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语“黔驴技穷”，出自唐代时柳宗元的《黔之驴》一文。缺乏防身技术的驴，终于命丧老虎之口，留下了骂名。今天我们说起驴，也通常没什么好词（蠢驴、驴脾气……），似乎只有阿凡提、张果老这样的滑稽小老头才适合骑驴。哪怕号称世间美味的驴肉，还是难登大雅之堂。然而在唐代以前，驴在中华文化中的形象，并没有这么糟糕。
被人驯养的家驴，祖先是非洲东北部的非洲野驴，大约秦汉之交传入我国。
而我国西北、青藏地区分布的两种野驴，至今未被驯化。西汉时，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就有“駃騠驴骡”一句，其中“駃騠”当时指良马，“骡”则表明当时中国人已把驴和马拿来杂交了（骡一般是指公驴和母马的后代，而公马和母驴所生的后来也叫“駃騠”，又称驴骡，体型力气都比骡小）。家驴体重通常不超过300公斤，是能驮起一个成年人的最小坐骑，虽然跑不快但颇有耐力。
尽管驴不如马高大，却有诸多独特的长处，因此逐渐成为古人不可或缺的家畜。
驴耐粗饲、好养活，饲养成本比马低得多，不论对普通农民、商贩还是潦倒文人都是最合适的坐骑。驴适合山地行走的特点，在多山的中国西北、江南地区，以及城市和乡村的小径上，更是极为合用。魏晋时期，文人清士们还以学驴叫为“时尚”，尤以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为最。
王粲死后，魏文帝曹丕（当时为魏王世子）亲自为他送葬，并带领大家一起学驴叫，表示哀悼。对他们来说，学驴叫虽是玩另类、秀个性的方式，却也不失风雅，说明驴当时在人们眼中的形象还不那么差。
然而作为马的同类，驴总被时时拿来和马比较，于是就被认为缺少马的俊朗、迅捷、力量和灵性，一双长耳朵也被视为丑陋的标志。比如三国时的东吴名臣、诸葛亮的老哥诸葛瑾，就因为脸长，被好事者牵来一头驴讥讽。
南北朝以后，驴在人们的语言中，被进一步套上了种种贬义色彩。到唐代时，由于中外交流增加，从波斯、阿拉伯一带又传入了许多贬斥驴子的故事。在西亚和地中海地区，驴虽然很早就被驯养——4000多年前的苏美尔人，就是用驴拉战车作战的；可这些地方的人们，自古就对驴看不上眼，认为它们丑陋、愚蠢。在波斯历史上，还流传着驴子凭借叫声吓跑敌人的故事。有研究称柳宗元的《黔之驴》，或许就是受此启发而写的。
如果说中国人对驴的看法转变，就因为柳宗元的一篇小文，或许有些夸大。然而自中唐以后，驴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就越来越差。昔日李白、杜甫骑驴的典故，只让人看到了他们的贫寒艰辛；中唐时李贺骑驴觅诗、贾岛骑驴赋诗，则更添几分撂倒和滑稽。到了宋代，驴基本就成了骂人话的素材：难听的声音是“驴叫”，和尚被骂作“秃驴”，还有那些不雅的比喻……形象差了，但驴在古代中国人生活中仍不可或缺。
就像大家以猪骂人，还是会养猪吃猪肉一样。繁荣的中国古代经济，也有驴的一份功劳。即便今天，在许多城市的街头，还时常能看到赶着驴车卖水果的小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