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王希季，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早期从事火箭及航天器的研制者和组织者之一。中国第一枚液体燃料探空火箭、气象火箭、生物火箭和高空试验火箭的技术负责人；提出发射中国第一颗卫星的运载火箭——长征-1的技术方案，并主持该型运载火箭初样阶段的研制；曾任返回式卫星的总设计师，负责制定研制方案，采用先进技术，研究卫星返回的关键技术；曾任小卫星首席专家，双星计划工程总设计师等职。
1985年、1992年各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1项，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5年是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45周年，为此，我们特载《国际太空》人物访谈栏目对王希季老先生的专访。
记者：我查阅了一下您的资料，您从1960年就开始负责我国探空火箭的研制。在1958年开始方案设计的时候，当时您承担什么工作？
王希季：为了响应毛主席1958年提出来的“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当时成立了以钱学森和赵九章先生为首的“581”组。“581”的意思就是1958年第一号任务。此后成立了三个设计院，第一个是工程设计院，第二个是控制设计院，第三个是仪器设计院。因为工程设计院要借助上海的科技力量，所以搬到了上海，定名为上海机电设计院。我在那个时候从上海交通大学调到上海机电设计院，开始介入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
记者：您开始是负责搞探空火箭，后来又负责搞运载火箭，它们之间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吗？
王希季：刚开始时我国还不具备研制发射卫星的运载火箭的条件，技术和人才等各方面都很缺乏，所以先研制了探空火箭，先从能够上天开始，从而创造基础的条件，并培育人才。上天现在的定义好像要到轨道上才算上天，那个时候发射到大气层上边就叫上天了。
先发展探空火箭也是为了带动与卫星有关的一些项目，那个时候叫任务带学科，把这些学科树立起来，把人才培养起来。对运载火箭来讲，探空火箭是运载火箭的基础，因为都是火箭。虽然探空火箭小得多，它飞的高度只有几十千米，或者一两百千米，但可以打下发射卫星的础，培育发射卫星的人才。
记者：当时您具体负责运载火箭方案设计，什么促使您创造性地提出探空火箭跟导弹技术结合，您能跟我们简单讲讲这之间有怎样的逻辑关系吗？
王希季：到了1965年，中国的原子弹已经爆炸成功了，中国自行研制的中远程导弹也试飞成功。此外，中国科学院三个设计院的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探空火箭已能发射到100多千米高，人才也培养起来了，从而有了研制运载火箭的基础。还有，上海机电设计院从上海迁到了北京，划归到七机部，叫第八设计院。1965年，中国科学院提出了关于中国发展人造卫星的方案建议，该建议得到党中央原则上的批准。
在这个建议里面，包括人造卫星、运载火箭、测控通信和发射场等。钱学森先生让我看我国中远程导弹的资料，我看了一个多月，因为他的意见是要用发射中远程导弹的运载器作为运载火箭的第一二级来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但是发射中远程导弹的运载器的发射速度不够，达不到第一宇宙速度，离卫星进入轨道的速度还要差2000～3000km／s。于是，我与七机部第八设计院研究后提出，运载火箭的第三级用探空火箭。
这个设想得到了钱学森先生的认可，而且跟钱学森先生原来的设想也是符合的，那个时候我主要搞探空火箭，他让我去看导弹资料就是这个意思。此后，在1965年“651”会议上，我们就提出来了我国第一枚运载火箭的初步方案。钱冀先生代表中国科学院提出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方案。这个会最后的总结确定了这么几件事情。
一是发射的卫星要“上得去”，要能够进入轨道，这是运载火箭的事儿；二是“抓得住”，这是测控网的事儿；三是“听得见”，就是能听到卫星播放的“东方红”音乐；四是“看得到”，就是能在地面看到卫星。发射卫星的时间也确定在1970年，还把卫星的重量跟轨道的高度都确定了。虽然在研制过程中间有些改变，但是总的方案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记者：导弹跟运载火箭有什么不同？王希季：导弹跟运载火箭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运载火箭是为了发射卫星，把有效载荷送到空间轨道上去。导弹是为了打击目标，其目标有很多种，有的是地面的目标，有的是空中的目标，所以导弹跟用运载火箭发射卫星的目的不一样，因而它们的整个功能是不一样的，整个设计也有所差别。但是，导弹也是用火箭发射，有的在大气层里面，像近程导弹、防空导弹，有的要出大气层，像中远程导弹。导弹的有效载荷是弹头，运载火箭的有效载荷是卫星。
由于这两个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所以各自采取的技术措施不一样，包括驱动力技术以及力学和控制方面。许多人常常把它们混淆，实际上导弹跟运载火箭有许多不同。
记者：您能不能再回忆一下，当时在长征一1运载火箭研制过程中，有什么事情让您印象深刻？王希季：这个太多了，但很难说，因为研制长征一l不是我个人的行为，是一个很大团队的集体行为。在这个团队中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贡献。
例如，控制系统，在运载火箭里面有，在卫星中也有；发动机有大有小，有控制用的发动机，有主发动机，还有用做助推的，并有固体和液体发动机之分。在研制过程中，总会碰到很困难的事情。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大家都有忘我工作的热情，还有那个时候没有什么部门利益的概念，处处都体现了大协作的精神。
我在参与研制探空火箭的时候也经历过失败，我们拿出的运载火箭方案也被否定过。研制探空火箭遭受的失败对我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但是我们没因失败而气馁，通过不断总结和分析，最终还是成功了。
记者：当时您是负责人，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下，那个时候有压力吗？万一失败了怎么办？
王希季：我们在整个过程都考虑到万一失败，但我们是按不让它失败来做工作的。我们不是搞科学研究，而是完成一项系统工程。如果失败，那是在整个过程中间工作上有失误。我们对于失败非常痛心，但是在失败中吸取了经验教训，我们就会做得更好。
记者：您觉得是什么促使我国在那么短时间就能解决运载火箭技术，而且首发就能取得成功？
王希季：我国从1958年开始打基础，培育人才，这个基础打得很好。从上海机电设计院到七机部第八设计院，90%或以上的人员都是来自中国科学院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于1968年建立，1970年就发射成功东方红一1卫星。人才培养得好，再加上技术等一些因素，所以才能够那么快。
记者：我看了一些资料，“两弹一星”当时的提法好像是“两弹为主，导弹第一，同步搞人造卫星”，就是说搞卫星和运载火箭的这个团队是独立于两弹之外的，是吧？
王希季：搞人造卫星是独立于两弹之外的。在长征一1方案确定之后的1967年，七机部第八设计院转为研制返回式卫星，长征一1交给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研制。
记者：您在北京听到长征一1运载火箭发射成功的消息的时候，您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能不能给我们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
王希季：我非常高兴，非常兴奋，也为我们中国感到骄傲。一是我们发射的卫星比全世界所有的首发卫星总重量之和还重。二是四个要求我们全部达到了。三是我们的运载火箭是首发，卫星也是首颗，首发首颗卫星就都成功，这任世界航天史上都是很光荣的，是我们中国人很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这个特别令我欣慰。
记者：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我们采访过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火箭专家，也采访过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卫星专家，包括戚发轫院士，他们对天上看到的是卫星还是火箭第三级有分歧，您当时亲眼看到过吗？
王希季：“看得见”是东方红—1卫星工程的第四项任务。为了“看得见”，在第三级火箭装有直径4m的球形观测体。第三级运载火箭的研制当时是一个很难、很新的东西，由航天四院杨南生同志负责。杨南生同志以前是上海机电设计院的技术副院长。所以地面上看到的一般是火箭的第三级，不是卫星，卫星太小，很难看见。第三级火箭一旋转，其上的观测体就展开了，在它的附近就容易找到卫星了。
记者：您当时也是多次看到，是吗？
王希季：我当时很清楚看到第三级火箭。
记者：感谢您接受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