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天，在福岛核泄漏事故四年后，一小群科学家在东京会面，探讨这起事故的致命后果。没有人死于辐射——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在上个月证实了这一点。就连福岛核电站的员工中，未来额外增加的癌症数量预期也低得无法检测，根本无法从背景的统计误差中区别出来。但是，约有1600人在疏散过程中丧生，一些科学家认为这一数字与这起事故相对较低的辐射水平是不成比例的。
流行病学家们用“随机死亡”一词来描述辐射和某些其他风险导致的死亡。统计数据是抽象的，无法与活生生的人对应起来，但这些“其他风险”带来的死亡却是实实在在的，而且都在短期内发生。
“可以说政府是慌了手脚，”我联系了费城福克斯蔡斯癌症中心的医疗物理学家莫罕·多斯（Mohan Doss）医生，他也出席了东京的这次会议。他在电话里告诉我，“当你疏散重症监护的病人时，你不可能把他们带到中学里还指望他们活下来。”事故后，临近医院的病人被紧急疏散。疏散的其他受害者还包括疗养院的病人。也有人自杀。“最后杀死人的不是辐射，而是对辐射的恐惧，”多斯医生说。
大多数放射性尘埃都被东风吹到了海里，剩下在陆地上被吹散了。如果被疏散的居民们留在了家里，在放射性最强的几个地区，四年间累积受到的辐射量大约是70毫西弗——大致相当于每年接受一次高分辨率全身诊断。但放射性这么强的地点并不多。根据多斯医生的计算，大多数居民本会遭受的辐射量比这小得多，约为每年4毫西弗，而普通人平均每年从自然界受到的辐射就有2.4毫西弗。
放射性尘埃和疏散带来的危害究竟孰大孰小，取决于“线性无阈值模型”是否正确——这个模型认为辐射无论剂量多小，都会对人体造成一定的伤害。目前世界辐射标准是基于这个假设而建的，但多斯医生是对这一假设的正确性有所怀疑的科学家之一。这些科学家认为，低于某一门槛的辐射是无害的，甚至可能有益——也就是长期以来都有争议的辐射激效现象。
最近，他和另外两位研究者，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海港医学中心的卡罗•马库斯（Carol S. Marcus）和桑迪亚国家实验室的马克•米勒（Mark L. Miller）联合向美国核能管理委员会请愿，要求修改有关辐射的法规，以避免对可能并不存在的威胁做出过度反应。这项请愿还在征集公众意见阶段，征求结束后，人们便需要对许多彼此矛盾的证据展开研究。
目前认为，暴露在1西弗的辐射下的人中，会有5%患上致命的癌症。根据线性无阈值模型，1毫西弗辐射量的风险是1西弗的千分之一——0.005%，也就是说会在十万人中造成5例致命的癌症。泄漏发生后，福岛核反应堆方圆20千米内被疏散的居民数量是20万人。疏散避免了每人平均16毫西弗的累计辐射量。这或许防止了160例癌症的发生，而这个数字是死于疏散过程的总人数的十分之一。
但这项估计是建立在现行标准无误的基础上的。如果低剂量辐射的危害比人们所认为的更低，这次泄漏可能根本不会导致癌症风险提高。不仅如此，辐射激效理论还认为，低剂量的辐射可以降低患癌的风险。生命是在有轻微放射性的环境下演化出来的，一些实验和动物研究也显示，暴露在低剂量的辐射下能会使人体释放出保护性的抗氧化剂，刺激免疫系统，原则上这对所有类型的癌症都可能有预防作用。
一直以来，对广岛和长崎原子弹幸存者的流行病学研究都有着两种解读，一些人将其视作支持激效理论的论据，而另一些人认为这些研究否定了激效理论。然而，由于有关辐射的法规认定不存在安全的辐射水平，低剂量辐射疗法不可能进行临床试验。
然而，一次意料之外的“实验”其实已经在30年前进行过了。在台湾，居住有10000人的200栋建筑物所使用的钢材被放射性钴污染了，使得居民们暴露在了平均每年10.5毫西弗的辐射下，这是福岛核泄漏的平均剂量的两倍多。但2006年的一项研究发现，这些居民中罹患癌症的人数少于普通公众——一万人中出现了95例癌症；而普通民众的患癌率是一万人中115例。
被放射性钴污染的钢筋建成的“辐射屋”之一。这篇论文的摘要，以及08年发表的第二篇论文的摘要都没有提到癌症总发病率的下降（作者们的推测是，这些居民原本的健康水平可能高于普通公众）。相反，论文将关注点放在了更弱的结果上——白血病和乳腺癌发病的少量增加，以及有一种解读认为30岁以下居民患癌率增加了。
最近，在一项针对氡气的研究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科学家们发现生活在放射性气体浓度较高环境下的人，对应的罹患肺癌的概率较低。如果这是对的，按国家安全标准的要求花钱安装了氡气减排设施的业主们反而提高了自己患上肺癌的风险。这项结论，以及一些类似的发现都存在争议。
这些研究都受到了“干扰因子”的影响——癌症发病率在人群间固有的差异。这其中，一些干扰因子相对简单（比如老人和烟民罹患癌症的比例更高），但总有一些能在统计上得出模棱两可的解释。针锋相对的利益集团从对自己有利的角度解释数据，让本该是科学事实之争的讨论变成了各说各话。
除了会导致福岛疏散这样不可挽回的事件外，对辐射——甚至稀释到无关痛痒程度的辐射——的恐惧，会使人们放弃本可挽救生命的诊断测试和放射性疗法。作为人类，我们生活一个始终充满了不确定性的世界，却并不擅长权衡利弊。试图避免想象出来的灾难，却要冒创造出真正灾难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