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给了两组研究者：威廉·C·坎贝尔和大村智，发现了对抗线虫病的阿维菌素；以及屠呦呦，发现了对抗疟疾的青蒿素。在研究黄花蒿抗疟效果的过程中，屠呦呦得到了葛洪《肘后备急方》的启发，改换了提取方式，从而成功获得了有活性的青蒿素。这引发了又一轮关于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的争论。在新闻发布会上，诺贝尔奖发言人汉斯·弗斯伯格说：“非常重要的是，我们不是把本届诺奖颁给了传统医学。
我们是把奖项颁给被传统医学启发而创造出新药的研究者，今天我们能够将这种新药推广到全世界。这是本届奖项的意义。因此你可以说受到了传统医学‘启发’，但这个奖项并不是给传统医学的。”
的确，这不是一个为谁“正名”的奖项。但是这个奖项其实远远超越了名分和贡献的争执：它所做的，是去弥合一个长久被撕裂成两半的世界。医学界无数前辈曾为它付出心血，无数同仁仍在为之努力；它是为了这个星球上所有人都能有尊严地生活，而迈出的重要的一小步。它是一个对抗寄生虫病的奖。它关注的是世界上最贫困地区的公共卫生问题。它表彰的是拯救生命的手段。在生命面前，围绕这个奖项所有其他的争议，其实都没那么重要了。
这个世界分成两半。在其中一半里，几乎所有儿童都营养充足，接种疫苗，患上诸如腹泻、肺炎这样的疾病都可以得到适当的治疗。在这半个世界里，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不到1%。而在另一半世界里，死亡率则十倍于此。影响成年人死亡的因素很多；但是对儿童而言，营养、卫生和医疗可以说是决定性因素。590万5岁以下的儿童将会在2015年死去，平均每天16000人。
在非洲，五岁以下死亡率是8.1%，而欧洲只有1.1%；在安哥拉是16.2%，在卢森堡则是0.2%。
人类不擅长处理抽象和遥远的东西；生活在这一半世界里的人们，不容易理解另一半世界里的痛苦。3700万人感染盘尾丝虫（河盲症），1.2亿人感染淋巴丝虫（象皮病），2亿人感染疟原虫（疟疾）——我们很难感受到这意味着什么。几乎所有这些患者都生活在非洲、东南亚和南亚——这好像也和我们没很大关系。
然而，这些毕竟都是人类的疾病，患病者并非纸上的数据而是活生生的人；人类毕竟在非洲度过了数百万年的时间，几乎是我们作为“人”的全部历史。事实没有看起来那么抽象，距离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遥远。
在这个世界上，大约25%的生命形态是以某种形式寄生生活的。巧合的是，寄生虫每年造成1400万人死亡，差不多也是年死亡总人数的25%。河盲症的症状之一是失明。
疫情严重的区域，大约三分之一的居民会在成年前失明，小孩用绳子牵引失明成人前行的场景司空见惯。许多地方因为疫情爆发，人们不得不逃离疫区，留下荒废的土地。象皮病会引发严重的畸形、水肿和阴囊肿胀。严重患者的躯体会畸形到彻底不成比例的程度，引发的社会歧视则让他们进一步被孤立、丧失得到治疗的机会。而对抗它们的核心药物——伊维菌素，阿维菌素的衍生物，至今已经分发了数百亿剂，令十几亿人受惠。
这是对抗线虫类病的研究首次得奖，但这已经是和疟疾有关的第四个诺奖了。1902年，毕生研究热带疾病的英国医生罗纳德·罗斯因为发现疟疾通过蚊虫而传播，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1907年，法国医生夏尔·路易·阿方斯·拉韦朗因为找到了疟疾的病原体——疟原虫而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并将一半的奖金捐给了巴斯德研究所建立了热带医学实验室。
1948年，瑞士化学家赫尔曼·穆勒因为在DDT杀死昆虫、控制疟疾等虫媒病中做出的重大贡献而得到了第三个和疟疾有关的诺奖。2015年，是这条道路上的第四个。
我们会彻底消灭人类寄生虫吗？这恐怕是不现实的。但我们能控制住危害最烈的寄生虫，让它们不再成为普遍的疫情，不再成为笼罩每一个当地人的阴影吗？这是无数人在努力的方向。百年前，热带疾病是所有人关注的焦点；今天人们的注意力则更多转向了癌症和心血管疾病。但是热带病从未被完全打败，也从未远离我们。即便是在最遥远最贫困的非洲和南亚深处，人依然是人，每一个人的个体生命里都有全人类的缩影。
这是医学：挽救生命，使用一切能够被证明有效的手段。这是奖项的真正意义。每一届诺奖都会有争议环绕，或者是功劳归属，或者是名分，或者是其他话题。从这些争论中当然会诞生有价值的东西，但这一切全都是附属物——站在核心的，是我们向着人的生命和尊严又迈出了一步；任何喧嚣都不应当将它遮蔽。如果说今天还有什么工作是在真正的拯救世界的话，医学一定是其中之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