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8月17日的早晨，帕罗奥多（Palo Alto）警方拜访了九位年轻人。在邻里瞩目之下，九人因违反刑法第211条和第459条（武装抢劫及入室盗窃），被捕，被搜查，被拷上手铐，被塞进一辆警车车厢。车队将他们带至帕罗奥多警局，在那里立案，录指纹，羁押，蒙眼。最终，他们被移交到斯坦福县监狱（Stanford County Prison）——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
他们是社会心理学史上最具争议的研究之一——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志愿参与者。
这项研究的对象为中产阶级出身的大学生，他们的家庭背景、身体和精神健康病史，以及社会行为等方面事先都进行过问卷调查，结果均显示“正常”；实验中，他们通过扔硬币被随机分为囚犯和看守。根据实验进展，研究最初的二十四小时内，在几乎没有得到指令的情况下，看守们便开始对囚犯进行肉体和心理上的虐待。
囚犯变得逆来顺受，丧失自我感，没有只言片语的反抗。实验中出现的行为如此极端，导致本计划持续两周的实验，在仅仅六天之后便被终止。
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不到十年之前，米尔格拉姆服从性研究（Milgram obedience study）表明，一经权威人士鼓舞，普通人便乐于以他们认为痛苦或者可能致命的电流电击同伴。
在很多人看来，斯坦福实验强调了这些发现，显示如果赋予了过多的权力，普通人能够多么轻而易举地变成残忍的压迫者。时值四十五年后的今天，许多人回顾这项研究，来说明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看守的所作所为以及美国滥觞的警察暴力何以会出现。斯坦福监狱实验时常被引用，以此证明我们体内隐含的原始暴力冲动；据说这项实验表明，只要稍许推动，我们便都会变成暴君。
然而，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真正教训并没有那么清楚鲜明。从实验伊始，种种歧义便令研究扑朔迷离。即使如其所示，普通人隐藏着丑陋的内在，这项研究还是证明了环境能够塑造我们行为。这项研究，究竟指明人性的不可信赖，抑或是认为问题全怪糟糕的系统？仅仅针对监狱这个具体范畴，还是能够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斯坦福监狱实验到底真正揭示了什么？
这项实验的吸引力与其简洁的设置不无关系：囚犯、看守、假监狱，再加一些基本规则。然而，现实中，斯坦福县监狱是一个被严重操控的环境，看守和囚犯的行为方式，很大程度上早已注定，取决于他们所扮演角色。为了理解该实验的涵义，你必须看到：这个实验并非建立在一片空白之上；最初，实验目的就是体验在残酷监狱中的工作和生活。
甫一开始，看守的优势便被津巴多确立。
研究结束不久，在他向斯坦福同事进行的陈述中，他描述了囚犯抵达监狱的程序：被扒光，搜查，“除虱”，随后发一套印有号码的长袍做统一囚服——津巴多管这叫做“连衣裙”，脚踝上拷着沉重的螺栓枷锁，蹬着松松垮垮的橡胶拖鞋，再戴一顶女士尼龙袜制成的帽子。“真正的男囚犯不穿连衣裙，”津巴多解释，“但我们了解到，真正的男囚犯的确会感到屈辱，雄风不再。我们想，通过让男囚犯不穿内衣钻进连衣裙，就可以快速地产生类似效果。
”袜帽是用来代替囚犯所须的剃光头发。看守则身着卡其色制服，装备口哨、警棍，以及光可照人的太阳镜，灵感源于电影《铁窗喋血》（Cool Hand Luke）中的监狱看守。
通常，看守维护监狱运行时不会时时刻刻收到具体指令。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看守能够完全自主：津巴多自己就参与实验，扮演监狱主管。（狱中的“典狱长”也是一位研究者。）参与实验之前，囚犯和看守都了解不得使用身体暴力，而囚犯和看守之间的冲突时不时失去控制，违反了他们参与实验前就知晓的禁令。当“主管”和“典狱长”对这些事件视而不见时，向看守发出的信息再清楚不过：一切都好，尽管继续。
参与者知道有人盯着这一切，毫无反馈则被解读为默许。这种被人观看的感觉或许鼓励了他们的表演欲。一名叫戴夫·埃谢尔曼（Dave Eshelman）的研究对象回忆自己如何“有意识地创造出”看守的人格。“我在高中和大学参加过各种戏剧排练。我非常熟悉这样的事：登台之前，换上另一副人格，” 埃谢尔曼说道。
事实上，他补充道，“其实，我算是在那开展了自己的实验，这么说吧，我想看看在他们喊‘住手’之前，我能把这套推进到哪里？而这些人又能承受何等的虐待？”
此外，还有一些微妙因素影响了这个实验。一般认为，研究对象都是普通人，他们也的确被一系列测试判定为身心健康、“普通平常”。然而，这其实是一个自我筛选的群体，他们被报纸广告吸引而来，而广告寻找的是愿意参与“一项针对监狱生活的心理学研究”的志愿者。
在2007年的一项研究中，心理学家托马斯·卡纳汉（Thomas Carnahan）和山姆·麦克法兰（Sam McFarland）探究是否广告措辞本身造就了差别。他们先重登原始广告，再另行发布一条删去了“监狱生活”这个词的广告。结果发现，两个广告征召的参与者在一系列心理测试中取得了不同的分数。
那些认为自己是来参加监狱生活研究的志愿者，在攻击性、独裁主义、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自恋度，以及社会支配倾向等指标上明显高出一筹，而在共情能力和利他行为方面则得分较低。
而且，即使在那个自我筛选的样本中，个人行为模式也大有不同。这项研究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对群体身份作出的反应，放弃个人身份，成为顺从的“囚犯”或暴虐的“看守”。然而，事实上，参与者能够对监狱环境以各种方式做出反应。
某些看守变得格外残忍，有些则保留了仁慈。很多本该顺服的囚犯进行了反抗。一名叫做理查德·雅可（Richard Yacco）的囚犯，回忆曾经“拒不服从一名看守的命令，宁愿关禁闭。作为囚犯，我们达成共识——大家意识到可以团结起来，消极抵抗，制造事端。”从这些细节中浮出的实验不再像张清晰的照片，更接近模糊的水彩。某些看守和囚犯行事令人吃惊，也是因为其所处环境“鼓励”——甚至是“要求”——这种行为而使然。
津巴多自己始终对监狱实验的细节和性质开诚布公：他彻底解释过最初研究设置。在一份仅仅描述实验大体框架的早期评论中，他指出，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看守变得暴虐，滥用权力。”（那也就是一共四个人。）那么，斯坦福监狱实验的传说——就像心理学实验的《蝇王》——究竟是怎样变得与真相分道扬镳，相去甚远？
部分应当归咎于津巴多早期对实验的评述。
1971年10月，研究刚完成不久，实验方法和结果的严谨分析尚未发表，津巴多被要求在国会对监狱改革作证。他的证言颇具戏剧性，尽管他清楚地阐释了实验如何运行，却也让听众容易忽视真实的实验环境是何等高压。他描述研究是“试图理解成为囚犯或者监狱看守会导致何种心理。”然而，他还强调，参与研究的学生是“一代人中的佼佼者，”谈及，并未向看守下达任何具体指令，看守自主制定“自己的规则，以维护法律、秩序，以及尊严。
”在解释结论时他说，“大多数”参与者发现，“很难清楚地区分自己和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为期六天的研究显示：“这项囚禁体验，让人将一生所学——尽管短暂——但确实弃之如敝屐；人性价值被摒弃，自我认知受到挑战，人性中最丑陋、最底层、最病态的一面浮出水面。”在描述另一项相关研究对监狱生活的启迪时，他评论道，“单单只是向人们分配标签，管有些人叫囚犯，另一些人叫看守，就足以引发病态的行为。”
后来，津巴多将实验录像带交给NBC电视台，NBC在1971年11月26日为此做了一个专题节目。1973年4月号的《时代杂志》发表相关文章。多方报道以各种方式重申，环境相对轻微的改变，就能将最出类拔萃、最光彩照人的一群人变成残暴的野兽或者丧失自我的奴隶。
当津巴多在1973年的一期《国际犯罪学与刑侦学》（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iminology and Penology）上发表关于此研究的正式论文时，对于此事件的观点已经成形固化，在国民意识中根深蒂固，以至于1975年一篇批评该实验方法的评论文章发表时，人们对之充耳不闻。
四十年后，津巴多依然没有回避公众关注。
他担任了《斯坦福监狱实验》电影的顾问，在电影中完全照搬原始实验细节，直接从实验记录出发撰写剧本，仅做出了极少的戏剧性改编。从很多方面来看，这部电影都是对这项研究的批判：克鲁德普饰演的津巴多是一名狂热的研究者，跨越了合适的界限，试图在他观察的学生中制造出非常具体的实验结果。电影制作者甚至强调了该实验设计有多么不可靠，并安插角色来指出津巴多并非一个公正的观察者。
电影突出了一场真实对话：一位心理学家问津巴多，是否有一个“独立变量”。实验结束不久，向斯坦福同僚描述这项研究时，津巴多想起那次谈话：“令我惊讶的是，我当时真的对他火冒三丈，”他回忆道，“我下属人马的安全、监狱的稳定性岌岌可危，我却不得不和这些多愁善感的、软弱无能的，整天考虑平等啦、学术啦这样的笨蛋虚与委蛇，关心什么独立变量这样荒谬的东西。他问我的下一个问题是康复计划，这个蠢蛋！
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那个时候，我已经在这个实验中走得太远。”
泛泛地说，这部电影重申了约翰·马克（John Mark）的观点，这名当年的看守回忆时说道，津巴多对于实验中事件的诠释，过于先入为主，受自己预期的影响：“他希望能够证明，大学生，具有中产阶级背景的人……仅仅因为被分配了角色，被赋予了权力，就会自相残杀。根据我的经验，我所看到的，我所感受到的，这个看法真的过头了。”
如果斯坦福监狱实验模拟出一个更加文明的环境，囚犯和看守能否展现出不同的行为？2001年12月，斯蒂芬·莱谢尔（Stephen Reicher）和亚历山大·哈斯莱姆（Alexander Haslam）这两位心理学家试图有所斩获。他们与BBC的纪录片部门一起合作，部分复原了津巴多的实验环境，进行为期八天的研究。看守依然身着制服，有权稍加赏罚；囚犯安置在三人牢房中，与斯坦福县监狱的陈设几乎别无二致。
主要区别在于，这家监狱没有预设的期望。在囚犯抵达前，看守们便被要求制定规则，他们仅仅被告知要让监狱平稳运行。（这就是所谓的BBC监狱研究，它与斯坦福监狱实验在其他几方面也有所不同，包括囚犯着装；而且，囚犯被告知，如果他们表现好，能够成为看守。可到第三天，这个承诺取消了，角色被固定下来。）
BBC研究的最初几天，看守们显然并没有凝聚成一个集体。
“几名看守对自己的权威本身及行使都持谨慎态度，”研究者写道。另一方面，囚犯则产生了集体认同。与斯坦福研究不同，心理学家要求所有参与者每天完成一份调查，衡量他自觉对他所在团体的归属程度；调查表明，随着看守们进一步分裂，囚犯们团结得越发紧密。第四天，三名室友决定碰碰运气。午餐时，一个人扔掉餐盘，要吃更好的食品，另一个要求吸烟，第三个希望医治脚上的水疱。看守们一团乱麻；有个看守甚至递给吸烟者一根烟。
莱谢尔和哈斯莱姆写道，囚犯们返回牢房后，“高兴地手舞足蹈。”（“太他妈棒了，”一名囚犯评论道。）很快，更多囚犯开始挑战看守。点名时他们公然违纪，抱怨食品，顶嘴。第六天结束时，三名不服从的狱友爆发，占据看守的房间。“这时，”研究者写道，“所有人都看得出来，看守的统治难以为继，已然完蛋。”
综合来看，这两项研究并不能说明我们全都具有先天的禀赋，随时变成残忍的暴君或者可怜的受害者。相反，研究表明，我们的行为很大程度上与自己的预期一致。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我们按照自己预期中“应当行事的方式”行事——尤其当这种预期源于自上而下的灌输时。在斯坦福实验的设置中，似乎应当奉行符合偏见的硬派看守风格，我们就努力适应角色。而BBC的研究者们告诉我们，不应该对社会流动性放弃希望，我们便据此行事。
这种理解似乎削弱了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力量。然而，实际上，这却令研究的意义更加尖锐鲜明。就在六月初，传来了哈里发·布劳德（Kalief Browder）自杀的悲惨消息。布劳德十六岁在布朗克斯（Bronx）被捕，被控偷窃一只背包；被捕后，他被囚禁在雷克岛（Rikers）足足三年而没有得到审判。（最终，他的案件被驳回。）在雷克岛关押期间，布劳德成为囚犯和看守双方都施暴的对象，其中有些行为被录影捕捉下来。
或许有人认为，监狱境况本就如此，因为人性本恶。然而，斯坦福监狱实验表明，极端行为源于极端制度。监狱并非白板一块。从事监管工作的看守也的确经历了自我筛选，就像津巴多的学生们自我筛选加入了监狱生活研究。正如津巴多的人马，从一开始，他们便被各种预期狂轰滥炸，预先设定的道德准则和行为模式构成了他们的成见。
斯坦福研究的真正教训，并不是说随便哪个人都能够变成虐待狂和暴君，而是说特定的制度和环境导致了这种行为——而且，或许，也能够改变那些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