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79年1月的一个夜晚，O’C女士梦见了她的故乡爱尔兰。在梦里，她和她童年的小伙伴一起伴着熟悉的歌谣跳舞。这是一个美梦，但谈不上有何特殊之处——除了一点：在她醒来之后，歌声没有消失。几经辗转之后，她来到了神经科去见一位医生。
她还不认识这位医生，但是他将会成为这个故事以及许多其他故事的讲述者，将为千万世人写下无数如O’C女士这样奇妙又诡异的大脑传奇——这位医生桂冠诗人，就是神经病学教授奥利弗·萨克斯。2015年8月30日，82岁的萨克斯在家中与世长辞，留下了十余本著作和成百上千的大脑故事，既有《错把妻子当帽子》这样精彩绝伦的医学轶闻，又有《觉醒》这样沉重的话题；O’C女士的歌声，就是这些故事中的一员。
初次会面时，O’C女士几乎无法听到萨克斯的声音。她脑海中的歌声如同汹涌海水将她包围。外界的一切声音被隔绝在歌声之外，听不真切。她唯有在少数风平浪静的时刻，与萨克斯对话。由于条件限制，O’C女士无法立刻接受脑电波检查，但这期间她脑内歌声的海洋也逐渐趋于平静。从第四天开始，她又能正常入睡了，越过歌声的谈话也逐渐顺利起来。到了检查的日子，歌声只剩下暗流。
脑扫描结果显示她的右颞叶上有一处很小的栓塞，是小中风的证明。到了四月中旬，歌声已经完全消失。萨克斯问她，你怀念那些突如其来的歌声吗？O’C女士说，她和爱尔兰唯一的联系，是她生命中最初的五年。但她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了。五岁父母都过世后，她被送到美国的亲戚家抚养。从小，她就很希望能再想起已经忘却的这五年，想起爱尔兰的家，想起她的母亲。萨克斯相信，在神经病学领域，病症往往是疾病与病人本身互相作用的结果。
疾病在病人身上的表达是一种私人的体验——受她的过去，她的经历以及周围环境影响。他知道，加拿大外科医生怀尔德·潘费德曾用电极探针刺激脑部皮层，刺激病人的颞叶的不同部位，病人就听到了不同的歌曲——都是病人曾经听到过的。萨克斯猜想，有没有可能她听到的歌声，就是最初那五年母亲唱过的歌，属于爱尔兰的回忆呢？纵然这个假设不可能科学地证伪，O’C女士却似乎因此释怀了。
当时恐惧的症状成为了未曾预料的慰藉，一个长久以来渴望的归宿。她仿佛曾经短暂地回到过去，回到爱尔兰，母亲的怀里，听着她唱歌。即使在歌声消失以后，这样的慰藉也没有消失。寻回过去，回想起童年所得到的安宁一直伴随她到生命的最后。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萨克斯是医生，但他并不是浪漫主义想象的医生英雄，不会力排众议采取大胆的治疗措施在危难时刻挽救生命——事实上，在他的时代，他所面对的绝大多数疾病都没有任何“治疗”的办法。然而，萨克斯还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他看到的不仅仅是光怪陆离的病例，还有每个病例背后的人。
他所能做的往往只有倾听、观察、猜想和解释，但他能让病人理解自己的处境，将破碎的体验组织成完整的解释，从故事中获得力量——也许，在神经病学这样的领域，这就是真正的治疗；若生在英雄时代，他将是真正的吟游诗人。萨克斯于1933年出生在一个英国犹太人医学世家，父亲是一位全科医生，母亲则是外科医生。他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与三位哥哥一样，从小就聪慧过人，对自然科学和医学充满兴趣。
他在家里建立了自己的小化学实验室，虽不至于把房子炸了，但也没少做实验弄得满屋子冒烟。十二岁的时候，他学校的校长曾一针见血地评价道：“萨克斯将会走得很远——如果他没有走过头的话。”萨克斯本科时以全奖被牛津大学王后学院录取，主修生理和生物学，后又进修医学。牛津大学藏书量巨大，包含各个学科的古籍原本，萨克斯在图书馆里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
也是在这段岁月里，他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不但熟知各个领域的历史，也开始培养自己的写作语言。他写作的天赋在大学时代开始显现。有一个学期期末，他在解剖学考试中一败涂地，借酒消愁后凭着一时冲动去参加了全校解剖学论文比赛。比赛全卷共六个问题，因为醉酒又加上迟到，萨克斯用两个小时只回答了其中的一道，却出乎所有人意料地获得大奖。“我很不擅长考察事实的考试，不会填是非题，但写论述文章却能一展身手。”他在自传里说。
大学毕业后，萨克斯在美国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1965年定居纽约，并开始在纽约多所学校以及医院教学和行医，其中一处是布朗克斯区蒙蒂菲奥里医院里专治头疼的诊所。萨克斯在诊所里遇到了各种各样不同的头疼病人，有些甚至更伴随着幻觉幻听。在查找相关案例的时候，萨克斯看到了一本十九世纪记录偏头疼的详尽案例书，他受此启发以自己接触的病例写下《偏头疼》一书。
然而，他在准备出版这本书的时候，遇到了当时上司的强烈反对——他认为这是他的领域，萨克斯是越界了。萨克斯坚持不肯放弃，以致于书出版以后就被上司解雇。与此同时，萨克斯也在贝斯·亚伯拉罕医院工作。在这里，他经历了一场永远不可重复的实验。贝斯·亚伯拉罕医院有这样一群特殊病人。他们看起来就像是时不时陷入了死机状态：无法言语，静止不动。
和植物人不同，他们对外界刺激是有反应的，看到人或者听到声音，他们的眼睛还会随之转动，偶尔会吐出单音节词；他们并没有瘫痪，只是失去了运动和言谈的意愿。或者说，他们“心死”了。这些病人大多是昏睡性脑膜炎的受害者。这是一种非典型性脑膜炎，在1917-1926年间曾经在世界范围内爆发，导致超过五百万人死亡，而幸存者往往会陷入这种雕像一般的昏睡状态，失去了所有意志。
今天我们知道这是一种自体免疫疾病，免疫系统在攻击病原体的时候误伤了基底核的神经元。然而伤害已经造成，他们还有醒来的一天吗？有一些刺激似乎能够触动他们已死的心。抛去一个球，有些病人依然会伸手去接；听到熟悉的音乐，有的病人也会有所反应。每个病人的回应都不一样，没有任何人被这些简单的行为真正唤醒——但这让萨克斯相信，苏醒是可能的。
萨克斯注意到这种沉睡在许多层面和帕金森症有类似之处，于是开始关注帕金森领域的进展。他发现有一种叫做L-多巴的药物能够缓解动物中的帕金森症状。多巴胺本身不能进入大脑，但这种药物能够跨越血脑屏障并转变为多巴胺，并让大脑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正常功能。他决心冒险在昏睡性脑膜炎病人身上使用这种药物。最初使用药物的时候，萨克斯也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在1967到68年间，关于L-多巴的报告寥寥可数。
奇迹发生了——当然，就像所有值得一提的故事一样，奇迹是必然会发生的。他们醒来了。他们开始走动，开始说话。他们开始看到身边的世界。他们甚至开始寻找友谊和爱情。然而，真实的故事并不会在奇迹的瞬间停留。外源的多巴胺很容易产生耐受性，同时还伴随着许多副作用。大部分病人的缓解都是十分短暂的，很快重新回到了沉睡状态中，还有许多人受困于副作用产生的其他症状。
L-多巴带给了他们短暂的觉醒，但大部分人最终回到了漫漫长夜之中。
这短暂的觉醒是值得的吗？这对病人、家属、医生和护士而言，是更加快乐还是更加痛苦呢？这个问题也许永远无法回答了。从医学的角度，萨克斯对于L-多巴在昏睡性脑膜炎中的应用状况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就算实验失败也是宝贵的。但从每一个具体的人的角度，也许不会有两个一样的答案吧。
萨克斯将这段经历写进了1973年的《觉醒》（Awakenings）一书，这也是他身为作家而成名的起点。1990年，《觉醒》改编为同名电影（中译《无语问苍天》），由罗宾·威廉姆斯和罗伯特·德尼罗主演，获得了三项奥斯卡提名。但虽说萨克斯获得了主流媒体和大众读者的认同，他依旧受到不少来自同行与学术界的批评。
在《错把妻子当帽子》出版后，社会学家，残疾维权人士汤姆·莎士比亚曾批评萨克斯是“错用病人挣销量的人”。他认为，萨克斯身为医生，利用了病患来获得文学上的成就。虽然萨克斯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自己不会轻易地将病人写进书中，即使要写也一定先征求病患及家人的同意，但批评家们认为，在病患和医生的关系中，医生处于主导地位，更具有权威性，病患很有可能由于和医生的关系，不得不答应这些请求。
在这样的情况下，萨克斯的初衷或许都是好的，但因为自己的专业身份去利用病人仍然违反了行业道德。除了利用病人这一点，不少学者也认为萨克斯在书中“扭曲”了他的病人。萨克斯笔下的病患是根据他自己的记录和回忆所塑造的形象，是他对病人的理解，但这是病人本身的真实面目吗？理解人物的真实想法并不容易，专业传记作者倾数年之力都未必能成功，萨克斯的故事看起来如此深入心灵深处，得来却似乎又太过容易了。
萨克斯曾说过，这些故事看起来都是虚构的，然而都是真实的案例，真实存在的人。但有些评论家则怀疑，这些其实只是萨克斯所理解的真实，是萨克斯以自己的理解去创造的人物。学术论文和正式病历常常使用“被试”、“病人”这些字眼。这类文本往往隐去病人的真实身份，注重实验和检查所得的数据与事实，并以此达到客观准确的描述和诊断。而萨克斯笔下的病患，有自己的名字和背景。描述记录的是病人的一言一行，自己与他们之间的交流。
他认为自己所遵从的，是十九世纪传统记录临床轶事的写作风格。这两种写作方式，风格迥异，难以用对错高低来划分。然而，萨克斯的同行则批评他过分注重于单个案例或者只描写案例中的少数事件。在萨克斯的故事里，他从来没有提供任何标准化的测量与数据，更多的是通过描写病患本身，或者记录病患和他之间的对话来表现疾病的症状。这样的描写，难免有他的主观判断和选择性偏差。另外，萨克斯擅长用一个病人来描述一种疾病。
读者们对于代表性的病人常常印象深刻。但是，批评家们认为这种只用一个病人代表一种疾病的方式，会忽略同一疾病在不同病人中的多样性。更有甚者，批评他选择的病人是疾病中的非典型病例，导致病症不准确甚至是错误的描述。
萨克斯也在他自己的自传中提到，比起批评，他的同行更多的是沉默。这些沉默，到底是反对，批评，漠视还是其他？大概他自己也不知道。五年前，我在大学上神经心理学的课时，第一次看完了《觉醒》。
萨克斯的书为我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从此疾病与健康，正常与非正常不再是黑白分明的界限。这些病患们，无论表面上看起来与正常人多么不同，都和我们有一些共有的东西。也是他们的故事，让我们看到，多少我们习以为常的能力是何其重要的存在。病，无可否认其痛苦，但同时也让人看到在病中挣扎的人们如何尽其全力，作为人来生存。也看到他们挣扎和努力所激发的成长，变化和新生的状态。人性无限的可能性何其深邃。
后来，我开始参与神经心理学这门课的教学，每个学期的第一节课，我的学生们都是由他书中的案例入门。每一次，我都能在他们眼中看到光芒。那光芒，当年大概也出现过在我的眼里。那些案例与故事大概就如同光年以外的星光，纵然星星已熄灭不复存在，星光依旧照亮了每一个阅读的人。
“无论好坏，我是个讲故事的人。”这是萨克斯在自传里给自己的评价。今年二月，萨克斯在《纽约时报》的文章中提到，他还有好几本已完成或者即将完成的书。就他已出版的十三本书而言，个人觉得可以分为三大类：临床轶事，人类境况，以及自传故事。
临床轶事
这个类别的书大多集中讲一种或多种神经疾病的具体案例。
人类境况
此类别与病人类别分开是因为很多故事和案例往往都不是 “疾病”。萨克斯挑战正常与非正常的界限——到底我们所认为的正常，是不是只是“正常人”的一厢情愿？
自传故事
萨克斯写了一共三本自传类的书，因为这三本更私人化，于是同前两类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