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昨天微信升级以来，朋友圈忽然出现无数空白的文字消息。许多人一边被刷屏，一边也在好奇——这究竟是在干什么？他们是怎么发出来的？其实秘密并不难：打一个字，按住发送同时删了这个字，你也可以做到。然而在好奇心和好胜心的驱使下，即便明知这件事并无意义，大家仍然争先恐后地加入了“发空白信息刷屏”的行列。
如果你也被刷屏了，那么你见证了一个“迷因”的自我复制和病毒式传播；如果你也忍不住一起“发空气”，那你已经无意中成了一个“迷因”的寄主，帮助了它的传播。什么是“迷因（Meme）”？“所有生命的核心要素不是火，不是温暖的吐息，不是什么‘生命的火花’；而是信息、词语、指令。”1986年，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如是说。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的演化生物学家，他抓住了新时代的精髓。
有机体的细胞是一张高度复杂的通讯网络中的节点，不停地发送、接收、编码与解码。演化本身包含了有机体和环境之间持续不停的信息交换。道金斯写道，“如果你想理解生命，不要去琢磨那些颤动伸缩的黏糊糊的原生质，而要研究一下信息技术。”
信息技术已经包围了我们；iPod和等离子显示器成了日常生活用具；发短信和搜索成了基本生活技能。然而，大部分人并没有足够能力去理解信息在生活中的作用。“信息成灾了。”我们只能这么说。但是，退后一步自然宽，审视过去的发展能让我们重新看清事实。
信息理论的发展帮助我们以全新的角度看待生命。基因编码——这个词已不再只是一个比喻——正在被破译。科学家讲述着“生物圈”这样的宏大概念：一个由地球上全部生命形式构成的实体，内部充满了信息，处在不停的复制和演化当中。而生物学家不仅把通信类学科的研究方法和专业词汇纳为己有，对理解信息本身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生于巴黎的生物学家雅克·莫诺（Jacques Monod）因为揭示了信使RNA在基因信息转录中的作用，于1965年与他人共同荣获诺贝尔奖。他提出过这样一个类比：正如同生物圈立足于无生命的物质世界，一个“抽象王国”亦将崛起在生物圈之上。那么谁会是这个王国的居民？——思想。莫诺写道，思想已经拥有了有机体的一些特性。
与有机体类似，它们倾向于保持自身结构并繁衍后代；它们也会合并、重组、分离其内容；事实上它们也会演化，而选择无疑在这一演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莫诺指出，思想具有“扩张能力”，“可以说是具有传染性”，而有些思想的传染力要强于其他。宗教思想影响着数量庞大的人群，或许可以作为传染性思想的例子之一。
美国神经生理学家罗杰·斯佩里（Roger Sperry）在更早些年的时候提出过一个类似的观点，认为思想与其栖身的神经元同样“实在”。思想有力量，斯佩里说：“思想引发思想，并参与演化出新的思想。它们互相之间、与同一个大脑中以及有关联的大脑中的精神力量之间都有着互动。而在遥远的将来，借助全球通信技术，它们还将与异域大脑中的精神力量产生互动。
它们还能够与外部环境互动，从而产生完全具有突破性、在演化领域前所未闻的优势。”
道金斯独自迈出了由基因演化向思想演化的飞跃。在他眼中复制因子（replicator）才是主角，而复制因子是否由核酸构成根本无关紧要。他的判断是“任何生命都是通过复制实体（replicating entities）的差别性生存而得以演化”。有生命的地方必然有复制因子。说不定在其他世界里复制因子可以在硅基化学过程中产生——或者根本不需要化学过程。复制因子不依赖化学过程而存在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认为就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最近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复制因子。”道金斯在他的第一本书——1976年出版的《自私的基因》——接近末尾处这般宣称。“它正在当面盯着我们。它还处于幼年时代，仍在它的原始汤中笨拙地漂流，然而它发展演化的速率足以令老式的基因望尘莫及。”这里所谓的“汤”就是人类文化；传递媒介是语言；繁育场所则是大脑。
道金斯为这种不具形质的复制因子提出了一个名称——迷因。这成了他最令人难忘的发明，影响力远超他的《自私的基因》或者后来的反宗教倡议。“通过从广义上来讲可归于模仿的过程，迷因一个大脑进入另一个大脑，并在迷因池中繁衍生息。”他写道。它们相互竞争有限的资源：大脑时间或带宽。它们最主要的竞争焦点是注意力。举例来说：思想。
一个思想有可能从迷因池中兴起，也有可能衰退并消失，不管它是原创的还是被重复过许多次。对上帝的信仰是道金斯举出的一个例子——一种古老的思想，在文字中，以及音乐和绘画中不断复制自己。认为地球绕着太阳运转的信念同样是迷因，它正在与其他迷因竞争生存的机会。曲调。
这个曲调已经在几个大洲上传播了数个世纪。流行语。“上帝行了何等的大事（What hath God wrought）？
”这句话自早期出现以来迅速流传于各种媒介。另外一个，“听清楚了”。在20世纪晚期的美国开辟了一条独具一格的成功之路。“适者生存”与其他迷因一样，是一个变异得很疯狂的迷因（“胖者生存”、“病者生存”、“假者生存”、“微博控生存”）。使用过季的流行语是一件很土的事情，但不要假装在它当季的时候你没参与其中……
图像。伊萨克·牛顿还活着的时候，虽是大英帝国最有名的人之一，知道他长什么模样的人却不超过几千。然而，现在成百上千的人对他的尊容都有一个清晰的印象——基于一些本身质量就很差的画像复制品的拷贝。迷因：有生命的个体。迷因诞生于脑中并向外界转移。它们开创的滩头阵地遍及纸面、胶片、电路以及信息能够踏足的任何介质。它们不应被理解为基本粒子，而应该是有生命的个体。
数字3不是一个迷因，蓝色也不是，任何一条简单的想法都不是，正如同一个单独的核苷酸分子无法成为基因。迷因是复合的单元，独特而令人难忘——具有耐久力的单元。同样地，一个物体也不会是迷因。呼啦圈不是迷因，它的材料是塑料而非比特位。当1958年这种玩具风靡全世界时，它是一种或一系列迷因的产物，或者说实体表现：对呼啦圈的渴望、摇呼啦圈时扭来扭去的技巧。呼啦圈本身是一种迷因的载体。
就这件事而言，每一位玩呼啦圈的人也是载体，一种非常有效的迷因载体，正如同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言简意赅的阐释：“一辆辐条轮货车不仅将粮食或者货物从一处运往另一处，还把关于辐条轮货车的绝妙主意从一个心智运往另一个心智。”
在人类生物学历史中的大部分阶段，迷因的存在转瞬即逝，它们主要的传输模式叫做“口耳相传”。不过到了最近，它们得以依附于实实在在的物质：黏土片、洞穴壁、纸张。它们通过铅笔、印刷机、磁带和光盘获得了长久的寿命。它们借助广播塔和数字网络扩张。迷因可以是故事、配方、技能、传说或者时尚。我们以每次一个人的速率复制它们。或者用道金斯以迷因为中心的观点来讲，它们复制着自己。
从当年的小胖到神烦狗doge，我们自以为“玩坏”了一样东西的时候，恰恰是帮助它们复制。“我相信，只要被赋予了合适的条件，复制因子就能够自动联合起来创造出系统，或者说机器，以便输送它们，以及促成它们进一步的复制。”他写道。这并不是说迷因是一些有意识的行动者，而是说它们是一些可被自然选择增进其利益的实体。它们的利益并非我们的利益。“一个迷因，”丹尼特说，“是一套具有个性的信息集合。
”当我们说“为了原则而战”或者“誓死保卫思想”时，这些言辞的字面含义可能比想象的更加接近真相。
哑巴、喇叭、喇嘛、鳎鰢……押韵和节律帮助人们记住片言只语。也可以说，押韵和节律帮助片言只语被记住。押韵和节律是有助于迷因生存的特性，正如同力量和速度有助于动物的生存。模式化的语言具有演化优势。迷因何以成功和基因一样，迷因能够作用于它们周围的广阔世界。
在一些情况下（取火的迷因、穿衣服的迷因、相信耶稣复活的迷因）迷因的作用可以非常强大。在向世界施加作用的时候，迷因改变了与其自身生存机会息息相关的外部条件。
构成莫尔斯电码的迷因便获得了强烈的正反馈效果。有些迷因显然对其人类宿主有好处（“三思而后行”、心肺复苏术的知识、做饭前洗手的习惯），但是迷因的成功与基因的成功并不是一回事。
迷因在复制过程中可能会留下令人印象深刻的流毒和触目惊心的附加破坏——秘方药、通灵疗法、占星术、恶魔崇拜、种族神话、迷信和计算机病毒（一个特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些发展到戕害其宿主的迷因才是最有意思的，比如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可以在天堂中得到回报的想法。
模仿早在语言诞生之前，迷因便已经在无言地传播了。简单的模仿便足以复制知识——如何削尖箭头或者生火。在其他动物中，人们已经知道黑猩猩和大猩猩可以通过模仿来学习其他个体的行为。一些种类的鸣禽听过附近的鸟儿歌唱（或者是如今鸟类学家手里的录音机）之后能够掌握其旋律，或者至少是其旋律的变换形式。鸟儿发展出了一整套鸣声和方言——简言之，在人类文化出现之前无数个世代，鸟类就已经在炫耀它们的啼鸣文化了。
尽管有这些物种中的特例，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迷因和语言还是唇齿相依的。（这种老掉牙的比喻也是迷因哦。）语言是文化的第一个催化剂。它取代了纯粹的模仿，通过抽象化和编码传播知识。也许终归还是免不了拿疾病做类比。大家对流行病学都还一窍不通的时候，就已经将它的语汇应用到信息的“物种”身上了。一种情绪可以是有感染力的；一段曲调可以是难以抵抗的；某个习惯可以是能够传染的。
“凭借彼此相望的目光，恐慌在人群里传染。”早在1730年诗人詹姆斯·汤姆逊（James Thomson）便已经这样写了。与此类似，弥尔顿是这样描写欲望的：“夏娃的眼睛放射出富有感染力的火焰。”
病毒式传播：电子传播时代的迷因但是直到新千年，全球电子传播的年代，传染才真正成为了谜因的第二天性。这个时代，病毒式的东西大行其道：病毒式教育、病毒式营销、病毒式电子邮件、病毒式视频以及网络。将互联网本身当作一种媒介——群体信息源、集体关注、社交网络以及资源分配——来考量的研究者，不光使用了流行病学的语言，还采用了其数学原理。
1981年，道金斯的读者、纽约人斯蒂芬·沃尔顿（Stephen Walton）在与认知学家侯世达（Douglas Hofstadter）的通信中，似乎首先使用了“病毒式文本”和“病毒式语句”这两个术语。沃尔顿经过一番逻辑思考——也许是以计算机的模式，沿着“说我！”、“复制我！”以及“如果你复制我，我会满足你3个愿望！”的思路提出了一些能够自我复制的简单句子。
当时身为《科学美国人》专栏作家的侯世达则认为术语“病毒式文本”本身更具感染力。
好吧，沃尔顿自己的病毒式文本，正如你现在亲眼所见，已经设法征用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宿主的设施——整个杂志社以及印刷厂和发行机构。它已经登程，此时此刻——甚至就在你阅读这一病毒式句子的时候——正在疯狂地在思想领域繁衍自己！侯世达则喜气洋洋地宣称他已经被这个叫做“迷因”的迷因感染了。
迷因无处不在，它是思想上的传染病人们对这个新传染病还是有抵抗的——好吧，至少是觉得不舒服……而抵抗的来源之一是，这愈发将人类自身边缘化了。把一个人说成只是基因用于制造更多基因的手段，已经够难听了。现在人类又要被认为是迷因传播的载体。没人喜欢被称为傀儡。
丹尼特是这样总结这个问题的：“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反正我上来就不喜欢这个想法，说什么我的大脑只不过是个粪堆，让别人思想的幼虫更新自身，然后再把自身的复制品以信息散播的方式送出去……照这个说法，究竟谁说了算，是人还是人的迷因？”
他又提醒说，不管喜欢不喜欢，人们很少对自己的意识“说了算”，从而回答了自己提出的问题。他或许该引用弗洛伊德，但是他引用的是莫扎特（或者他是这么认为的）：“不眠的夜里，思绪涌入我的脑际……它们来自何方，又如何到来？我不得而知，也与此无关。”
后来有人告诉丹尼特这段著名的引语根本不是莫扎特说的。它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生命，称得上一个相当成功的迷因。如果你听到“白岩松语录”这几个字会忍不住莞尔，那你已经见识过这个迷因了——新任竞争对手是“马云语录”——互联网就是这么一个迷因迅速传播的地方。
对于任何接受迷因这一观念的人而言，形势变化之迅猛远超道金斯1976年的想象。他当时写道：“迷因存身的计算机便是人脑。”到了1989年，《自私的基因》出第二版时，已经成为一名熟练程序员的道金斯又做了如下修正：“很容易预见到，人造的电子计算机最终也会成为可自我复制的信息模式的宿主。”
“当它们的主人把软盘传来传去”，信息也在从一台计算机转移到另一台。
他还看到了在地平线处喷薄欲出的另一个现象：计算机互连成网。“很多台计算机，”他写道，“通过电子邮件交换真正地连接在一起……这是自我复制程序借以兴旺发达的完美环境。”确实，当时互联网正在发出第一声啼哭。它不光为迷因提供了营养丰富的培养基，还为“迷因”这一观念本身插上了翅膀。 “迷因”很快成了互联网上的流行用语。人们对迷因的领悟又促进了它们的扩散。
网络上另一只流传甚广的明星猫，日本的“猫叔”。
（图片：group.mtime.com）前互联网文化中的迷因有些迷因不可能崛起于前互联网文化中，其中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是短语“跳鲨鱼”（jumped the shark）。它每一次出现，都呈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自我指涉特征。跳鲨鱼指的是越过了质量或者受欢迎程度的高峰，开始了无法避免的衰落。一般认为，这条短语由一位名叫肖恩·康诺利（Sean J. Connolly）的大学生于1985年首次使用。
他当时是在提及电视连续剧《幸福的日子》中的一集，剧中亨利·温科勒（Henry Winkler）扮演的方兹（Fonzie）在滑水时跳过了一条鲨鱼。
一开始这条短语不经大量解释不会被人理解。也许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人们在1997年之前找不到有人使用它的记录。1997年康诺利的室友乔恩·海因（Jon Hein）注册了域名jumptheshark.com并创建了一个致力于推广它的网站。
网站很快提供了一个经常被问到的问题列表：问：“跳鲨鱼”是起源于这个网站，还是你建了这个网站以便用这个短语赚钱？答：这个网站于1997年12月24日上线，同时宣告了短语“跳鲨鱼”的诞生。随着这个网站越来越受欢迎，这个术语也越来越广为人知。这个网站是鸡也是蛋，现在也成了第22条军规。
第二年，它传播到了更加传统一些的媒体上。
2001年，陶曼玲（Maureen Dowd）在《纽约时报》上用一篇专栏文章解释它；2002年同一家报纸的“论语言”专栏作家威廉·萨菲尔（William Safire）称之为“年度流行文化短语”；在那之后不久，人们已经在口头和书面中不自觉地使用它——不加引号、不做解释——最终不可避免的是，几名文化观察家问道：“‘跳鲨鱼’是不是已经跳鲨鱼了？”和任何优秀迷因一样，它也发展出了变体。
维基百科的“jumping the shark”条目2009年加上了这样一条建议： “See also: jumping the couch; nuking the fridge.（参见：跳沙发；原子弹轰冰箱。）
迷因是科学吗？这是科学吗？侯世达在他1983年的专栏文章中为这个学术领域提出了一个明显带有迷因色彩的标签：“迷因学”。迷因吸引到的研究者来自从计算机科学到微生物学等五花八门各种领域。在生物信息学中，连环信是一个研究对象。它们是迷因，有着演化历史。连环信的唯一目的就是复制。不管一封连环信上还可能说些什么，它总是包含着一条消息：复制我。
研究连环信演化的丹尼尔·范阿斯达尔（Daniel W. VanArsdale）列举了连环信、甚至更早的文本中的很多种变体：“原封不动地抄写7份”（1902年）；“完整地复制下来送给9位朋友”（1923年）；“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删去他的分”（《启示录》22:19）。19世纪出现的一项技术助长了连环信的兴盛：夹在成沓的书写纸之间的“复写纸”。
复写纸与另一项技术打字机形成了共生的关系。整个20世纪早期连环信病毒式的爆发此起彼伏。
后来的两项技术在普及的过程中，又促成了连环信成数量级的激增：影印（约1950年）和电子邮件（约1995年）。
如果“转给你的N个朋友”还算比较温柔，后来的某些文章就不那么客气了……纽约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信息科学家查尔斯·班尼特（Charles H. Bennett），与来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李明和马斌，在香港的山区徒步旅行期间进行了一次偶然的交谈。受这次谈话启发，他们开始分析一套收集于复印机时代的连环信。他们拥有一封信的33种变体，变异的方式包括拼写错误、删节，以及词或词组的变位。
“这些信经过了一个又一个宿主，期间不停地变异和演化。”他们在2003年的报告中写道。
“和基因一样，它们的平均长度是大约两千个字符；如同一种强劲的病毒，信件威胁杀死你，并诱使你将其传递给你的‘朋友和伙伴’——这封信的某个变种可能曾被送抵几百万人；仿佛具有一种遗传特征，它许诺你和你传递给的人会得到好处；与基因组相仿，连环信也经历着自然选择，有时候它们的零件甚至会在共存的‘物种’之间传送。”借由网络，迷因爆发式扩散。
3位研究者没有止步于这些引人入胜的比喻，他们开始把这些信件当作演化生物学算法的“试验台”。这套算法的设计思路是，获取不同现代物种的基因组，通过推理和推演的方法向后运算以重现其发展历史，也就是它们的演化树。如果这些数学方法能够应用于基因，几位科学家认为，它们也就适用于连环信。在两种情况下，研究者都可以核实突变率和相关度。然而，大多数文化元素变化和模糊的速度太快，难以被看成稳定的复制因子。
它们很少像DNA序列那样稳如泰山。道金斯曾亲自强调，他从未想象过建立一门迷因学之类的学科。1997年出现了一本同行评议的《迷因学杂志》，而且它的出版媒体很自然地选择了互联网。8年的时间相当程度上被花在了对现状、使命和术语故作姿态的争辩上，之后杂志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与基因相比，迷因很难以数学方法处理，甚至难以严格定义。所以说基因-迷因的类推令一些人侧目，而基因学－迷因学的类推则更甚。
基因起码拥有物质基础；迷因则是抽象、无形，以及无法计量的。基因的复制准确得几近完美，而演化正有赖于此：一点点变化必不可少，但是变异必须罕见；迷因则很少能够原封不动地复制，其边界总是模糊不清，其变异的狂野灵活程度放在生物界足以致命。术语“迷因”被应用到了大大小小丰富得可疑的各种实体身上。
对丹尼特而言，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前四节（见前文）“显然”是一个迷因，荷马的《奥德赛》（或者至少《奥德赛》的思想）、轮子、反犹太主义和书写也都是迷因。
理查德·道金斯：迷因仍未找到它们的沃森和克里克，它们甚至还没有孟德尔。然而，它们就在这里。在信息的流通愈加通畅之时，迷因演化得更快，传播得更远。在群体行为、取款潮、信息跟随和金融泡沫中，人们都能够感受到迷因的存在，即便做不到眼见为实。
健康饮食法的流行度时起时落，它们的名字都成了流行语——南方海滩健康饮食法、阿特金斯健康饮食法、斯卡斯戴尔健康饮食法、曲奇饼健康饮食法和饮酒人健康饮食法。它们自我复制的动力与营养科学毫无半点关联。
医疗实践亦如是，经历了“外科风尚”（surgical fads）和“医疗流行病”（iatroepidemics）这样由时尚性的治疗手段造成的流行病——比如20世纪中期席卷美国和欧洲部分地区的儿童扁桃体摘除术。有一些虚假迷因会在居心叵测的助力下传播，认为巴拉克·奥巴马并非生于夏威夷这一似乎无法破除的想法便是其中一例。
在网络空间，每一种新的社交网络都会成为迷因的新孵化器。
2010年夏秋两季，一个经典迷因曾穿上新衣在Facebook上招摇过市：有时候我就想一字不差地复制另外一个人的状态，看看他们能否注意到。然后它再次变异，2011年1月，下列信息在Twitter上爆发：有一天我想要原封不动地复制某个人的推语，看看他们能否注意到。在那时候Twitter上最流行的标签（作为基因——或者不如说迷因——标志的标签）便是一个词“#病毒”。
在人类大脑和文化里爆发的争夺战中，真正的战斗员是消息。
对基因和迷因互为咏喻的全新考量方式丰富了我们，为我们提供了似非而是的隽语，用以书写在莫比乌斯环上。小说家大卫·米切尔（David Mitchell）写道，“人类的世界是由故事构成的，而不是由人构成的。被故事用来讲述自己的人不应该受到责备。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写道：“所有的知识都是一样，你一旦掌握了它，便想象不出掌握它之前是什么情形。就像舞台魔术一样，在你掌握之前，知识就发生在你面前，而你当时却看向别处。”
垂暮之年的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曾经这样回忆：“生命中注满了言语——显而易见的浪费/有意保全消耗殆尽之物。
”专注于意识和知识的哲学家弗雷德·徳雷特斯科（Fred Dretske）于1981年写道：“太初有信息，言语后来才出现。”他补充了一个解释：“能够以种群的生存和延续为目的，有选择地利用这种信息的有机体的发展促成了这一转换。”如今，拜道金斯所赐，也许能够补充说，这种转换是由信息在完成自身种类的生存和延续时，通过有选择地利用有机体亲自完成的。生物圈的大部分成员看不到信息圈。
它是无形的平行宇宙，充盈着幽灵般的居民。但是它们对我们来说不是幽灵——不再是幽灵。在地球有机生物中，我们人类是唯一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里的。仿佛是因为与看不见的事物共存了太长时间，我们已经开始发展出所需的超感官直觉。我们知道很多信息物种，并以冷嘲热讽的风格命名它们的种类，好像以此来使自己确信我们理解它们：都市神话以及僵尸谎言。我们将它们保存在装着空调的服务器农场中，但并不能拥有它们。
当打油诗回响在我们耳畔，当一阵风潮将时尚掀了个天翻地覆，当一则恶作剧成为全球几个月的谈资，又像来时那样迅速消失……当你的朋友圈里此起彼伏出现空白信息——究竟谁是主人，谁又是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