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天最火的科学新闻，毫无疑问是中国科学家屠呦呦与日本、爱尔兰两位科学家共同分享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由此实现了中国大陆研究者在诺贝尔科学奖项上零的突破。一夜之间，不管是科学媒体还是大众媒体，都用尽浑身解数为读者们讲解“疟疾”“青蒿素”“屠呦呦”这些听起来很陌生的名词。
作为一个小字辈的生物学研究者，我个人还是很高兴看到这样的讨论。毕竟，在我们热热闹闹地谈论股市涨涨跌跌、明星分分合合、好声音谁上谁下的时候，能留出一点点时间和敬意给科学家和他们的工作——不管是为了出于好奇探索人类知识的前沿，还是为了治病救人创造人类的幸福——都不是什么坏事。
毫不意外，伴随着青蒿素获奖的消息越传越广，我也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总结与思考。此前，大陆科学家年年缺席诺奖，在新闻报道的最后，总是免不了几句对大陆教育体制和科研环境的批判和调侃。今年呢，大约因为获奖名单里终于有了位来自大陆的科学家，这些总结和思考少了点批判态度，倒多了点“总结经验教训”的味道。
比如有人从体制的高度总结成功的经验：青蒿素的发现，肇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为越南战场寻找抗疟疾药物的“523”任务，高度依赖于“文革”中对全国科研人员和资源的有效动员，因此是科研“举国体制”的胜利，有必要在新时期进一步发扬光大。
也有中医药的支持者总结道：青蒿素的发现，得益于对中药典籍和民间验方中记录的抗疟疾草药的大规模筛选，这项工作是传统医学的重大成就，中华传统医学需要得到更好地传承和发扬。
更有大量的文章，看到了屠呦呦长期得不到国内体制的认可、没有获得过国内科学大奖、没有院士头衔，因此提出了对国内科学评价体制和院士制度的反思和批判。
总结一下上述林林总总的经验教训，读者可能很容易得到一个很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简单解决方案：发扬举国体制、开发中药资源、网络投票按贡献选院士，中国的医药事业就会有革命性的进步了。甚至说的更长久一点，也许困扰国人的许多医药相关的问题，可能也就迎刃而解了。
其实在我看来，从这些所谓的“经验教训”中，隐隐能看到一种追忆往昔岁月的怀旧色彩。可能更多抒发的，是人们对当下中国许多问题的不满。
我不喜欢这种怀旧式的经验总结，首要原因就是它太情绪化，甚至有些思维懒惰。比如说“举国体制”，咱们这些在国内接受教育的人，思维里很难说没有“举国体制”优越性的烙印。课本里言之凿凿的说“社会主义的优势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奥运金牌的辉煌更是验证了举国体制在体育界的巨大成功。
因此在屠呦呦获奖后，中医科学研究院院长张伯礼在贺信中直截了当地将其归功于“举国体制、针对中医药工作全国一盘棋取得的胜利”，听起来似乎顺理成章。但对这一点，请恕我不敢苟同。没错，发现青蒿素的时代背景当然是举国动员的科研体制，但是不是举国动员的体制就是医药开发的必经之路，或者至少是终南捷径呢？
我们看到，尽管1987年拿到中国第一张新药证书的青蒿素有着极其重要的公共卫生意义，但是新中国前五十年的新药开发工作，不管是纵向还是横向比较都乏善可陈。纵向比，过去五年国内获批上市的1.1类新药（即从未在世界任何国家上市的全新化学结构）就有十个，来自数家本土医药企业。横向比，从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美国每年批准上市的新药都在20个上下，最多的年份甚至达到40～50个。
基于这些数字，很难让人接受举国体制是进行药物研发或者广义科学研究的最佳制度选择。甚至，我们可以“不怀好意”地揣测，没有建国后屡次政治运动对正常学术活动的破坏，没有政治挂帅的举国科研体制，也许新中国的科学成就会比青蒿素更加令人神往。历史固然不容假设，但是这中间蕴含的可能性却是意味深长。
这种经验教训的总结里面，还有些非黑即白的简单化倾向。比如说传统医学的价值吧。
我想谁也不能否认，青蒿素的发现，的的确确借鉴了传统医学的观察和经验。最初的全国抗疟疾药物筛查就以古代医书药典以及民间流传的抗疟单方为大致范围，而后屠呦呦利用乙醚提纯青蒿素的灵感也确实来自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不同寻常的青蒿处理方法。但同时还需要明确的是，青蒿素的发现、提纯、临床应用和其后不断的改进，从方法论角度已经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医学，而更多借鉴了现代科学的思想和方法。
比如说，青蒿素药物本身是一种化学结构明确、有效成分可知的化学药物，在应用于临床之前也首先在体外和动物试验中确认了它抵抗疟原虫的功效，这已经和传统医学对青蒿这种植物材料的利用方法大相异趣。而在青蒿素结构基础上陆续开发的蒿甲醚、双氢青蒿素等目前临床应用更为广泛的药物，更是基于现代化学方法而非传统医学而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青蒿素的发现，是“受传统医学启发而创造出”的新药（引自诺奖委员会答记者问），是用现代科学方法审视和提炼传统医学经验所结出的硕果。但是，这样比较“复杂”的总结，显然没有直截了当讲“青蒿素获奖是对中医的肯定”“中医药对人类作出的新贡献”来得爽快，来得更有民族自信，来得更符合老百姓对中医中药长期积累的信任感。
其实最让人感慨的，是这些天媒体铺天盖地对国内科学评价制度和院士制度的批判和反思。老实说，国内科学评价制度和院士制度的问题由来已久，科学评奖和入选院士受到非学术因素干扰、拉关系小圈子现象严重、院士头衔和行政资源挂钩等等，这些都是明明白白的问题。而没有院士头衔的屠呦呦摘得诺奖，只不过是又一次给媒体和群众们提供了最新鲜的弹药、最抓眼球的时机而已。
我想说的是，这种热议的背后，是不是也带着点过分简单化和情绪化的倾向？诚然，青蒿素的发现没有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这个名义上的中国科学研究的最高级别奖项——不过，历数近年来的一等奖获得者，尽管也有充满争议的例子，但也有像铁基超导、《中国植物志》、澄江动物群和寒武纪大爆发等响当当的世界级成果。
诚然，屠呦呦本人屡次落选中科院院士（这个名单里还包括其他为公众熟知的科学家如袁隆平、李爱珍、饶毅等等），但是近年来，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入选名单里，也仍然有诸如施一公、潘建伟、薛其坤这样做出世界级发现的科学家。有屠呦呦这样的遗珠未能得到科学界足够的认可，固然值得我们反思并改进，但也不应该因此而简单认定制度一无是处。
此外，我还想说句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话，科学评价体系也罢、院士遴选制度也罢，本质上都应该交给科学共同体去执行、去完善。用行政力量和“关系”的力量去扭曲，必然是误入歧途，靠大众舆论去影响，也将会南辕北辙。特别对于可能一时半会儿看不到具体应用价值的基础研究而言，法拉第所言“一个初生的婴儿有什么用”的辩护言犹在耳，对“奇技淫巧”“马尾巴的功能”的批判却仍然昭昭在目。
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也作为一个受惠于百年来工业和技术革命之成就的年轻人，我更希望科学研究回归好奇心、回归责任感、回归简单和纯粹。
小时候我是铁杆“红迷”，因此还记得鲁迅先生有句名言评说《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我一向觉得，按照鲁迅的性情，这句话与其说是在赞美《红楼梦》的深刻内涵，倒不如理解成是讽刺当年的文化人对原本美好的一部文学作品的过度解读，和一种带着点“各取所需”倾向的总结和思考。
在屠呦呦实现诺奖零突破的历史性时刻里，我倒是觉得，不如借此机会给在俗世中讨生活的我们自己一点点时间，了解一点科学家们的生活，接触一点科学研究的秘密，享受一点科学发现的美好。对于所有科学工作者来说，屠呦呦获奖自然是一种激励，因为它意味着承认可以迟到，但是不会永远缺席。
但是我想，对于所有为自己的好奇心和人类的幸福工作着的人们来说，相比起屠呦呦想到利用乙醚提纯青蒿素时的灵光一闪，相比起借助青蒿素的力量战胜疟疾的千百万生灵，一块小小奖牌的价值，其实又何足挂齿？
哦，对了，鲁迅先生的话也许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毕竟古代中国留给我们的可称得上美好的小说太少太少了，所以一部八十回的《红楼梦》，才成就了百年红学的热热闹闹。
我很乐观，人类在探索自然奥秘的道路上会走得步伐坚定，不会为这所有的赞美或反思、批判或总结所干扰。正如古诗所云：“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我相信，纷纷扰扰的争议无妨科学之进步。我也相信，我们这个国家，会出现越来越多优秀的科学家，做出越来越多优美和重要的科学发现，同时伴随着科学共同体、科学研究体制，乃至整个国家的进步。
可能到那个时候，也许我们就真的可以放下诺奖这个话题，不用在一块诺奖奖牌上不停地总结和消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