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遭受抑郁的折磨？研究显示，30%～50%的人一生中曾出现过符合当前重度抑郁临床诊断标准的症状。其他精神疾病，例如精神分裂症和强迫症，只影响着1%～2%的世界人口。抑郁如此惊人的高发病率似乎提出了一个进化悖论：大脑在促进人类生存和繁衍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所以，进化的压力应该使我们的大脑能够抵御发病率如此之高的脑功能障碍。
如果抑郁是衰老引发的问题或是现代化生活方式的结果，那么这种悖论或许就能够解决。然而，衰老无法解释抑郁，因为人们很有可能早在青春期或青年期就患上抑郁症了。所以抑郁可能更像是肥胖症，是一种由于现代生活环境与祖先时代千差万别而引起的社会问题。
不过这个解释似乎也不能令人满意：在经过仔细研究的每一个文明当中，科学家都发现了抑郁的症状，其中包括巴拉圭原始居民阿契人（Ache）和非洲南部喀拉哈里沙漠的昆人（!Kung）——这些人的生活环境被认为与我们的原始祖先十分相似。因此，“时代进步造就抑郁”这一解释也不能立足。
还存在另一种可能：或许在大多数情况下，抑郁根本就不该被看作是一种精神障碍。
我们认为，抑郁事实上是人类的一种适应能力：一种既给思维带来损耗又能带来实际利益的状态。当一个人处于抑郁状态时，思维更具分析能力，而且也更专注——这种对解决复杂问题非常有利的反应可能正是最初触发抑郁的原因。如果心理健康专家能够从这一点出发来理解抑郁，他们在治疗时就可以更好地缓解病人的痛苦以及其他伴随性损伤，帮助病人找到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
抑郁并不等于精神障碍。自从精神障碍出现以来，精神病学对这一概念一直很难明确定义。我们现在对精神障碍的理解又是否正确呢？现有的精神障碍诊断标准要求把“个体在临床上表现出显著的痛苦或损伤”的心理状态当成是一种心理失常。但是，单这一条就能确认个体的某种痛苦表现就是精神障碍吗？
举个例子，发烧的病人可能会在临床上表现出显著的痛苦与功能损伤，思维与工作能力受损，并且普遍感到非常疼痛或痛苦，但是这些症状不足以将发烧确诊为一种功能障碍。当然，发烧是进化而来的、应对感染的一种反应——它负责调节免疫应答。它引导对抗感染的细胞进入最有可能受到感染的组织，并调节产生免疫应答时所需的化学物质，但这种物质同时也会造成人体组织的损伤。
这种复杂的调节作用强有力地说明，发烧是人类的一种适应性，是在进化过程中通过自然选择形成的、执行有益功能的一种特性。确实，针对人类及其他动物进行的多项研究都显示，使用阿司匹林等药物治疗发烧往往会延长感染的时间；在受到严重感染时，发烧能够增加存活几率。所以，如果根据精神病学使用的“痛苦和损伤”标准将发烧定义为一种功能障碍，就会误导大众产生错误的结论——发烧不是人体功能障碍的结果，事实上恰恰相反。
痛苦和损伤也常见于抑郁。抑郁是一种苦闷的精神状态，抑郁的人甚至无法正常生活：不能集中精力工作，往往把自己孤立起来，整天无精打采，在吃饭和性行为等活动中常常都难以获得乐趣。但这不一定意味着一段时期的抑郁状态就是精神障碍，就像发烧时的痛苦症状并不意味着它是一种功能障碍一样。
然而，就算精神病学对于精神障碍的定义不正确，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证实像抑郁这样负面的心理状态不是功能障碍，而是一种进化适应性。
认为抑郁有益的一个理由，来自于大脑内分子水平的研究。5-羟色胺1A受体（5HT1A receptor）是一种位于神经细胞突触上的受体，它们会吸收一种叫做5-羟色胺（serotonin）的神经递质。5-羟色胺与抑郁的产生密切相关，而且是目前大多数抗抑郁药物的靶标。缺少5-羟色胺1A受体的啮齿动物在应对压力时几乎不会表现出抑郁症状，这说明5-羟色胺1A受体在某种意义上促进了抑郁的产生。
科学家比较了大鼠与人类的5-羟色胺1A受体的功能构成，发现它们的近似程度达到99%，这说明人类和鼠类共同的祖先就已经拥有了它，并且在此后长达几百万年的自然选择中保留了下来——5-羟色胺1A受体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若真是那样的话，“激活”抑郁的能力似乎就十分重要，而不是进化中的偶然事件或者大脑功能障碍的结果。
专注思维。抑郁到底有什么作用？抑郁的人通常会十分专注地思考他们的问题，陷入一种持续的“沉思”（rumination）状态，而且很难再去思考其他事情。大量研究显示，这种思维方式分析性很强。抑郁的人处理复杂问题时，会把整个问题分解成一个个小问题，每次思考一个小问题。
这样的分析方式可以让思维变得更高效。跟原来的大问题相比，分解后的小问题要简单得多，这样一来整个问题也就更容易解决了。确实，当你遇到一个难题，比如说一道数学题时，感到抑郁通常是一种有效的反应，它可能会帮你分析并最终解决问题。我们在一些研究中也发现，在解决智力测试中的复杂问题时被弄得越抑郁的人，在测试中的得分也越高。
分析问题需要大量的思考，而且不能中断。
抑郁会协调人体内的许多变化，让人们在思考时不会分心。在一个被称为腹外侧前额叶皮层（ventr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VLPFC）的脑区内，神经元必须不断放电以避免人们分心。但是这种持续的放电会消耗VLPFC神经元的大量能量，就像爬山时汽车引擎极其耗油一样。而且持续放电可能会使神经元细胞衰弱，就像汽车引擎长时间超负荷运转会出现故障一样。
对大鼠抑郁的研究显示，5-羟色胺1A受体参与了为VLPFC脑区神经元提供放电所需能量的过程，还能防止这些神经元衰弱。这些必要的处理过程让抑郁性沉思可以在神经元损耗最小的情况下不受干扰地持续进行。这或许可以解释5- 羟色胺1A受体在进化过程中为何如此重要。
考虑到分析问题时不能够被打扰，抑郁的其他表现也就可以理解了。比如说，为了避免因参与到其他社会情境而被迫思考其他问题，抑郁的人倾向于与社会隔离；同样，感受不到性生活或其他活动的乐趣可以防止抑郁的人因为这些活动而从自己的焦点问题中分心。就连抑郁的人经常没有食欲都可以被理解为是促进分析思维的表现，毕竟咀嚼以及其他一些口部动作会干扰大脑处理信息的能力。
抑郁性沉思容不得半点分心，因此在包括智力测试和阅读理解测试在内的许多认知任务中，抑郁的人通常比不抑郁的人得分低。大量证据表明，这是因为抑郁的人在完成心理学家交给他们的任务时，心里想着其他事情，这干扰了他们专注于认知任务的能力。除了引发他们抑郁的问题以外，抑郁的人对其他任何事情都难以专注思考。
社会问题解决能力。是否有证据证明抑郁性沉思确实存在好处？大多数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都相信，抑郁性沉思是有害的。如果这种假设是正确的，那么干扰这种沉思或者避免这种沉思出现的方法应该能使人们快速走出抑郁阴影。可惜这一“假设”并没有证据支持。试图摆脱这种沉思的人借助酒精或者药物转移注意力，往往会使他们抑郁得更久。相反，鼓励沉思的干预方法，例如写出自己的心思，往往能够更快地解决抑郁问题。
另一方面的证据来自于抑郁的人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研究发现，处于抑郁情绪中的人能够更好地解决社会矛盾，例如与父母或伴侣等自己依赖的、协作的或者帮助的社会伙伴发生利益冲突。这种复杂的社会情境似乎正是引发抑郁的那些问题：它们极富挑战，需要专注的分析思维才能解决，也因此足以驱动抑郁这种耗费心思的心理状态演化至今。
如果一位已经生儿育女的女人发现丈夫有了外遇，她是应该假装不知道这件事，还是应该与丈夫当面对质，要他在妻子和情人之间作出选择呢？前者或许可以保全婚姻，后者则面临离婚的风险。这样的社会困境需要谨慎地思考以及巧妙的政治技巧。实验室研究表明，抑郁的人能够更好地分析不同选择之间的利益得失，从而更好地解决问题。此外，研究还指出，这种社会矛盾也是抑郁的一个自然诱因——与合作伙伴发生冲突的人面临的抑郁风险较高。
如果考虑了以上所有这些论据——抑郁由复杂的社会问题引发；持续专注的沉思有助于抑郁的人解决这些问题；5-羟色胺1A受体自古以来就具有激发抑郁的能力；这一受体的参与过程保证了持续性思维连贯不中断地进行——这些证据使抑郁看起来并不像是大脑功能失调导致的障碍，反而更像发烧——虽然痛苦，但是复杂有序，并执行着特殊的生理功能。
我们在《心理评论》2009年7月号上发表的文章中对此做了更为详细的论述：“抑郁是一种进化适应性”的这个假设得到了基因、神经递质及其受体、神经生理学（neurophysiology）、神经解剖学（neuroanatomy）、药理学（pharmacology）、认知科学、行为科学以及对抑郁病人的治疗效果等多个层面的证据支持。
毫无疑问，抑郁确实是一种精神障碍。
但是，与精神分裂症、强迫症类似，抑郁症实际的发病人数大概只有人口总数的1%～2%，没有30%那么多。抑郁症可能会被误诊，因为有时候人们不愿意提及引起他们抑郁的那些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很敏感，或者令人尴尬、使人痛苦。一些人觉得自己必须坚强，因此不去理会这些问题，或者仅仅是因为他们对内心艰难的挣扎难以言表。
在这种情况下，治疗人员或者研究者就很可能误认为，这种抑郁发作不是对生活难题的正常反应，而是大脑功能出现障碍的结果。
实际上，抑郁是通过一种自然的方式告诉人们，他们正面临着复杂的社会问题，他们的思维正专注于解决这个问题。治疗人员应该鼓励这种抑郁性沉思，而不是试图阻止它，同时他们还应该努力帮助人们解决引起抑郁的难题。
当患者拒绝谈论困扰他（她）的问题或者不想提及他们大脑里萦绕的事情时，治疗人员应该尝试确定并努力消除治疗中的这些障碍，让患者敞开心扉。了解了抑郁背后的真正含义，数百万深受抑郁困扰的人就会明白他们痛苦产生的根源，并能够及时有效地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