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月20日上午，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大礼堂里聚集了200多人。一位组织者介绍说，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向大家解释，一项关于体重与死亡率的最新研究为何是错误的。这项研究报告于2013年1月2日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综合分析了97项研究的结果，而参与这些研究的受试者达到288万人。
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的流行病学家凯瑟琳·弗莱戈带领的课题组研究发现，按照国际通行的体重评价标准，超重人群比体重正常人群在同一时期内的死亡率可能要低6%。
这一结果一经公布，立即掀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大众媒体数十年来一直宣传的观念是，超重甚至是适度的体重增加都不利于身体健康。同时，该结果也引起了一些公共健康专家的强烈质疑。哈佛大学的营养学家兼流行病学家沃尔特·威利在接受电台采访时说。后来，为了批驳那篇研究报告，威利在哈佛大学专门组织了一次学术研讨会，指出他和同事在弗莱戈的论文中发现的问题。
然而，也有很多研究人员对弗莱戈的研究表示认同，并将其视为阐述“肥胖悖论”的最新报道。超重的确会提高人们患上糖尿病、心脏病、癌症和其他慢性疾病的风险，但这些研究表明，对于某些人，特别是那些中老年人或者患有某种疾病的人而言，超重一点儿的害处并没有那么大，甚至可能是有益处的。
“肥胖悖论”在公共卫生学界引发了大量讨论，其中包括4月份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大讨论之所以能够产生，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肥胖所涉及的流行病学非常复杂，而且又很难排除错综复杂的影响因素。有趣的是，这场辩论中最有争议的部分并不是科学本身，而是如何看待肥胖问题。
许多科学家认为，如果仅仅是为了简化信息而去隐藏或者去除某些数据，尤其是那些在多次实验中被反复验证的研究结果，会让他们感到不安。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内科医生、肥胖症专家萨穆埃尔·克莱因认为，如果只是一项研究，那不一定能告诉我们事实的真相，但如果是大量的研究都得到同样的、一致的结果，那就毋庸置疑了。
死亡曲线超重会加速死亡这一提法，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国保险行业的一些研究。20世纪60年代，一份基于美国26家人寿保险公司投保人数据的分析报告显示，体重比美国人平均体重稍低的人群死亡率是最低的，而体重高于平均值的人，死亡率会随着体重的增加稳步上升。该报告促使美国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更新了标准体重表，以此筛选投保客户，后来该标准在随后的数十年里被医生广泛使用。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国家老龄化研究所的负责人鲁宾·安德雷斯，因为对这份标准体重表提出质疑而上了报纸的头版头条。通过对死亡率统计表和研究数据进行重新分析，安德雷斯发现，体重和死亡率之间其实形成了一条U形曲线。曲线的最低点是死亡率最低的体重值，这个值会随年龄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安德雷斯的计算结果表明，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推荐的标准体重可能只适用于中年人，而不适合那些50岁及以上人群，这些人超重一点儿可能更有利于身体健康。
安德雷斯的理论遭到医学界主流学者的集体反驳。例如威利和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流行病学专家乔安·曼森就曾于1987年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联合发表了一篇引用频率颇高的文章。在文章中，他们分析了25项针对体重和死亡率关系的研究，结果发现，导致不同研究出现不同结论的最主要干扰因素是吸烟和患病。
1995年，曼森和威利再次发表文章，重申了他们的这一观点。这次，他们分析了超过11.5万名女性护士的身体质量指数，这些护士都是一项身体健康状况长期调查的参与者。曼森和威利排除了那些曾经吸过烟，以及在调查开始后的4年里就去世的女性，结果发现BMI和死亡率之间呈现明显的线性关系，死亡率最低人群的BMI值小于19。
与此同时，全世界也都开始关注肥胖问题。自从1980年开始，世界范围内的超重和肥胖人群所占比例就开始飞速上升。1997年，世界卫生组织在瑞士日内瓦专门为此召开了首次专题大会。会上，专家们对BMI的定义给出了新的标准。1998年，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分级标准，调整了自己对BMI的界定。
弗莱戈正是提出要重视超重和肥胖问题的专家之一。她在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下属的统计数据中心工作，能够接触到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检查调查的数据资料。该调查从20世纪60年代起便开始实施了，每年都会选择大约5000名美国人进行跟踪访谈和体格检查。弗莱戈和同事对这些调查数据进行研究之后发现，美国人超重和肥胖的比例在逐年递增。
然而，弗莱戈在2005年发现，NHANES的数据证实了安德雷斯的U形死亡曲线模型。弗莱戈的分析结果显示，那些超重但不肥胖的人，死亡率要低于正常体重者，这一关系甚至在不吸烟的人群中也一样成立。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其他的研究人员也发现了同样的趋势，于是弗莱戈决定完成那项综合性分析研究。她说：“我们认为是时候把这一系列研究成果进行一次整理和总结了，我们也许无法理解其中所有的信息，但我们至少要把这些信息全部呈现出来。”
弗莱戈的分析，囊括了97项前瞻性研究，这些研究全都采用了标准的BMI分类法，来评估与各种因素相关的死亡率。另外，这些研究还都使用了标准的统计校正方法，来阐述吸烟、年龄和性别对研究结果带来的影响。当把所有成年人的研究数据进行汇总之后，弗莱戈发现，BMI处于超重范畴的人群死亡率最低。
然而，哈佛大学的研究团队却认为，弗莱戈的方法并没有完全校正年龄、与疾病有关的体重减轻，以及吸烟对研究结果带来的影响。他们说，如果弗莱戈要去除这些因素，那么在年轻群体中，同样应该消除这些因素。此外，哈佛大学的团队还认为，吸烟者当中，并不是每个人的嗜烟程度都是一样的，比如重度吸烟者通常比偶尔吸烟者更瘦一些，所以最好的方法是挑选完全不吸烟的人群进行研究。
对于威利对弗莱戈工作的批评，很多肥胖专家和生物统计学家都表示了异议。他们认为，威利和弗莱戈的研究各有优点，两者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处理数据而已。既然有如此多的研究都支持“肥胖悖论”，我们就应该认真对待它。
科学家现在正在努力解答的问题就是，为何会产生“肥胖悖论”。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在过去近十年里，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患有心脏病、肺气肿和Ⅱ型糖尿病等严重疾病的人群中，反而是那些超重者的死亡率最低。对于这种现象，最常见的解释就是超重的人有更多的能量储备来对抗疾病。
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代谢储备也很重要。“生存其实就是各种风险因素平衡的结果。如果你本来年轻健康，然后在15或者20年之后出现肥胖问题，这是和年龄增长有关系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各种风险因素平衡的结果是倾向于让人发胖。”
遗传和代谢因素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去年，美国西北大学的预防医学研究人员梅赛德斯·卡内森研究发现，患有Ⅱ型糖尿病的成年人中，在一定时期内体重正常者的死亡率是超重或肥胖者的两倍。卡内森认为，这种趋势可能是由体型虽然偏瘦，却患有“新陈代谢型肥胖”的一小群人所导致的，这些人血液中的胰岛素和血脂水平很高，所以患上糖尿病和心脏病的风险就更高。
所有这些发现都表明，BMI是个粗略的个人健康评价指标。一些研究人员主张，最重要的是脂肪组织在身体里的分布情况，腹部脂肪过多是最危险的。另外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心血管适应度才是最佳的评价指标。
如果有关“肥胖悖论”的研究工作都是正确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将这些细微玄妙之处传达出来。过度超重，也就是肥胖，毫无疑问对身体健康是有害的。对大部分年轻人而言，保持身材是很有必要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到了疾病缠身的时候，适度的超重可能会对健康更有帮助。
然而，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担心人们会误解这个结论，认为超重是不会影响身体健康的。威利还担心，“肥胖悖论”研究会让公众不再相信科学。他说：“你会经常听到人们说，‘一个月之前科学家还是这么说的，可是几个月之后他们又反着说了，所以科学家的话不能信’。这种事情在一次又一次地上演，就像苏打水之于肥胖，石油工业之于全球变暖。”
与此同时，弗莱戈也表示，她最关注的问题不是公众对其研究结果的反应。她说：“我为统计机构工作。我们的工作不是制定公共卫生政策，我们只是提供准确的信息给政策制定者，以及对这些话题感兴趣的人们。我的研究数据只是研究数据，不会故意去传递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