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同性恋者、双性人和变性人群体坚持不懈的长期斗争，社会已经软化了对性取向和性别选择的态度。但当涉及性别时，依然存在很强的社会压力迫使人们遵从传统的非男即女的二元模式。
然而，诸多研究已经表明，性别判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绝非两性之分如此简单。生物学家正在构建一种更加微观、更具包罗性的性别观。如果真的存在科学家主张的更为宽泛的“性别频谱”，那么社会认知就不能拘泥于传统，必须跟上脚步与时俱进，努力适应这一结果。
作为一名临床遗传医师，保罗·詹姆斯（Paul James）已经习惯了和他的病人讨论最微妙的话题。但在2010年初一次以性为话题的谈话中，他发现自己特别尴尬。
一名46岁的孕妇为了了解胎儿染色体是否存在异常，曾造访詹姆斯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皇家医院的诊所，以听取羊膜穿刺测试的结果。胎儿的状况很好，但随后的测试却发现了母亲染色体一些令人震惊的现象：她的身体由两套个体细胞构成，可能来自她母亲子宫内出现的两个胚胎。其中一套细胞携带着两条X染色体，即女性的典型补体；而另一套细胞则由一条X和一条Y染色体构成。
这位即将步入天命之年且怀了第三个孩子的女性平生第一次了解到，她身体的一大部分在染色体上竟属于男性。
性别可能比人们最初认为的要复杂得多。根据现有的简单定义，Y染色体存在与否决定一个人的性别：有它，就是男性；没它，就是女性。但长久以来，医生们都知道有一些人介于这二者之间——他们的性染色体表现的是一回事，而他们的性腺（卵巢或睾丸）或性解剖表明的则是另一回事。
存在这种状况的儿童的家长兼具两性特征或存在性发育障碍（DSD），他们经常面临着把孩子按男孩还是女孩来抚养的艰难决定。研究人员表示，如今每100人中就有1人存在DSD的一些特征。
当考虑到遗传基因时，性别之间的界限甚至更加模糊。科学家已经甄别出与DSD主要特征相关的诸多基因，并且也揭示出这些基因间的差异对个体解剖学或生理学性别有细微影响。此外，DNA测序与细胞生物学新技术表明，基本上每个人都是不同程度的基因独特细胞的混合体，一些人的性别可能和身体其他部位并不匹配。甚至还有研究表明，每个细胞的性别都可以通过一张复杂的分子互动网支配自身行为。
这些发现并不适合如今这个性别二元论的世界。几乎没有法律体系考虑到生物学性别方面的任何模糊性，而且一个人出生证明上的性别会严重影响到个人的法律权利和社会地位。
性别起点方面，性别在生理特征上的差异很明显，但在生命之初却并非如此。经过5周发育，人类胚胎拥有形成男性或女性特征的潜力。
在发育中的肾脏旁，有两个叫做早期生殖嵴的凸起紧挨着两对导管，其中一个会形成子宫和输卵管，另一个会形成男性内生殖器管道：附睾、输精管和精囊。在发育第6周，性腺会打开发育通道，形成卵巢或睾丸。如果形成睾丸，其发育时会分泌出有助于输精管发育的睾丸素，还会分泌出其他激素，使假子宫和输卵管退化。如果性腺发育成卵巢，就会分泌出雌激素，而睾丸素的缺乏则会让输精管萎缩。
性激素还决定着外生殖器的发育，而且在青春期会再次发挥作用，引起第二性征如乳房或面部毛发的发育。
这些过程中的任何改变都会对个体性别产生显著影响。影响性腺发育的基因变异会导致拥有XY染色体的个体拥有典型的女性特征，而激素信号的变化会导致拥有XX染色体的个体向男性发展。长期以来，科学家认为女性的发育是默认程式，而男性的发育则是被Y染色体上一个特殊基因的出现主动激活的。
然而，在世纪之交，这种认为女性是被动的默认选择的观点却被推翻了，因为人们发现了有效促进卵巢发育并抑制睾丸形成程序的基因，其中之一被称为WNT4。拥有XY染色体却携带该基因多余副本的个体会发育出外阴和性腺，以及最初的子宫和输卵管。这些发现均表明了性别判定的复杂过程，其中性腺的身份取决于两个相反的基因活动网之间的制衡。
根据一些科学家的观点，性别平衡可以在发育完成很长时间后发生变化。
实验表明，小鼠的性腺在整个生命过程中会在雄雌之间摇摆不定，其身份需要经常维持。性腺并非性别多样化的唯一原因，许多DSD是性腺和其他腺体产生的激素信号的应答机制发生变异导致的。例如，当个体细胞对雄性激素失去应答时，就会出现完全型雄激素不敏感综合征（CAIS），这通常是由于对激素做出应答的受体没有工作。存在CAIS的人拥有Y染色体和内部睾丸，但他们的外生殖器却是女性的，青春期也会发育成女性。
科学家如今发现，携带XX染色体和XY染色体的细胞表现会有所不同，而且这种表现不受性激素活动的支配。生物学家正在构建一种更加微观的性别观，但社会认知仍需跟上脚步与时俱进。的确，经过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人和变性人群体超过半个世纪的激进主义行动，社会已经软化了对性取向和性别选择的态度。很多社会群体现在已经适应了跨越常规社会界限来选择外貌、职业和性伴侣的男性和女性。
但当涉及性别时，依然有很强的社会压力迫使人们遵从传统的二元模式。
这种压力意味着生来有明显DSD的人需要经常作外科手术，以使其生殖器官“标准化”。类似手术因为常发生在因年龄过小而没有自主发言权的婴儿身上而存在争议，而手术所设定的性别可能因为与该儿童最终的性别认同（对自身性别的认知）不同而产生风险。因此，间性人倡议群体坚称，医生和家长至少应该等到孩子年龄大到足以表达其性别身份（一般在3岁左右），或足以决定是否愿意接受手术时再进行手术。
该问题由于2013年5月南卡罗来纳州一位名叫MC的儿童的养父母诉讼案而成为关注焦点，MC出生时患有卵睾两性畸形DSD，即同时拥有卵巢和睾丸组织的外生殖器和性腺。当MC在16个月大时，医生通过手术为其设定的性别是女性，但现年8岁的MC却发展为男性的性别认同。因为MC的治疗期间处于南卡罗来纳州保健范围内，该诉讼不但指控手术的医疗失当，而且还指控该州剥夺了他身体完整性和生育权等宪法权利。
医生和科学家对这些关注心怀同情，但MC的案例也让一些人感到不安，因为他们知道生物学性别方面还有大量事物亟待了解。他们认为通过法律规定改变医疗实践并不理想，他们希望看到在生活质量和性功能结果方面收集更多数据，并以此帮助患有DSD的人来决定最好的行动方案，而研究人员正开始着手这些工作。
诊断DSD曾一度依赖于激素测试、解剖学检查和医学影像，然而每次辛苦的测试只能检测一个基因。
而现在基因技术方面的进步意味着，研究团队可以一次性分析多个基因并直接指向一个基因的诊断，这一过程减轻了许多家庭的压力。医生对性别手术的态度正变得越来越谨慎。患有DSD的儿童，现正由向个人和家庭提供定制管理和支持的多学科团队进行治疗，尽管期间没有任何手术，但通常还是会涉及把孩子按男孩还是女孩来抚养的问题。科学家和倡议群体基本上支持这种做法，维兰表示：“无性别地抚养儿童是很困难的。
”在绝大多数国家，法律上不可能存在除男性和女性外的其他性别。
然而，如果生物学家继续主张性别是一个频谱，社会和国家也将尽力适应这一结果，并搞清楚在何处以及如何划分性别界限。很多跨性别者和间性活动家都渴望生活在性或性别无关紧要的社会中。尽管一些政府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但格林伯格对于实现这一梦想的前景持悲观态度——至少在美国是这样：“我认为完全清除性别标记，或是认可第三种不确定的性别标记，是很困难的。
”如果法律需要一个人是男性或女性，那么其性别是通过解剖学、激素、细胞还是染色体来界定？如果它们发生冲突应该怎么办？“由于没有一个生物学参数取代其他所有参数，我认为，最终性别认同似乎才是最合理的指标。”换言之，如果你想知道一个人是男是女，最好的办法莫过于问其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