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物理学和历史似乎以一种较为彻底的方式，对整个人类知识领域分而治之。我们能否因此认为，它们是两种必然的认识途径和形式呢？如果是这样，数学物理学和历史将会接近于现代的两种自由技艺。
克莱因，雅各布·克莱因（Jacob Klein，德裔美国哲学家），曾师从哈特曼、海德格尔和胡塞尔，1922年获得博士学位。1938年来到美国，次年在马里兰安纳波利斯的圣约翰学院任教，直到1978年去世，1949年至1958年任圣约翰学院院长。其著作有三部：《柏拉图的〈美诺篇〉评注》、《希腊数学思想和代数的起源》以及《柏拉图的三部曲》。
本文原标题为“History and the Liberal Arts”，是1953年6月5日克莱因在安纳波利斯的圣约翰学院发表的一篇精彩演讲。它讨论了历史概念的深刻演变：实用主义历史和谱系学历史是古代仅有的两种历史类型，其中都不存在历史先验的东西。
随着基督教的出现，对历史的理解发展出普遍化的倾向，将世界呈现为世俗的世界和神意的世界两个维度，历史总是体现出一种“象征性”，世界历史是对精神历史的一种象征性复制，展现了创造、堕落、救赎与拯救之间的永恒关系。
正是在维柯那里，历史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神意的维度被略去，由二维减为一维，其目的在于寻找支配人类世界的法则，以区别于支配自然世界的法则。它使得看待事物的历史方式成了我们理解的必然形式。维柯关于“理想的永恒历史”的观念是“普遍数学”观念的衍生物，普遍数学之于所有具体的数学学科，就如同“理想的永恒历史”之于所有具体的民族历史。
历史成为一个知识分支，对任何主题都做一种历史考察的普遍倾向，以及选择做历史处理的事件或事实，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种被称为“历史”的人类事业。圣约翰学院项目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以及学院的参观者和许多校友经常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圣约翰学院的课程会忽视历史？他们指出，阅读“伟大书籍”的时间顺序与学生们历史意识的显著缺乏形成了明显反差。我认为，现在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广泛讨论。
首先要说的很简单：人有理解能力，天性好奇，想要探索他所看到的一切——各种动植物，星星、云朵和风，地球的表面，河流、森林、石头和沙漠。无论这种欲望的起源是什么，人都想查明、理解和认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不仅对当下的周遭事物感到好奇，而且也对未来感到好奇：他既想知道他周围还有其他什么东西，也想知道他会发生什么事情。最后，他想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
我们也许可以有些天真地说，从后面这种欲望之中产生了历史，即对过去的探究和发现，描述最遥远的过去和最近发生了什么。
希腊词historia最初意指任何种类的探究。渐渐地，它开始意指对过去的探究和对过去事件的描述或叙述。于是，我们有历史，即历史书籍：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各种编年史等。这样的历史可能或多或少是正确的。必须借助于书籍、旧记录、信件、铭文等一切可用的证据对事件描述的准确性加以考察。历史科学及其方法论成为一个知识分支，历史可教可学。
然而，大家立刻感觉到：这是不够的，这并不足以描述历史是什么意思。首先，在历史研究中有一种特殊强调是其他学术分支所缺乏的。以地质科学为例，无论它的研究和发现是多么重要和有趣，这门科学都不会提出普遍说法，而会把自己限制在某个领域之内。几乎任何领域中的几乎任何问题，似乎总有一种“历史方法”。其次，说历史是对过去事件的描述和叙述并不完全正确。并不是过去的任何事物都是“历史的”。
例如，要想分辨出希罗多德、塔西佗或吉本的这些标准并不是太难。在修昔底德的著作中发现这些标准也许要更加困难，但并非没有可能。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地说，要想提供标准，一般而言只有通过两种方式：（1）考虑当前的事态，其主要特征需要以某种谱系学程序追溯到它们的起源；（2）渴望从错误和失败中，或者从过去的典型行动中得出对未来的教训，这种渴望引出了自波里比阿以来所谓的实用主义历史。
这两者——对任何主题都做一种历史考察的普遍倾向，以及选择做历史处理的事件或事实——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种被称为“历史”的人类事业。这种事业似乎并非基于事件或事实的一种固有属性，而是似乎依赖于某种看待事物的方式，这种方式把事物纳入一种历史模式。有人可能会把康德的术语用于这种现象：或许存在着某种历史先验的东西，存在着我们的一种思维模式，它不可避免会使我们从一种历史视角来看待事物。
实用主义历史类型和谱系学类型的历史是古代唯一知道的历史类型，对历史本性的理解与之相对应。但随着基督教的出现，一种新的历史理解开始了。就实用主义历史而言，选择乃是基于我们的道德感或者对实际行为准则的理解。傲慢与节制，专制与自由，这些都是包含着成功与灾难的不断展开的历史戏剧向我们呈现的东西。历史场景仅仅是我们日常生活的扩大，以宏大剧本为我们提供了出色的例子。
在这种意义上，历史建立在完全“非历史”的观点基础之上。这就是为什么这种历史写作并不构成像物理学甚至诗歌那样的特定领域的原因。亚里士多德在面对这种历史时，并没有把它当成一种独立的学科。我的结论是：在实用主义历史中没有历史先验的东西。这也适用于谱系学类型的历史，尽管不是以同样的方式。
当我们转到那种普遍倾向，即历史地看待事物，把历史方法几乎用于一切领域时，图像就发生了改变。
事实上，在这里历史形态就好像塑造了所考察的材料，以使我们看到的任何东西都穿上历史的外衣。维柯的新科学标志着新的开端。和马基雅维利、霍布斯一样，维柯也藐视之前的一切哲学。他的工作基于一种基本区分：真的和确定的。哲学家追求共同的东西，他们缺乏确定性。只有历史处理确定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最确定的东西就是我们自己制造的事实。
维柯着手实现这一希望。这是其新科学的范围。它根据定义就是历史的，审视人造世界的历史学家可以理解这些世界最深处的核心。因此，历史学家将比哲学家更能获得一种确定的真理；他将发现由神意确立的“各民族的共同性”或者各民族“理想的永恒历史”。
初看起来，维柯所理解的历史似乎保留了它的两个维度，因为他的发现目标是“由神意确立的普遍而永恒的制度”。但这些制度并不存在于时间之外。神意不再是神的救赎计划。维柯的历史执意要寻找支配人类世界的法则，以区别于支配自然世界的法则。循环展开的历史现实是一维的。另一方面，现在只有历史学家才是真正的哲学家。他必须运用的诠释方法和语文学方法成了一种新工具，包括公理、定义和具体的推理规则。
这里有一个相当惊人的历史事实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还记得，在16世纪末，对传统“古典”数学科学的重新诠释和重新思考使代数建立起来。代数的进步与“普遍数学”这门新的符号学科的发展是同时的。“普遍数学”是一种新的、强有力的人类认识工具，旨在取代传统的亚里士多德工具。自然科学成了数学物理学，开始主宰一切人类认识，逐渐改变人在地球上的生活状况。
反对这一发展的唯一力量就是要求普遍性的历史，正是维柯最先把普遍性要求归于历史。
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维柯关于一种“理想的永恒历史”的观念是“普遍数学”观念的衍生物，仿佛是后者投下的一个影子。普遍数学之于所有具体的数学学科，就如同“理想的永恒历史”之于所有具体的民族历史。但普遍数学与普遍历史之间的这种平行性必须通过“抽象地真”与“具体地确定”之间的区分来理解。
自维柯以来，作为原始基督教理解的遗迹，那种关于永恒历史模式的观念虽然偶尔会被有力地推进，但一般来说已经被抛弃。这里至关重要的是发展出所谓的历史感（historical sense）。这有三个后果。首先是对过去的“他样性”着迷：发现或重建与我们“不同”的文化和文明，其中每一个都有表现于习俗、机构、艺术品、建筑、文学、哲学、宗教的不同“价值观”。
其次，参与无情的历史之流的感觉使得可觉察的趋势成了我们的行动指南。接受据说符合“历史趋势”的事件和学说，是导致最近几十年欧洲国家陷入困境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第三，人完全把自己理解成一种历史存在。“历史性”成了人的本质，但并不是因为它反映了某种永恒的样式。人的自我分解成了由社会亦即历史决定的一系列反射作用。
基于特定历史概念和解释方法的历史研究结果不应与实际过去的实际图像相混淆。
如果考察学校里所讲授的学科，那么很容易看到，所有自然科学都是按照数学物理学的模型仿造的。然而，普遍数学作为所有科学的新工具这一观念渐渐消失了。另一方面，所有人文学科在其核心处均已成为历史的。文学、哲学、宗教、音乐和美术的研究几乎完全是对文学史、哲学史、宗教史、音乐史和艺术史的研究。数学物理学和历史似乎以一种较为彻底的方式对整个人类知识领域分而治之。
我们能否因此认为，它们是两种必然的认识途径和形式呢？如果是这样，数学物理学和历史将会接近于现代的两种自由技艺。
关于数学物理学，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显然不是追溯其历史发展，而是必须理解使这一发展成为可能的方法和概念的本质。我们必须理解对数学符号的具体使用，数学推导与实验验证的关系，观察、假说、理论和真理之间的关系。倘若不能以最令人满意的方式充分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改进自己的方法。
如果我们转向历史，就必须首先记住产生了之前历史叙述的那个问题。此问题是：看待事物的历史方式是我们理解的必然形式吗？从历史的角度看，回答是否定的：普遍历史的进路本身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可能仅仅是其中的一个阶段，这种历史发展不能主张任何绝对的有效性，无论它在我们现在看来显得如何“自然”和熟悉。
此外，我们必须认识到可能有一种危险的混淆，它与我刚才提到的关于数学物理学的危险相类似。
基于特定历史概念和解释方法的历史研究结果不应与实际过去的实际图像相混淆。不明白这一点，就意味着用一种近乎神话的伪历史视域包裹在我们周围，使我们畅谈“希腊文化”、“中世纪时代”、“文艺复兴时期”等等。每当我们阅读和讨论一本书，持有这些伪神话概念的人通常就会建议我们考虑恰当的“历史背景”。
这种建议背后的看法相当幼稚：我们在力图理解一本书或一系列书时，可以依靠一种客观而确定的材料，即那种一般文化，这些书中表达或提出的观念都植根于此，并且从中获得了力量和可理解性。
我们应该相反地看到，某个历史时期的被普遍接受的图像主要是由于对书籍和其他文献的一种解释，这种解释首先就预设了能够处理语法结构，辨别修辞手法，理解思想的所有涵义。理解文本并非易事。
激发和培养这种理解力是我们语言教学的一项主要任务。最重要的是，我们解释技能的改进可以帮助培养真正的历史研究与写作。我们也许最终会发现，历史的问题（problem of History）本身并不是一个历史问题（historical problem）。因此，在追求这些目标时，我们应当忽视历史对普遍性的要求，忽视历史本身，以把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发展真正属于人的各种理解技艺和想象手段上。
让我们记住圣约翰学院古老封印上的铭文：只要有勇气，没有道路不可逾越。回报可能很丰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