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学起源于17世纪的一场争论，争论的两位主角不仅在数学上见地不同，还分属两个宗教派别。在1641年出版的《论重心》（De Centro Gravitatis，也称为Centrobaryca）第四卷中，保罗·古尔丁（Paul Guldin）对博纳文图拉·卡瓦列里（Bonaventura Cavalieri）的不可分量（indivisibles）提出了批评。
古尔丁指出，卡瓦列里的证明并非古典数学所认可的构造性证明（constructive proof）。古尔丁所言无疑是正确的：在传统的欧几里得方法中，几何图形是借助尺规一步一步构造出来的。证明中的每一步都必须涉及这样一种构造，然后再推导出所构造图形的逻辑蕴涵。但卡瓦列里的做法正好相反：他从抛物线、螺旋线等现成的几何图形出发，将它们分解为无穷多个部分。
这个过程为“解构”而非“构造”，因为它的目的并非建立一个协调的几何图形，而是要破解已有图形的内在结构。
接着，古尔丁又考察了卡拉列里的理论基础，即面由无穷多条线组成，体由无穷多个面组成。古尔丁认为，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任何几何学家都不会承认面的存在，更不用说什么‘面是该形体中所有线的集合’。”换句话说，由于线没有宽度，无论将多少线并排放置，面积都将为零。
因此，卡瓦列里试图从“面中所有线”的面积，来计算面的面积是荒谬的。随后，古尔丁得出，卡瓦列里的理论基础是，在一个图形的所有线与另一个图形的所有线之间确定一个比。但古尔丁认为，既然两组线都是无限的，将一个无限与另一个无限相比，没有任何意义，无论把一组不可分量增加多少倍，也不会超过另一组的不可分量。
整体来看，古尔丁对卡瓦列里理论的批评，体现了耶稣会（Jesuit）数学的核心原则。
耶稣会数学传统的创始人克里斯托弗·克拉维乌斯（Christopher Clavius）及其继承者都认为，数学必须以演绎的方式系统进行，即由简单到复杂，推出图形之间的普遍关系。构造性证明正是这一理念的体现。由这种方法产生了一种严格的、有等级结构的数理逻辑，它表明了抽象原理是如何通过系统演绎，构造出一个确定的理性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存在着普适和无可置疑的真理。这也道出了耶稣会士研究这一领域的主要原因。
正如克拉维乌斯指出，在这方面，欧几里得几何学比其他任何科学都更接近耶稣会关于确定性、等级结构和秩序的理念。因此，古尔丁坚持构造性证明，并非像卡瓦列里及朋友所认为的那样，是出于迂腐或思想狭隘，而是体现了他本人所在宗教团体所固守的一些信念。
古尔丁不同意把面和体分成“所有线”和“所有面”，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在他看来，数学不仅必须有等级结构和构造性，还必须是完全理性和不含矛盾的。
所以古尔丁认为，卡瓦列里的不可分量根本就不合逻辑，因为由不可分量组成连续体的观点，无法经受住理性的检验。古尔丁坚称，“既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事物无法比较，它们必将导致悖论和矛盾，最终走向谬误”。对耶稣会士而言，这种数学比没有数学还糟糕。在他们的观念中，数学的目的在于，为世界带来固有的秩序和稳定性，而不可分量方法，却只会带来困惑和混乱。如果这种错误体系被接受，数学将不再是永恒理性秩序的基石。
耶稣会的梦想——建立一种像几何学真理那样，不容置疑的严格的宇宙等级结构，也注定会破灭。
古尔丁并没有在著作中解释，他反驳不可分量的更深层次的哲学理由，另外两位批评卡瓦列里理论的耶稣会数学家马里奥·贝蒂尼（Mario Bettini）和安德烈亚·塔凯（Andrea Tacquet）也没有解释。
但古尔丁曾经近乎承认，有一些比数学问题更重要的议题处于危险中，他语焉不详地写道：“我并不认为应当出于某些理由来反驳不可分量方法，虽然对于那些理由，我必须永远保持沉默，”但他并没有解释那些“必须永远保持沉默”的理由是什么。作为数学家，这三个人有责任基于数学理由，而不是哲学或宗教理由来批评不可分量。如果他们声称自己这样做是出于神学或哲学上的考虑，那只会破坏他们在数学上的声誉。
那些当年参与不可分量争论的人，当然知道是什么东西处于危险中，正如耶稣团（Jesuat）数学家斯特凡诺·德利·安格利（Stefano Degli Angeli）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写道，他并不知道是“什么精神”在驱动着耶稣会数学家。除了极少数例外，这场争论始终是数学层面上的，是受过良好训练的专业人士，就数学中应当采用何种程序而展开的争论。
1642年，卡瓦列里第一次遭到古尔丁批评时，他立即着手给出了详细的反驳意见。起初，他打算以“朋友间对话”的形式作出回应，这是他的老师伽利略喜欢的风格。但他的朋友和数学同行吉安南托尼奥·罗卡（Giannantonio Rocca）看了他简短的草稿之后，建议他不要这样做。罗卡警告说，最好不要使用煽动性的对话形式，那些俏皮话和高人一等的口气，可能会激怒强大的对手。
罗卡建议，最好针对古尔丁的指责写一篇直接的回应，话题严格集中在数学议题上，尽量避免伽利略式的挑衅。罗卡没有明说，纵观卡瓦列里的所有著作，卡瓦列里根本没有伽利略那样的作家天赋，也没有能力以诙谐有趣的方式来表述复杂议题。好在卡瓦列里采纳了这位朋友的建议，给我们省去了一篇用他那沉闷晦涩风格写成的“对话”。
卡瓦列里对古尔丁的回应，载于他1647年出版的最后一部论不可分量的著作《六个几何学练习》（Exercitationes Geometricae Sex）的第三个“练习”中，其标题相当直白：“论古尔丁”（In Guldinum）。
对古尔丁的批评，卡瓦列里似乎并不太过烦恼。他否认自己假定连续体由无穷多个不可分的部分组成，并声称他的方法并不依赖这一假设。
如果你认为连续体由不可分量组成，那么你也同样会认为“所有线”合在一起确实组成了一个面，“所有面”组成了一个体；但如果你不承认线组成了面，那么你肯定会认为除了线无疑还有其他东西组成了面，除了面还有其他东西组成了体。卡瓦列里指出，这些所谓的“其他东西”与不可分量方法毫无关系，不可分量方法是把一个图形的所有线或所有面，与另一个图形的所有线或所有面进行比较，而不考虑它们是否真的组成了形体。
从学术角度来看，卡瓦列里这里的论点也许可以接受，但显得不够真诚。只要读过《六个几何学练习》或1635年出版的《不可分量的几何学》（Geometria Indivisibilibus），你就会发现，这两本书都传递着一个概念，即连续体由不可分量组成。古尔丁要卡瓦列里解释关于连续体的观点，这无可非议，而这位耶稣团成员做出的辩解似乎相当无力。
对于古尔丁坚称“一个无限与另一个无限之比没有意义”，卡瓦列里的回应同样不能令人信服。卡瓦列里将无限分成了两种，声称一个“绝对无限”与另一个“绝对无限”之比的确没有意义，但所有线和所有面并非绝对无限，而是一种“相对无限”。然后他提出，这种相对无限与另一个相对无限的确可以相比。和以前一样，卡瓦列里一直从深奥难懂的专业角度来捍卫自己的方法，他的数学家同行有的对此认可，有的则不认可。
无论如何，卡瓦列里没有在自己的论证中，表达不可分量方法所蕴涵的“精神”。
直到古尔丁指责他没有恰当地“构造”图形时，卡瓦列里才第一次道出他的数学思想。这时的卡瓦列里已经失去了耐心，显露出了本色。古尔丁声称，几何证明中的每一个图形、角和线都必须根据基本规则细致地构造出来，卡瓦列里则断然否认这一点。他写道：“要使证明为真，无须实际绘出这些类似的图形，只要假设已在思想中将它们绘出就足够了。
”这才是古尔丁与卡瓦列里之间、耶稣会士与不可分量论者之间的真正分歧。在耶稣会士看来，数学的目的是构造一个确定、永恒不变的世界，其秩序和等级结构永远不会受到挑战。因此，世界中的每一个东西都必须用理性的方式细致地构造出来，绝不能容许任何矛盾或悖论存在。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数学，其目的是赋予世界理性和秩序，否则世界会混乱不堪。
而在卡瓦列里等不可分量论者看来，情况正好相反：数学始于人们对物质世界的直觉——面由线组成，体由面组成，正如布匹由线织成，书本由书页编成。这些形体无须理性地构造出，因为我们知道，它们已经存在于世界之中。所需的只是对它们做出假设，然后研究其内在结构。如果我们遇到看似悖论或矛盾的情形，那只是因为我们的理解力有限，还没有掌握世界的本质，终有一天这些悖论会被理顺，并成为我们研究世界的工具。
我们不能因为害怕出现悖论，而不去探究几何图形的内在结构，以及隐藏在它们之间的关系。
在古尔丁这样的古典数学家看来，把数学建立在一种含糊不清的直觉上，是十分荒谬的。他以嘲讽的语气质问卡瓦列里，“将由谁来判断几何构造的真理，手、眼，还是理智？”卡瓦列里则认为，古尔丁坚持要避免悖论，是毫无意义的迂腐之见，人人都知道这些形体确实存在，声称它们不应存在，是没有意义的。在卡瓦列里看来，这种吹毛求疵可能会导致严重后果——如果古尔丁获胜，一种强有力的方法将会就此失去，数学本身也将被辜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