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心病被称作“人类健康的第一杀手”，其发病率呈逐年上升并且年轻化的趋势。而具有效果好、创伤小、恢复快、可重复等优点的心脏支架手术的开展，无疑给众多冠心病患者带来了新生。全世界也因此每年增加170万“支架人”。
冠心病是供应我们心脏血液、营养的冠状动脉出现了硬化、狭窄，导致血流不畅、心绞痛、心肌梗死，甚至危及生命。而支架手术就是在我们的大腿根或者手腕上切一个小口，然后通过血管穿刺技术，把支架放入我们的冠状动脉里面，然后在合适的位置把它释放出来，“撑”起狭窄的血管，从而恢复冠状动脉的供血，达到改善症状、“起死回生”的目的。
这种治疗冠心病的思路和方法，也许大家早已习以为常，然而，1929年，当年仅25岁的德国医生威尔纳·福斯曼勇敢地在自己身上做出这个实验的时候，却不为世人所理解：他在自己左胳膊上切了一个小口，通过静脉系统，把导管送进了自己的右心房，然后又走到放射科，自拍了一张证明导管在右心房的照片。这一划时代的创举，开创了心脏介入手术的先河，几十年后（1956年），他因此而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
但在当时，他的举动被认为是荒唐无稽的——被迫停止了心脏科的工作，改行当了一位泌尿科大夫。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冠状动脉造影技术的成熟，为心脏介入手术的开展迎来了曙光。1977年9月16日，一个值得铭记的伟大时刻终于到来：另一位德国年轻医生安德鲁斯·格鲁恩兹用自己精心制作的导丝和球囊，在一位前降支（冠状动脉的一支主要血管）狭窄80％的病人身上实施了手术，这是全世界第一例经皮冠状动脉成形术，也就是后来众所周知PCI手术（冠状动脉介入手术）的经典原型。
2个月后，在美国心脏协会的年会上安德鲁斯·格鲁恩兹报告了世界上首批4例经皮冠状动脉成形术的临床结果，他的报告犹如一道闪电，震惊了整个心脏学界。而且，这些首批接受治疗的“幸运的病人”在术后10年进行了冠状动脉造影的复查，其冠状动脉仍然通畅得接近完美。不能不说，这4位病人很好地配合了这位心脏介入手术的先驱，共同谱写了一段医学史上的佳话。
在安德鲁斯·格鲁恩兹医生开创性工作的鼓舞下，经皮冠状动脉成形术在全世界范围内如雨后春笋，蓬勃地开展起来。但是随着工作的深入，一些手术并发症和球囊成形术的弊病开始出现，排除血管破裂、血管夹层这些与手术操作相关的并发症以外，手术后冠状动脉高达30％～50％的再狭窄率成为突出的问题——在这些再狭窄的病人中，很多需要再次手术，甚至是紧急外科手术。
1986年世界上第一枚“自膨胀”冠状动脉支架被成功植入人体，与仅仅球囊扩张相比，这种支架可以显著地降低术后冠状动脉的再狭窄率，减少球囊扩张手术的并发症。因此，它的优越性很快得到了大家的认同。30多年来，形形色色的新型支架层出不穷，在材料、形态、释放技术方面不断进步，治疗效果也越来越好。
比如，从金属裸支架到药物涂层（洗脱）支架，较好地解决了第一代金属裸支架支架内的再狭窄问题，将再狭窄率降低到了3％～10％。所谓药物洗脱支架就是在支架表面涂有一层含有药物的薄膜，支架植入体内后，支架表面的药物会缓慢地释放出来，从而抑制血管内膜的增生，保持血管的通畅。
2002年，欧洲率先批准使用药物洗脱支架，到2004年底，药物洗脱支架已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使用，有超过80％接受心脏介入手术的病人均植入了药物洗脱支架。目前，冠心病的治疗呈现“三分天下”的态势：药物治疗、介入支架、外科手术三足鼎立。药物治疗是所有治疗的基础，而介入治疗和外科搭桥手术则针对不同的病人，各得其所。介入手术创伤小、见效快，解决了大问题！
其缺点是支架本身，尤其是药物洗脱支架植入后病人需要严格抗凝半年以上，否则支架内会形成血栓，导致再狭窄。而外科搭桥手术疗效确切、作用持久、血管再狭窄率低，是一种经典可靠的治疗方法。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都曾做过这种手术。
但是，无论是介入支架手术还是外科搭桥手术，都是“治标不治本”。它们如同一个“管道修理工”，通过“清淤”或者“架桥”，暂时疏通了血管，恢复了血液供应，改善了病人的症状。但若手术后仍不注意改变不良生活习惯，那么，新的隐患还会不断产生，管道还会淤积，我们的心脏又将会现新的问题……因此，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对健康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