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东谈诺奖：我们来了，我们还会经常再来
知识分子
2015-10-14
文｜王晓东（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
作者简介：
王晓东，1949年以后出生于中国大陆的华人科学家中，首位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者。1996年，他发现线粒体释放细胞色素C介导细胞凋亡现象，由此发现了细胞凋亡的分子机理，揭示出线粒体在提供能量之外的第二个功能。除此，他还是第一位在世界权威教科书《分子细胞生物学》中独立撰写一章的华人科学家。2004年起，王晓东参与创办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2010年全时回国。他领导的研究所目前已成为世界一流研究所。
人活着，最困惑的无外乎“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两大问题。有宗教情结的朋友这时会指出，答案在他们那里、而不在科学中。因为科学有局限。而我则会说：“其实，我们科学界也有实实在在的答案。我们不光能对这两个问题给出解释，还知道你来这儿干什么。”答案就在我们现代生物学的两项伟大发现里：一个是DNA双螺旋结构；另一个是遗传密码的解析。
我们都知道，双螺旋结构是沃森（James Watson）和克里克（Francis Crick）1953年提出的。而关于遗传密码的解析人，则并非人人都耳熟能详，贡献最多的是尼伦伯格（Marshall Warren Nirenberg），补漏的则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印度裔化学家科拉纳（Har Gobind Khorana）。尼伦伯格解出第一个遗传密码时也就34岁，和克里克提出DNA结构时年纪相同。
而沃森当时还不到30岁。
DNA的双链结构清清楚楚地告诉世人“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们所有的生命信息都在每条链的碱基序列里，一条从父亲来，一条从母亲来。然后，如果我们有幸找到了生命中的另一半，我们的生命信息要和她／他的DNA链配对到子女那儿去。而遗传密码则让我们活在当下。那些存在于DNA序列中的信息，通过密码翻译，成为表现生命活动的蛋白质。
所以，我们地球上的生命，从古至今，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中游的，动物、植物，以及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包括我现在脑子想着、手指动着、眼睛看着屏幕写着这篇文章，归根结底都是由蛋白质来实现的。
所以说，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意义，无论如何赞美也许都不为过。但它发现的过程，则很难说是科学史上的光彩一页。为了“谁的贡献大”这一问题，沃森和克里克打得不可开交，以致几十年不相往来。（由此看来，我们华人中的杨振宁／李政道之争，也不能归罪于我们自己所谓的民族“劣根性”。）直到克里克离世前几年，两人才冰释前嫌。几十年后两人第一次同台亮相，那天我刚好在场，心情着实激动了一把。
在我们后人看来，由于双方的科学训练背景不同，两人的贡献应该是独特和不能互相替代的。沃森有遗传学背景，使他对碱基配对敏感；而克里克的物理学背景，则使他在看了沃森从伦敦回剑桥的火车上画下的、富兰克林拍照的DNA的X光片记忆图后，马上意识到DNA是一个“双螺旋”。
在DNA结构发表9年后，沃森和克里克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了诺贝尔奖。同时获奖的还有维尔金斯——这位老兄就是富兰克林的老板，背着富兰克林给沃森看她拍的DNA的X光片。而富兰克林，则在他们得奖前四年，因卵巢癌在37岁的芳龄就去世了。富兰克林患病的原因，被怀疑与受到过多的X光辐射有关。
从这个过程来看，按说沃森和克里克得奖，两人心中多少该有点愧疚吧？至少应该感到庆幸才对。
那么，两人为何又因在如此简单的一个结构模型的搭建中谁贡献得多而起纷争呢？关于这一点，其实我可以理解——尽管人类社会用货币来作为劳动贡献的统一衡量标准有上千年历史了，可科学家对自己的劳动贡献的理解还处在以物换物阶段。而以物换物的问题在于，人们会自然地认为“自己的物”比“别人认为的”更有价值。而多数科学家穷其一生，能拿出来“换”的“物”也就那么一两件。
以至于到了“诺奖级”——亦即跟任何人换啥都行的地步——则“谁做的”“做了啥”的问题之争，就成“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了。
几天前，屠呦呦女士，因从中国传统中药中发现治疗疟疾的青蒿素（artemisinin)，获得了中国本土第一个原汁原味的诺贝尔科学奖。同时也是全球华人获得的第一个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青蒿素的发现，拯救了无数疟疾患者的生命。因此，尽管青蒿素的发现距今已四十余年，如今荣获诺奖，可谓实至名归。
这本是一件喜大普奔的事情，但在媒体报道中，除了一众不相干的人踩破了屠女士家的门槛，以及一个由中国科协举办的、有饶毅和施一公等人发言的座谈会之外，在笔者看来，各方反应竟是意外的平淡。从媒体陆续刊发的文章中，我们也看到对此事的不同评价。争论较多的问题，有一个是“谁是屠得奖的推手”，有说是苏新专研究员和路易斯·米勒教授的，也有说是饶毅的。
以致饶毅不得不公开声明自已不是什么奖的推手，只不过是2009年指导一位硕士研究生系统研究过青蒿素发现过程的科学史研究者而已。
这事儿确实也让人尴尬。国际大奖，尤其是诺奖，提名和评奖过程应是严格保密的，何来刚一得奖，就有“推手”主动站出来的？每一项诺奖的获得者限最多三人，本来就难摆平，就连推手们都要站出来，那不是添乱起哄吗？事实上，如前所述，诺奖史上鲜有得奖人贡献是清清爽爽、毫无争议的。
对于青蒿素的发现，具体到个人的贡献，情况就更加复杂。新药创制，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工程。从临床前的活性检验方法及疾病动物模型建立，候选化合物的确定，药代毒理、给药途径，直到药物的生产、临床试验药效副作用，整个过程下来，没有一个在方方面面都给力的团队是不可能成功的。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新药创制都有可能前功尽弃。
类比于体育项目，新药研发就是一个典型的大型集体项目，如足球赛。要赢得比赛，场上11位球员中的每一位都极其重要。更何况当时是“文革”时期，屠呦呦等人所承担的还是一个军工项目，研究人员不稳定且保密。这就像足球场上的球员不断被替换，有的球员还戴着面具出场，同时还没有详细的换人记录一样。这样一来，难怪几十年后，我们对这场比赛中谁做了什么会有多种不同的回忆和解读。
但有一点是清晰的。
在球赛进行到依然平局的下半场，一位球员接同伴妙传，连过对方三名防守队员，大力破门，最终以1：0为本队赢得比赛，立下奇功。那么，在发现青蒿素的这场足球赛中，这位得分的球员就是屠呦呦！
她从上百种民间治疟药方中（多数都不靠谱），在同事的前期工作和东晋葛洪古方的启发下，锁定青蒿，并富有创意地利用乙醚，在中性PH值条件下，首次并且可重复的在此植物中，抽提出了对动物疟疾模型有效的粗提物，跨越了这个科研项目最大的技术门槛。后面的“队友”，则找到了更富含青蒿素的药源，用化学分析手段得到了纯化的单一成分，分析了它的化学性质，解析了它的分子结构，并且在病人身上进行了有效的临床试验。
这些贡献，类似于球赛中把领先的比分保持到了终场。
而到了今年10月5日，我们突然被通知，那场比赛其实是世界杯的决赛！而我们的队长，在比赛中立下头功的屠呦呦，将代表她的队友，从瑞典国王手里接过科学研究的世界杯冠军的奖杯：诺贝尔奖。这个时候，她还将代表新中国，代表中国人民，代表全球华人告诉世界：我们来了！我们其实一直在努力。如今，我们证明了我们中国人也为人类的健康、减轻人类的病痛做出了重大贡献。我们既然来了，就会经常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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