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端午前后包邮区陷入汪洋之后，随着三大台风的逼近和登陆，东南沿海又准备迎来瓢泼大雨了。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沦为水城，城市下水道，这个被大都市光鲜外表掩藏于地下的问题，也被摆上台面，成为关注的焦点。
近几十年，中国城镇化进程迅速，大片荒地被钢筋水泥与柏油覆盖，无疑加重了降水时对“城市良心”的考验力度。在以往，雨水降下来会渗入土壤，只有当降水强度大于下渗时地表才会形成积水。
而现在，城市里多半的雨水被留在地表，形成地表径流。在排水工程中，一定汇水面积内地表径流与降水量之间的比值被称为径流系数。一般来说，公园和绿地的径流系数在0.1~0.2之间，而对于城市建筑密集区，径流系数的数值则是0.6~0.85。显而易见，同样的雨水总量，建筑物的密度越高，留在地表的积水量越大，城市排水系统也就要接受更大的考验。
大范围的城市水泥地，无疑挡住了雨水向地下渗透的步伐。而与此同时，城市中还存在一个“雨岛效应”。与“热岛效应”类似，与周边郊区相比，大城市的降水次数和降水量都有所增加。在暴雨来临时，“雨岛效应”会成为内涝的帮凶，进一步加大城市排水系统的负荷。
下水道，其实是个日语舶来词，“下水”表述其功能，“道”则描述了它的外形。
有别于巴黎、伦敦、东京恢弘如宫殿的城市排水系统，中国多数地区的排水管一般在地下5米左右，管径多在1米以内，实在当不起“下水道”这个称呼。所以，给排水相关的工作人员更常用“污水管网”这个称呼。新北京的城市排水系统始建于建国初期，彼时由于在经济和技术上一穷二白，国内很多地方都是沿用“苏联老大哥”的理念和理论。
与欧美和日本着眼于未来的“地下廊道式”方案不同，当时中国的设计更注重节约成本，旨在以最小的代价解决眼前的问题。而苏联的地理环境是地处高寒、降水量小，中国全盘复制他们“地下管网式”的排水设计，就遗留下诸多问题。
国内的“地下管网式”排水系统口径小，承载能力有限，很难应付如连降暴雨之类的突发状况。北京市区就仍有很多地方使用合流制的排水方式——把雨水和污水混在一起一股脑的丢给污水处理站。
这种排水体制系统投入成本低，施工容易，但对于处理能力有限的污水站来说，大规模暴雨就是块吞不下的硬骨头了。而关闭泵站，量力而行的话，城市海景会变得愈发浩瀚......而一些发达国家的排水系统多用分流制，雨水系统和污水系统并行，维护和管理方便，缺点就是施工麻烦且造价较高了。
在一次又一次的“大雨倾城”中，常常会出现“多少年一遇”的概念，似乎是在为饱受诟病的城市排水系统喊冤。
事实上，的确有一个名为“重现期”的概念。它指的是在一定长的统计期间内，等于或大于某暴雨强度的降雨出现一次的平均间隔时间，通俗点说，“多少年一遇”似乎也没什么太大问题。以北京为例，建国初期北京城的排水网管设计重现期为0.5年，碰上“半年一遇”的“大雨”时就会产生积水，所以北京每年泡上那么几次澡是很正常的，这完全在设计允许的范围之内。
现在，按照国家《室外排水设计规范》，重现期一般采用0.5～3年，重要干道、重要地区或短期积水即能引起较严重后果的地区，一般采用3～5年。然而在实际建设中，先不说“重要”与“严重”的定义有多模糊，多数城市在设计规划的时候都采用了规范允许的下限。因为高标准意味着高投入，高投入则会减少工程收入。而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对于重现期只规定最低限，而非一个区间：纽约的排水重现期为10年，东京和巴黎是5年。
城市内涝，其实还不只是某一方面的问题。比如在排水设计的计算方法上，国内就要落后发达国家一大截。计算雨水量、暴雨强度，用的都还是上上世纪的推理公式法，简单却误差大，而国外的同行们早在三四十年前就改用电脑建立模型测算。现在使用的一些计算公式里，时常会出现一些“经验系数”，看名字就能猜到，它的确定完全取决于计算者。正是这些微小偏差的累积，常常将结果引入到一个更大的误差之中。
而在排水管网的管理和养护上，国内几乎所有城市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包括年久失修、阻塞、缺乏整体协调。道路两边的雨水箅子下被厚厚的垃圾堵满——落叶、塑料包装袋、烟头、剩菜……这些都严重阻碍了它的排水泄洪功能。同样的，管道内部情况也不容乐观。比如餐饮业密集区域，厨房排入下水道的油脂在下水道中变冷凝结，很容易黏在管壁上，导致排水管线的实际管径越来越小，越来越容易堵塞。
而“地下管网式”排水系统又不便疏通，使得问题积累愈发严重。
此外，我国的排水管道是分段修的，每个施工单位只负责其施工的一段，而城市的扩建和多次改造更让这种混乱雪上加霜。设计、建造的过程，很少会去考虑其上下游及整体布局，更难以跟上城市发展的整体步伐。排水网管的建设，是种“看不见的政绩”，也很少有人会在内涝以外的时候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相较于电力、给水、通信之类“富裕”的公共事业，排水管道的养护管理部门就完全是个“赔钱的买卖”，只能依靠政府的资金支持。标准、设计和建设之外，城市排涝受阻还是无可避免地撞上经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