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 well that ends well是莎士比亚的众多戏剧之一。据说当年朱生豪将其译为《皆大欢喜》，而梁实秋将其翻译成为《终成眷属》。究竟哪个剧名更好，相信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不过不管用哪个剧名，All well that ends well的意思都非常明确，就是：结局好，便一切都好，结局最重要。结局好，便是喜剧：即使中间过程曲折，最后是皆大欢喜。
情节大起大落，人物内心充满苦涩，皆大欢喜的结局是幸福感的源泉。悲剧则不然。据说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目的是要引起观众对剧中人物的怜悯和对变幻无常之命运的恐惧，由此使感情得到净化。悲剧中描写的冲突往往难以调和，具有宿命论色彩。我个人很多时候喜欢看结局傻傻的喜剧，甚至连结局也不明确的闹剧。但常常也会故作严肃地看稀奇古怪的荒诞剧，或者充满宿命气味的悲剧。
像我这样生活平淡，经历相对一帆风顺的人，生活中缺少的是大悲大喜和大起大落的经历，所以看别人的喜剧和悲剧便成为自己生活中和精神上不可缺少的需求，用来填补自己缺乏挑战的生活中的平淡无奇，以及抚慰自己寂寞的心灵。什么时候想看哪出，往往取决于当时的心情和具体的情形。这都是正常人共通的事情，不足为奇。既然如此，人们一定会奇怪我为什么突然间想起来讲这些废话。原因其实很简单。
因为这几天在看关于青蒿素研究这出中国科学界的大戏。这出戏之所以是大戏，应为它不是简单的悲喜剧。它一会儿看上去是正剧，一会儿看上去是闹剧，一会儿看上去是悲剧，一会儿看上去又是喜剧。开始的时候肯定是正剧。抗美援越的国际冷战大背景，523项目的国家任务，全中国多家单位的大协作，经过多年努力发现了青蒿素，定出了结构，合成了药物，在人类抗疟的事业上取得了阶段上的重大胜利。这不是正剧，还有什么算得上是正剧？
中间据说有很多闹剧。这个大家多多少少都听说了，按下不表。后来又有不少悲剧。像文革以来的很多事情一样，悲剧难免的，好在没听说有人命。也不说了。结局似乎是喜剧，而且是惊喜。本来大家以为青蒿素这事儿就这么完了，突然间天上掉下来一个诺贝尔奖，一切又都不同。我之所以较早卷入观看这出戏，就像我当年观看“庞加莱猜想”那出大戏一样，完全是近水楼台的缘故。
我太太在2008年去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所采访当年主持青蒿素结构测定和有机全合成的周维善院士的时候，收集了很多相关的资料，包括国内能够找到的相关的书籍和论文。因为我算是化学家，她自然会问我不少相关的问题。她一问我，我就想起来很多相关的事儿，发现她还真问对人了。起码我对青蒿素的了解要比庞加莱猜想多得多。上世纪80年代初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曾经到上海有机所参观和实习。
那个时候就知道周维善先生，也听过介绍青蒿素的结构测定和全合成的事儿，那可是有机所历史上的重要成就之一。只是那时候贪玩，没上心去了解更多，也没法了解更多。从植物中提取天然产物用于药物的事情，上大学的时候也算跟我有点瓜葛。当时系里有机化学老师在研究从据说具有抗痢疾和疟疾的植物打破碗花花中提取天然产物，我们几个同学还一度利用暑假到四川、湖北这些地方去采集不同地方生长的这种植物。
我当时是到离家很近的四川郫县去采集打破碗花花。郫县，就是出产川菜必备原料郫豆瓣的地方。我们为什么专门到四川郫县去采集打破碗花花呢？那其实是跟青蒿素的故事一样，也是因为毛主席他老人家关心的缘故。毛主席在1958年3月去视察四川郫县红光公社的时候，就专门问过关于打破碗花花的事情。毛主席当时在那里还说过一句话，叫做“四川很有希望”。
我从还不懂事的时候就在四川到处都看见“毛主席教导我们：四川很有希望”的标语，也就知道那是他老人家在1958年视察红光公社时候被人们记住的话。关于毛主席和打破碗花花的故事，在《影像中国：1958年3月毛主席视察四川郫县红光合作社》这篇文章中是这样描述的：毛主席在询问如何消灭苍蝇、蚊子时，周桂林说：“苍蝇、蚊子更好办！”这让毛主席很感兴趣，仔细地问，“为什么苍蝇蚊子更好办”？
周桂林就说，村上用“打破碗花花”消灭蚊蝇很有效果。主席对“打破碗花花”有点茫然。旁边的农技专家赶忙解释，这是当地一种野生的毒草，叫“野棉花”，它的浆汁有强烈的杀伤性。把这种花或者浆汁放在粪坑里，就能杀死蛆虫和蚊子的幼虫。毛主席对这个民间土方很满意。紧接着，他又追问：“为什么叫‘打破碗花花’？”没有人想到他会问这样的问题。一时间，大家都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仅28岁的郫县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潘兆清打破了沉默：“从前为了防止孩子去摘这种花，农民就对孩子们说，摘了这种花，就要打破碗，就吃不成饭，‘打破碗花花’就这样得名了。”毛主席听了很高兴，说：“这是一个重大发现，是群众的一个创造。好办法，要推广。”他又问：“能不能找到这个‘打破碗花花’？”社长说，这种花到处都有，说着就在田坎边随手拔了一株。毛主席说：“很好，带回去，明天开会给大家看看。
”他还嘱咐县委书记和省农业厅驻红光社的一个农技师写稿：“明天写成，后天审稿，再后天见报。”3天后，一篇名为《郫县红光社农民的重点发现和创造》的稿子刊发在《四川日报》第一版上。我当时所做的，其实也就是按图索骥，在郫县的田边随便拔了些打破碗花花回去。不知道打破碗花花里面是否也有青蒿素或者其他有效成分。
如果那个时候中国科学家们从打破碗花花中也提取出能够抗疟疾的有效成分，搞得不好后来就没有屠呦呦什么事儿了。当然他们要测结构和做全合成，那个时候可能还得到有机所去找周维善他们。尽管历史不可假设，但有些事情却是一定的。在我看来，青蒿素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它真的对人类抗击疟疾的事业起到了作用，这样才有后来的什么Lasker奖和诺贝尔奖。
如果谁要是不相信All is well that ends well这个硬道理，他真的可以去仔细想想关于打破碗花花的故事。原创性不是问题，原创性的出路才是问题。我思故我在。人与生俱来的能力之一就是去认识自己周围的世界。在人类有组织的活动中，人们会通过经验的手段去发现、总结和归纳出理论和系统的知识，并且运用这些发现与积累的经验和知识去更好地适应甚至改变周围的世界，谋求更好的生活。
人类的科学和技术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逐渐积累、交流和发展的。东西方文化莫不如此，尽管具有不同的形式和特征。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有各种原创性的思想、实验方法和工具被发展出来。唯其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和能够为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带来好处或者效用的，才会得到认可和写在教科书中。从这个角度来说，Nobel奖所认可的所谓原创性工作，无非是后来证明能够对知识发展和人类生活产生影响的那些具有原创性的工作。
所以，评价原创性工作的价值的标准，并不是原创性本身，而是原创性工作最后带来的结果。问题在于，谁能够事先知道未来的结果呢？因为不知道未来的结果，又需要确定是什么样的工作将来会重要，是否应该继续或者进一步地支持，所以人们需要建立一些不够完美评价和预测的方法来解决这些不确定新的问题，避免有限的资源和经费投入打水漂。在这样的情况下，万能的标准肯定是没有的。
既然没有万能低标准，那么相对比较多样化和灵活的评价标准和决策方式就变得非常重要。大家能够做得最好的就是根据过去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再结合实际的情况以及长短期的目标不断地修正和调整。我个人觉得，从关于青蒿素有关的正剧、闹剧、悲剧和喜剧中，能够供大家思考经验和汲取的教训很多。这也是我能够津津有味地看这出戏的原因。另外，光看这一出戏还是不够。其实我们还可以对比着别的戏看。
比如说，和青蒿素工作一起获得诺贝尔奖的伊维菌素工作，为什么伊维菌素的发现（Satoshi ōmura）和伊维菌素药物的发展（William C. Campbell）都获得了诺贝尔奖，而只有青蒿素（屠呦呦）的发现获得了诺贝尔奖？从这个基本事实看来，本次诺贝尔奖对屠呦呦最初发现的肯定，显然不应该被理解成为对青蒿素研究中其它工作的重要性和原创性的否定。
尤其应该肯定的是青蒿素结构测定、全合成以及后来将青蒿素分子结构进行改造并合成更为有效的蒿甲醚的工作。这就两天有科学家朋友跟我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这件事是好事，因为像青蒿素这样重要的工作的确应该得到重要的认可。不过，他们也担心不同方面可能产生的对中国科学界的误导，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担心就是让人们会普遍认为最初发现之后的其他人的工作不重要，过分地强调所谓最初的“原创性”发现的重要性。
这样的担心其实是很有道理的。中国科学发展的瓶颈事实上并不是在于能否产生原创性的思想上面，而是在于原创性的思想没有后续的出口。比如说，青蒿素工作在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在于因为有明确的应用目的和国家任务，而在国家上有真正的抗疟需求。所以，在出口上不成问题的前提下，屠呦呦的发现和后续研究的发展才有了土壤。而真正保证这些研究开展的，实际上是中国当时基本的研究体系、设施和基础性的人才的存在。
伊维菌素药物的发展也依赖于美国制药工业的研究体系、基础设施和人才，尽管美国的制药工业的体系是资本主义的，和中国当时的苏联似的社会主义研究体系有很大的不同。其实青蒿素药物的发展最后依赖于国外的资本主义制药工业体系。如果没有这样的国外体系，很容易想象青蒿素药物的发展最后在中国作为抗美援越的国家任务会是不了了之。
诺贝尔奖所奖励比较强调整个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过程中开始的部分，所以诺贝尔奖并非整个故事的全部。如果不清楚这一点，产生误导是必然的。All is well that ends well这两天我觉得最有意思的问题，是一同获得诺贝尔奖的青蒿素的故事和伊维菌素的故事为何会如此不同。为什么越了解前者越会让人产生很多遗憾，而越了解后者却越让人觉得完美无缺。
尽管已经接近尾声，按照All is well that ends well的原则，青蒿素这出戏似乎还没有完，因为皆大欢喜的场面似乎还没有出现。难道这也是命中注定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