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英国前首相泰德.希斯（Ted Heath ）被指控曾经性侵一名12岁男童，顿时舆论一片哗然。此案目前尚无定论，但从之前的吉米.萨维尔乃至BBC的整体调查、罗马教廷多次遇到的虐童丑闻来看，这类案件并不罕见。尽管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越来越高，但在我们身边，在世界各个角落，依然发生着未成年人，特别是幼童遭遇性侵的不幸案例，包括强奸、猥亵、性服务等等。
这些恶行，被通称为对儿童的性残害（Child Sex Abuse）。性侵，往往来自身边黑手。最直接也最为公众所熟悉的一种性残害，就是对未成年人的性侵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强奸”。大多数国家规定，如果对方年龄达不到法定标准（比如，14岁），则无论其是否同意，与其发生性关系都视为强奸。
刑法理论通说认为，低于这一年龄者，对于性行为的本质和后果并无充分、确切的认识，其作出的“同意”不过是哄骗、恐吓和愚弄的产物，当然不能作为免责的依据。各国法律对“强奸”的认定不尽相同，直接导致了保护力度上的差异。
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法律中，强奸的目标只能是女性，如果是男性未成年人遭到性侵，只能按照猥亵儿童论处；而美国等另一些国家则规定，只要加害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用其身体部分或其他物体接触到了受害者阴部、肛门、口腔，都以强奸既遂论处，而且不论受害人和加害人的性别如何。考虑到儿童生理发育的特点，这种保护无疑更全面，更有利于制裁罪犯。尽管有了这些法律，但对于未成年人的性侵并不是太罕见的事情。
有研究认为，美国女性中至少有15%在未成年时遭受过不同程度的性侵；而之前一项微博上的小调查也显示，这种事情并不罕见。麻烦的是，在这些性侵案中，作案者往往就是受害者身边亲近的人——亲戚、邻居、老师等等，有时甚至就是其父母、养父母、继父母，外人很难发现；而受害者年纪尚小，往往不懂自己遭遇了什么、或者不知该如何报警求助。
等受害者长大成人，理解了当年那一幕的真相后，时过境迁，证据湮灭，很难再追究加害者的法律责任。比如，美国著名导演伍迪.艾伦（Woody Allen）的养女，就两次公开指控伍迪.艾伦在她7岁时性侵她。然而，警方经过一年多的调查之后，却找不到任何可靠的证据，毕竟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此案随即撤销，但究竟谁在说谎，却也很难证明。
对此，很多国家都在小学甚至幼儿园课程中加入性防卫意识的教育，用浅显的语言告诉孩子，身体上哪些部位是不许别人碰的，如果被人碰了之后该如何处理；并在教育机构中设置有专/兼职的社工(social workers)，协助教师处理未成年人的此类报告，如有需要，及时报警处理。雏妓，身不由己，倍受摧残。
另一种性残害同样令人不安：购买未成年人的性服务，或者称之为性剥削（Exploitation of Children）。这些提供性服务的未成年人多数是女孩，她们就像是含苞待放的花朵，却被疾风骤雨打落泥泞，人生道路彻底改变。有偿性服务业是否可以合法化，目前依然存在较大争议；但几乎所有国家都严格禁止未成年人充当性工作者（雏妓）。
理由很简单：未成年人不能正确、充分意识到这种行为的后果，更重要的是，他们或她们往往是在暴力胁迫、毒品控制、连哄带骗、饥寒交迫甚至是拐卖人口的前提下，身不由己坠入火坑，成了组织者的牟利工具。为此，法律通常规定对于购买服务者科处刑罚，一些国家甚至规定对未成年性工作者强制收容教育。然而，这些法律并没有什么用……这种现象在许多地区依然相当泛滥。
一份由泰国卫生系统研究院在2007年发布的报告认为，泰国的性工作者中，有40%是未成年人，其数量之大可想而知。菲律宾的情况则更加糟糕：联合国下属机构估计，该国至少有6万未成年人在从事性服务业。比如，在“天使之城”（Angel city），许多未成年性工作者与欧美来的恩客发生关系，生下的小孩因为无人照管更没钱接受教育，稍稍长大一点之后又走上母亲的老路，陷入人生悲剧的恶性循环。
随之产生的，则是所谓的“色情旅游”现象，一些发达国家的成年男性，千里迢迢跑到东南亚地区，专找未成年性工作者购买服务。有些国家为此特意修改法律，规定本国公民在领土之外，和未成年人发生关系的，依然以强奸论处。但是，千万不要认为，未成年性服务只存在于东南亚的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未成年性工作者也并不罕见。
2011年的一份FBI报告认为，美国有大约29.3万孩子面临性剥削与被拐卖从事性服务的风险。 女记者简.汉森（Jane Hansen）曾于2001年以《出售中的亚特兰大的孩子》为题，报道过亚特兰大的未成年性工作者现象；而不久之前，她悲哀地发现，这一现象有增无减。
对此，很多研究都认为，许多未成年性工作者，不过是为了糊口而卖身（Survival sex），如果社会能够提供足够的救助、收容、庇护，这种现象应当会大量减少。但所需资金从何而来，却很难找到答案。童婚，披着婚姻之名的毒花。在性剥削中，还有两种较为隐蔽，但性质同样恶劣的现象：一种是未成年人的色情作品，包括在线色情聊天。在很多国家，持有色情影视作品并不违法，但如果其中包含未成年人出演，则很可能构成犯罪。
还有人借助互联网，与远在数千公里之外的未成年人有偿裸聊。这种行径看似没有直接侵犯到未成年人，其实仍会对未成年人造成巨大的心理伤害。另一种则是童婚。各个国家或地区，都依照当地习俗、宗教信仰、人口实际水平，合理确定结婚最低年龄；但是，在许多贫穷、缺乏教育且性别及不平等的地区，法律规定往往并无多大意义。
在印度的拉贾斯坦邦（Rajasthan），超过一半的女孩没到15岁就会出嫁，最小的甚至只有4-5岁就当了新娘，而新郎可能是未成年人，也可能是成年人。按照印度法律，这当然是违法行为，但法律似乎并不奏效：联合国人口基金会（UNFPA）认为，在2000-2011年间，印度18岁以下的少女中有47%已经结婚，其中30%是在15岁之前出嫁的。在中东和一些非洲地区，情况也相当糟糕。
UNFPA认为，在发展中国家里，平均每9个女孩就有1个在15岁之前嫁人。而过早怀孕生子，给年轻母亲和婴儿的健康都造成极大威胁。WHO在2009年的一个报告表示，发展中国家15-19岁女童的死亡主因之一是妊娠并发症。《国家地理》刊发过一组“小小新娘们的秘密世界”的专题照片，实在令人不忍目睹。也门童婚受害者Tahani在自己6岁时就被迫嫁给了当时25岁的Majed。
倘若童婚受害者们想要脱离这种桎梏，追求自己的幸福，则等待她们的可能是夫家、部族的暴力，甚至是来自娘家的“荣誉谋杀”，在“婚姻”、“家庭”的伪装下，童婚的毒花散发着比强奸、有偿性服务更残忍的邪恶。未成年，不该生活在阴影之中。性残害行为，特别是强奸和从事性服务，往往会损害未成年人的身体健康，诸如脏器受损、传染疾病、非自愿怀孕等等。
然而，更隐秘、更严重的伤害却是加诸于她们的精神上：被侵害的阴影会长期伴随她们，让她们缺乏必要的自尊感与安全感。同时，如果这些受害者选择报警，又往往得不到法律的支持，有时还反而遭遇社会的质疑与嘲讽，从而产生更严重的无助感。
童婚，则让缺乏两性知识、没有独立生存能力的女孩们过早离开家庭、离开校园，别无选择地接受了“丈夫”，娘家视她们为换取彩礼的工具，夫家视她们为劳动力与生育机器，这实质是变相剥夺了她们的性自主权、婚姻选择权、受教育权、健康权，迫使她们成为不折不扣的男性附属品，失去了作为“人”的最基本权利。上述性残害行为，都与文明社会的伦理底线格格不入，完全是成年人利用其优势侵害弱者的卑劣行径。
护幼，是许多高级动物的本能，人类作为万灵之长，更有责任去保护所有未成年的同伴。人类社会进步至今，却依然有许许多多未成年人生活在阴影之中，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无法磨灭的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