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因为只有一个搞笑诺贝尔心理学奖，也许是因为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需要实证研究，所以斯坦福大学哲学教授约翰•佩里(John Perry)的“结构化拖延法”被授予了2011年搞笑诺贝尔文学奖。拖延症是个老毛病了，佩里的理论能帮助我们些什么呢？马里兰的律师唐娜怀特（Dana Moylan Wright）被恶性循环里搅得焦头烂额——工作堆积地越多，她做工的动力就越低。
2005年的一天，42岁的怀特小姐正在网上冲着浪，而一边压在手头的东西已经被她抛到外太空去了。她输入搜索“拖延症”，希望能够找到解药。然而相反的，她发现了一个开发拓展自己这一习性的方法——“结构化拖延法”（structured procrastination）。这一独创观念来自于斯坦福大学哲学教授姜佩里。
结构化拖延法包括从小件的、优先性低的事情做起，从而建立一种成就感，然后打起精神完成更重要的工作。佩里先生作为一个慢性拖延症患者，建议同类们选择一个重要的任务，但是在攻克其他工作之前先推迟一阵。近年来涌现出了许多关于拖延行为的心理根源及经济效应研究， 其中之一就是佩里的拖延理论，佩里的理论虽不是由严密的科学推导得来，但好在源于自身，有实践为证。
研究拖延症的心理学家们估计80%-95%的大学学生会拖延，其中的一半是日常性的拖延者；介于15%到20%的成人也是习惯性的拖延者。皮尔斯•斯蒂尔（Piers Steel）是卡里加尔大学副教授，也是即将出版的《拖延等式》（"The Procrastination Equation）一书的作者。他估计拖延使美国经济每年经受了数千亿的损失。
然而这个世界上既没有“为什么人们会拖延”的单一解释，也没有“如何克服这种行为”的单一方法。各种建议包括设定目标，或者分割大块任务成一系列小任务，以及精力规划——也就是计划在处理较难任务的时候选择在精力最充沛的时刻，通常选择在早上10点左右。有些人推荐复杂的时间管理和组织系统；另一些则强烈推荐拖延者集中精神在积极正向的目标上，比如花更多精力在专业进修或者家庭的团聚时光上。
那个马里兰的律师怀特小姐说，结构化拖延法帮助她能够更谨慎并且有效地关注并处理工作。特麦透普•寇乐多耶（Temitope Koledoye）是费城的一名市场部主管，2003年她被诊断出注意力不集中症（ADD[1]）。她认为“结构化拖延法”的技巧帮助了她在自己和大项目之间建立了一个精神空间用来协调处理自己。就算是小小的成就，比如在线缴纳一些款项或者为出差的旅行打包，都能为她提供的一整天的满足感。
佩里先生认为我们不应该为自己的做事习惯而感到不快，因为罪恶感会打消干劲儿，反而强化要延迟的欲望。墨西哥城的犹安裘德瑞古雷斯（Juanjo de Regules）曾因厌工而寻求治疗。在读了斯坦福教授的文章后，他感到“罪恶感减少了一大半儿”。德瑞古雷斯先生四月份离开了他的前雇主转去做自己的软件生意。他赞扬佩里先生提供了一个更高效的拖延模式：“我觉得很好。一边赚钱，一边还在拖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