“正性”还是“负性”的情绪，对人们的生存都是必不可少的——甚至有时候，“负性”情绪的地位更加重要。
科学界常常使用“情绪面孔”来诱发不同的情绪感受。
研究者发现，快乐和悲伤的面孔常被当做“无威胁刺激”，它们会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到这副面孔或者面前这个人本身上。而恐惧和愤怒的面孔常常作为“威胁刺激”，通常会使我们将注意力转移到四周（确认环境中是否存在威胁因素）或者我们自己（确认我们是否成为了面前这个人的威胁）。一些早期的研究证实，人们识别象征这威胁刺激的面孔，要远比识别非威胁刺激的面孔快得多。
这些结果提示了愤怒和恐惧等情绪的重要性——它们直接关系到人类是否能够迅速探测到环境中的威胁，从而做出“战斗或逃跑”的反应增加生存概率。毫无疑问，在一头饥饿的狮子向己方靠近时，能迅速从同伴的恐惧表情中了解事态并做出反应的人更可能活下来。对情绪的识别和判断，是人类重要的生存技能。
悲伤也一样。在《头脑特工队》里，作为领袖的“乐乐”最终明白，在某些特殊时刻，忧忧比自己的作用更大。
这是因为悲伤情绪能带来另一种与团队凝聚力最为相关的情绪——共情（empathy）。早在1988年，美国心理学家吉姆·富尔茨（Jim Fultz）就在实验中发现，大学生的同情心和悲伤情绪有着强烈的关联。2011年，加拿大心理学家班德斯特拉（N. F. Bandstra）也在研究120名1-3岁的儿童观看视频的反应时发现，这些孩子会更容易对悲伤的刺激表现出沮丧情绪。
我们常说“患难见真情”，一个人在遭受痛苦或者逆境时流露出的悲伤情绪，更容易激发旁观者的同情心。我们悲伤流泪，不仅仅是对自己情感的宣泄，也是在对同伴发出一种求援信号，希望得到同伴的理解和支持。在人际纽带的建立上，分担悲伤与分享快乐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
每种情绪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适当地表达自己的情绪也有利于我们更健康地生活。但与此同时，我们又不得不谨慎对待每一种情绪的爆发，使它们协调地建设我们的生活，而非打乱它。管理情绪，从控制身体开始。也许你没有上过专门的课程去学习如何当自己的“头脑特工”去协调各种情绪，但回头看看，你会发现自己在多数情况下都做得不错。尽管没有绚丽的“控制台”，我们还是有自己的方法来控制情绪。
1884年，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丹麦心理学家卡尔·朗格（Carl Lange）分别独立提出了James-Lange理论，指出是物理感受（情感）催生了感觉——生气是因为我们颤抖，恐惧是因为我们战栗，伤心是因为我们哭泣。这个理论认为，如果我们停止哭泣，悲伤就会逐渐减轻。
2009年，美国研究者约书亚·戴维斯（Joshua Ian Davis）的研究似乎支持了詹姆斯的观点。在研究中，戴维斯让志愿者观看带有不同情绪的视频——呈现正性情绪的《美国搞笑家庭视频》，呈现负性情绪的《恐怖元素》，和中性的纪录片片段。研究者要求一部分志愿者在观看时尽量减少面部动作，而对另一部分志愿者不作要求。
在看完视频后，研究者记录下志愿者们自主报告的情绪状态，发现被要求克制面部动作的人，感受到的情绪要显著更低，对负性情绪和中性情绪的感受尤其如此。这意味着，抑制面部表情会降低我们对情绪的体验。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的确无师自通地使用着这样的方法来克制自己情绪：利用咧嘴笑来中和满腔无奈，通过深呼吸来平复将要爆发的怒气，不胜枚举。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去控制情绪的生理反应，我们就能够对不同的情绪收放自如。
情绪产生的前提是脑对环境的评估，同样的刺激可能得到不同的“诠释”。神经生物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提出，我们所谓的情感状态，实际上主要是大脑构建出来，用以诠释身体反应的一个“故事”。换言之，是大脑对环境的评估结果，决定了被激发的情绪是什么。因此，改变对特定事物的看法，我们也就能够改变之相对应的情绪。那段曾让你既悲且恨的初恋，会在大脑的评估变为“释怀”后变得不再负面。
某次当时因自觉占理而向友人爆发的愤怒，也可能在反思之后转为愧疚。
我们都是自己的“头脑特工”。每一种情绪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的变化和我们的经历、知识、身体状态息息相关，塑造着我们每一个独一无二的成长经历。我们的每一次情绪爆发都受到了之前相似经历的影响，也必然会对此后的经历打上烙印。在生活中，我们无时不刻不充当着自己的“头脑特工”，评估、感受、调整、控制着各种各样的情绪。
而伴随我们成长的情绪们，也反过来体现着我们最真实的性格，成为了“我”这个词的最形象定义。善待它们，也正是善待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