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的意愿并不足以引发自杀行为。想结束生命，人类需要有执行自杀计划的勇气和方法。每年，全世界有几百万人试图自杀，其中有近100万人自杀成功。在美国，自杀是排名第11位的死亡原因，在15～24岁的青少年中，自杀排名第三。而在中国，自杀已经成为15～34岁青壮年的首要死因。研究人员发现死亡的动机，无论是抑郁还是其他与生活环境相伴随的心理障碍，都只是自杀的部分原因。光有死的想法并不足以导致自杀。
要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人们需要有执行自杀计划的决心。这个决心取决于多种因素，例如无所畏惧、能够忍受疼痛、冲动行事等。最新研究显示，这种无所畏惧是有条件的：有过疼痛体验的人，不管是被他人虐待还是自虐，都会逐渐提高对不适感的忍受能力；他们也习惯了受虐的念头。他们的冒险尝试也会导致自杀。有时候由酒精或者其他物质刺激所导致的较弱的冲动控制能力，也可能引发自杀行为。
专家正在用这个有关自杀风险的新理念来鉴别最有可能自杀的人群，进行预防性治疗。同时研究人员也开始重新关注那些使自杀行为难以实施的干预措施。长久以来，自杀研究者都倾向于研究那些使人们感觉想一死了之的社会因素和精神疾病，例如抑郁症。但是现在，他们又发掘了一些新的线索，帮助他们鉴别已经失去活下去的勇气，并最有可能实施自杀计划的人群。其中一个风险因素就是家族史。
在2002年一项针对4 262名丹麦自杀者进行的研究中，丹麦奥胡斯大学的秦萍和同事认为，有自杀家族史的个体自杀风险会提高2.5倍。美国女作家西尔维亚·普拉斯（Sylvia Plath，她将自己的头塞进了煤气炉中）的儿子尼古拉斯·休斯（Nicholas Hughes）在2009年用双手向世人证实他遗传了母亲的倾向：他自缢身亡。
最近一项研究结果令人瞩目，揭示出重度抑郁在解剖学上的警告信号，因此这也成为了未来死亡欲望的征兆。2009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以及纽约州立精神病学院的精神病学家布拉德利·彼得森（Bradley Peterson）利用磁共振扫描技术对比了66名有重度抑郁家族史的人以及65名没有此类家族史的人的大脑结构。结果显示，平均而言有家族史的人大脑右半球皮层平均薄了28%。
而且，重度抑郁患者的后代中有超过一半的人，大脑中出现了这种结构变化，最早6岁就已经出现了。变薄的大脑皮层可能会扰乱人们注意以及诠释社会和情感线索的能力，从而增加抑郁的风险。彼得森说：“右半球的脑皮层越薄，人们遭遇的认知问题就越多，例如对社会刺激的注意与记忆变差。
”他的理论认为，出生在抑郁的家庭会使右脑皮层变薄，但他不确定是基因的原因还是环境的影响；变薄的皮层反过来会导致个体不能正常地加工处理社会刺激、人际关系出现障碍、抑郁，以及最常见的自杀。人际障碍往往会导致自杀。2009年8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48岁的乔治·索迪尼（George Sodini）在健身俱乐部杀死3人后自杀。在他的个人网页上，他抱怨多年来一直遭受女性的拒绝，“女人就是不喜欢我”。
他还写道，他已经19年没有性生活了。过去几年来，研究人员探索自杀原因的线索并没有局限在精神疾病、个人问题以及其他死亡动机等方面。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马修·诺克（Matthew Nock）认为，重度抑郁是自杀念头最强有力的一个预测指标——不过对于那些真正“尝试自杀”的人来说，重度抑郁并不是有力的预测指标。研究自杀的科学家目前正在研究自杀行为的诱因：是什么导致人们伤害自己？
2000年，美国佛罗里达州的约翰·布莱克韦尔德（John Blackwelder）因为恋童癖（pedophilia）被囚禁，他想自杀，但因为太害怕而放弃了。最后，他勒死了同狱一名已经定罪的杀人犯雷蒙德·威格利（Raymond Wigley），试图以此获得死刑。他的策略奏效了：2004年5月26日，佛罗里达州通过注射处死了49岁的布莱克韦尔德。
乔伊纳解释说：“他想自杀，但又下不了手，于是他就想办法让佛罗里达州政府来帮他完成。”跟其他许多案例一样，这个案例中缺少了一个重要的因素：无所畏惧。任何一个人，无论他（她）多么渴望死亡，但如果因为太胆小而做不到故意伤害自己，他（她）真正尝试自杀的可能性就不大。是什么原因使人有足够的勇气敢于尝试自杀呢？其中一个答案是经验。
乔伊纳认为：“任何使人们习惯疼痛、受伤或者死亡的经验，都有可能使他们越来越无所畏惧。”这类危险的、恐怖的——同时使人们更加无所畏惧的——实践经验包括静脉药物注射、非自杀性的自我伤害以及不成功的自杀尝试。确切地说，如果反复接触结束自己生命的想法，人们就会更容易产生自杀的念头。
在2008年《咨询与临床心理学》期刊发表的一项研究的摘要中，乔伊纳和同事写道：“疼痛和刺激性的体验，包括曾经的自杀尝试，会帮助人们提高自我伤害的能力。”其他形式的自我伤害行为可能同样会为自杀做好准备。在2008年秋季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法国巴黎圣安妮医疗中心的研究人员分析了26年的相关文献，以调查自残（self-mutilation）与自杀之间是否存在关联，以及存在怎样的关联。
文献内容涉及自杀、自残（包括刀割、挫伤、烧烫、撕咬、撞头等）以及边缘性人格障碍（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BPD，精神病学诊断概念，表现为情绪、人际关系以及行为的不稳定）。他们报告称，BPD患者中有一半以上的人会故意伤害自己，5%～10%的人死于自杀，这一比例比普通人群高400倍。这个结果暗示，自残，尤其是BPD患者的自残行为，是导致自杀的一个危险因素。
作者写道，存在这种相关性的原因可能包括自残者不断增长的攻击性，以及对自己行为致命性的低估。实际上，即使一个人并没打算自杀，对疼痛和伤害无所谓的态度也可能致命。美国布朗大学的心理学家雪莉·任（Shirley Yen）认为，大多数自残的人其实并不想自杀，但讽刺的是，他们想通过这种方法让自己感觉更好一些。
延解释说，在某些案例中，身体上的疼痛可能缓解了精神上的麻木；在另一些案例中，这种疼痛盖过了心理上的疼痛。但接下来，自残者偶尔会走向极端——对自己的伤害越来越严重，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受伤的感觉——却低估了死亡的风险。有时候这种行为就会以悲剧收场。忍受疼痛暴力虐待也会使一个人对疼痛和伤害习以为常。
在2007年发表的一项回顾性研究中，乔伊纳和同事分析了美国国家共病研究数据（National Comorbidity Survey data），发现有迹象显示，相比非暴力的性虐待和语言虐待，童年时期遭遇的暴力性虐待和身体虐待更应该被视为导致将来自杀的高危因素。哈佛大学的诺克在谈及乔伊纳等人的工作时指出，“被虐待以及自虐的人可能已经习惯了疼痛的感觉，所以他们能够将自杀的想法付诸行动” 。
这样的一些经验甚至可能蚀刻入大脑。在2009年的一项研究中，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遗传学家摩西·西夫（Moshe Szyf）和同事证实，童年时期遭受虐待的自杀者大脑细胞DNA上似乎产生了独特模式的表观遗传标记（epigenetic mark）。这些研究突显了受虐经验和自杀行为之间的生物学联系，尽管这些后天形成的变化是否能够引起抑郁或者自杀的勇气，抑或二者兼而有之，我们还不清楚。
还有些人因为经历过其他形式的困难而能够坚毅地面对自杀。厌食症（anorexia）患者通常比饮食习惯健康的人自杀风险更高，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更能忍受饥饿引起的痛苦。同样地，其他自残者（比如用刀割伤害自己的人）也因为更能忍受疼痛而面临着更高的自杀风险。
在2008年针对厌食症患者自杀的9个案例进行的一项研究中，乔伊纳和合作者总结道：“神经性厌食症（anorexia nervosa）患者可能在病痛折磨的过程中适应了痛苦的体验，因此能够采用非常致命的方式自杀。”《情感障碍》期刊2008年刊登的一篇文章称，一位厌食症患者进入加油站的公共休息室，用毛巾塞住了通风口和门下，然后点燃了垃圾桶。两个小时之后被人发现时，她已经死于一氧化碳中毒。
其他饮食障碍也可能导致自杀，当然这也与抑郁症有关。美国州立韦恩大学社会学家史蒂文·斯塔克（Steven Stack）表示，饮食障碍患者比饮食正常的人自杀风险高23倍——根据这一统计数值，似乎相比抑郁，饮食障碍能更好地预测自杀。对疼痛更强的忍受能力或许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自杀成功。对伤痛更强的承受力以及更强烈的求死之心，可以使男性采取最致命的自杀手段。
研究显示，相比药物自杀，男性更青睐用手枪结束生命。2009年2月，有研究人员报告称，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向自己的头部开枪。在1997年到2005年间发生在密歇根州韦恩郡的807起枪械自杀案中，斯塔克与同事调查发现，开枪射击自己头部自杀的女性人数是男性的一半。对疼痛和毁容的担心，以及较弱的死亡决心，使女性较少使用如此致命的武器自杀。往往男性比女性更冲动，这也加剧了自杀问题。
毕竟，释放压抑使自杀的计划更容易实施。情绪失控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物质滥用，例如酒精。酒精很容易使人失控，过度饮酒的人自杀风险很高。事实上，《美国精神病学期刊》2003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酗酒者被诊断为酒精中毒之后，有4.5%的人在5年之内试图自杀。其他研究也显示，寻求治疗的酗酒者中，有40%的患者报告称，他们曾试图自杀——这一数字比一般人群高6～10倍。
“他们用酒精给自己壮胆来实施自杀计划，”黑兹尔登成瘾治疗项目的首席医疗长官马文·塞佩莱（Marvin Seppala）如是说。这一非营利性项目设置在明尼苏达州、俄勒冈州、伊利诺伊州以及纽约州。冲动的性格可能会在心理上有助于人们结束自己的生命。“如果一个人冲动，他就会觉得自己经常处于令人痛苦或富于挑衅的情境中，”乔伊纳说，“这些情境反过来会使他适应痛苦和恐惧。
所以一旦当他有了死亡的欲望，他就不会害怕自杀。”（不过乔伊纳也提到，由此导致的自杀并非冲动而为，而是有计划的行动。）当然，冲动仅仅是导致自杀的部分原因——有些人认为它只是一小部分原因。2009年，美国布朗大学的研究人员报告称，比起在冲动性中得分更高的人群，在恐惧、愤怒和压力等负面情绪中得分高的人更有可能尝试自杀。然而，冲动性可能和其他这些特征共同作用，从而增加了个体自杀的风险。
死亡动机和执行死亡计划的勇气是自杀行为的两个必要因素。专家称，要防止这种可怕结局的出现，就要与这两个因素作斗争。针对第一个因素，美国联邦政府想要从青少年入手。
2009年，美国物质滥用与精神健康服务局发起了LAUNCH（Linking Actions for Unmet Needs in Children’s Health，儿童健康中未满足需求的联合行动）项目，旨在促进8岁以下儿童的生理、心理、社会和行为健康。这个项目以处境危险的儿童为目标，无论他们是否遭受抑郁的折磨，都要致力于改善他们的心理健康。
大脑右半球皮层变薄是识别儿童将来可能出现抑郁症的一种方法，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彼得森研究小组正在将这种方法用于早期诊断有抑郁症家族史的个体。彼得森说：“除了出生在一个抑郁家庭以外，没有其他检验方法比查看大脑皮层更适用了。”他还补充道，有这种大脑结构的人一生中遭遇抑郁的可能性有80%。因此，这些人或许应该接受预防性的药物治疗或者心理治疗。健康护理培训人员在防止抑郁引发的自杀方面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德国纽伦堡，一个小组通过培训抑郁初级护理医师，并鼓励他们将有自杀意向的人带入急诊室，减少了自杀事件的发生。考虑到成瘾问题可能会提高人们自杀的风险，许多专家也建议培训自杀方面的成瘾治疗专业人员。同样，患有饮食障碍或者具有饮食障碍风险的年轻人也需要专门的自杀治疗。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研究员、本特利大学健康经济学和风险行为学专家达维尔·达瓦（Dhaval Dava）认为，当前扭曲的体型审美观往往残害着青春期女孩，矫正这种审美观将对预防可能导致自杀的疾病大有裨益。此外，饮食障碍患者中有1/4的人有自残行为，他们应该受到警告：他们很有可能会意外地结束自己的生命。
其他一些方法没有改变人们的生存欲望，但也防止了自杀行为。严格限制酒精使用的法律似乎降低了自杀率。在2009年《美国公共健康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中，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研究者威廉·普赖德莫尔（William Pridemore）和同事发现，斯洛文尼亚颁布了一项新的政策限制酒精销售的时间和地点，并规定饮酒的最小年龄为18岁，此后这一地区男性和女性的自杀率都显著下降。
使自杀难以实施——减小所谓致命手段的接触范围，也能够降低自杀的发生频率。在2007年的一篇研究综述中，丹麦哥本哈根的精神病学家发现，严格限制枪支、家用天然气、汽车尾气中的有毒气体、巴比妥酸盐（barbiturate）等的使用，与自杀率的降低有关。1998年，英国通过法案，规定普通商店中销售的乙酰氨基酚每包最多只能含16片，药店销售的乙酰氨基酚每包最多只能含32片。
此后，由于过量服用非处方药物而中毒身亡的情况减少了。设置物理障碍也可以降低自杀的发生频率。如果在美国旧金山金门大桥（Golden Gate Bridge）下设置防护网，人们就不能跳桥自杀。多数人也不会转而选择另一种自杀方式。美国西北大学的心理学家马克·赖内克（Mark Reinecke）说：“大多数人是不会执行另一套自杀方案的。
”在无味的天然气中添加难闻的化学物质，可以避免人们因吸入过量气体而死亡。《柳叶刀》（Lancet）杂志2009年4月发表的一篇综述显示，当英国供应的燃气从有毒的煤气改为无毒的北海天然气后，英国的自杀率显著下降（20世纪60年代初，煤气是英国最常用的自杀手段）。这些措施非常重要，毕竟我们不可能识别并阻止每一位有自杀风险的人。
尽管一个科学工作小组已经提出了一系列的危险征兆，但延说：“我们还不能很好地预测自杀行为或自杀企图。”埃尔南德兹不愿看到女儿谢雷妮蒂（Serenity）出现任何自杀征兆。每周，她和一岁的谢雷妮蒂都要参加一次亲子心理治疗小组；她们还参加了纽约蒙特菲尔儿童医院的健康项目，这一项目致力于从生命早期开始预防高危家庭成员的精神障碍。
项目负责人、儿科医生拉希尔·布里格斯（Rahil Briggs）说：“甚至有两天大的婴儿来参加我们的项目，我们要做的就是预防、预防、再预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