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3年的一项经典实验中，学生们被要求用整整一小时完成一些单调的重复性任务，比如把小方块转90度，然后再转一次，然后再转一次。接着，实验员要求学生们说服别人这场无聊至极的实验经历其实很有意思。作为参加实验的报酬，有些学生拿到了1美元（相当于今天的9美元），有些学生拿到了20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76美元）。实验最后的调查显示，只拿了一点小钱的学生更可能把无聊的经历说得天花乱坠。
他们似乎已经被自己的谎言骗住了。根据参与这项实验的心理学家梅里尔·卡尔史密斯（Merrill Carlsmith）和莱昂·费斯亭格（Leon Festinger）的说法，这种态度大转变是“认知失调”引起的。人们试图在同一时间持有两种彼此矛盾的观点时会感到不适，这种不适感就是认知失调。
面对两相矛盾的事实（“实验很无聊”和“我对别人说实验很有意思”）时，拿钱多的学生可以为他们的行为找到外界的原因（“我是拿了钱才这么说的”），但只拿了一点小钱的学生就只能从内部寻找理由（“我说实验很有趣肯定是有原因的。说不定我其实挺喜欢那实验呢”）。科学家们已经发现了超过50种像“认知失调”一样会影响我们思考方式的偏见。
比如易得性直觉（availability heuristic）：人们会觉得更容易想起来的事情（因为更有感情，或者亲身经历了许多次）比实际发生得更频繁。再比如说，区别偏见（distinction bias）：同时考虑两个选项时，二者彼此间会显得更为不同。还有面额效应（denomination effect）：面额小的纸币或硬币会让人更容易花掉。
以及邓宁-克鲁格效应（Dunning-Kruger effect）：专家倾向于低估自己的能力，而外行人往往会高估。
就算你知道它们的存在，偏见仍然会影响你的想法，因为偏见发生作用的过程是无意识的。我们通过审视自己的想法来判断自己有没有偏见，但由于自信自己的想法是理性的，我们在产生偏见时往往意识不到自己有了偏见。心理学家们把这一现象叫做“偏见盲点”。虽然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他人的偏见，意识到自己身上的偏见却更为困难。
而且，我们越是确信自己没有某些特定的偏见，就越有可能显现出这些偏见。比如说，如果我们相信自己是好人，可能会停止让自己变得更好的努力，而更有可能行为不端。同理，如果我们相信自己很聪明，考前可能会放弃复习，临场乱答一通。总体而言，相信自己没有偏见，实际上就是在允许自己产生偏见。这种效应可以用安全与风险之间的关系来说明：我们越是觉得安全，就越是愿意承担风险。
打个比方，如果你端着一碗热汤走在冰面上，走得恐怕会比空着手走在干燥的人行道上更慢。这种现象叫做风险补偿（risk compensation）。风险补偿同样也适用于健康领域。心理学家邱文斌（Wen-Bin Chiou）曾做过一个实验，他发现，当他向志愿者发放糖丸时，和知道这些药丸只是安慰剂的志愿者相比，以为这些药丸是膳食补充剂的人锻炼身体的动力更为不足。
与之类似的是，对有关交通安全的研究的分析显示，强制佩戴安全带的法律可能会导致更高的行人和骑车人死亡率——这可能是因为司机在感觉自己有了保护的情况下更有可能莽撞驾驶。在道德思辨领域，这种补偿效应表现为道德认证效应（moral credential effect）。
举例来说，如果实验对象先得到了机会可以反驳性别歧视观点，接下来他们反而更可能偏好让男性来从事传统上由男性从事的职业（而那些没机会接触性别歧视观点的被试就没有这么强的偏好）。相似地，相信自己有道德的人更有可能在数学考试中作弊；相比于写了自我批评性质的文章的人，写作了自我表彰性质的文章的人选择捐献给慈善事业的钱数只有前者的五分之一。
虽然我们大概很乐意相信，正面地看待自己、看待人生会产生正面的效果，但事实恐怕恰恰相反：如果太过相信本性的善意，我们就会意识不到自己身上的恶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