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架飞机撞上世界贸易中心北楼的时候，玛丽莎·帕妮格罗索正在南楼98层和两位同事说话。她不仅听到了爆炸，也感受到了。一波热气向她迎面扑来，如同烤箱门瞬间打开的感觉。办公室里陡然充满了紧张的气氛。玛丽莎·帕妮格罗索没有停下来关电脑，甚至没有拿自己的手包，而是径直走到最近的紧急出口离开了大楼。正在和她讲话的两名女子，包括和她共用一个隔间的那个同事，都没有离开。
玛丽莎后来在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上说：“我记得我离开，但她没跟过来。我看见她在打电话。另一名同事也是，她就在我斜对面的隔间打电话，没有想走的意思。”实际上，玛丽莎·帕妮格罗索办公室里的大多数人都无视了火灾警报，也无视了他们看到的在仅仅131英尺外的北楼发生的事件。有些人开会去了。玛丽莎的一个朋友塔米塔·弗里曼下了几层楼之后又重新回到了办公室。
“塔米塔说‘我得回去拿孩子的照片’，然后她就再也没逃出来。”那两名留下讲电话的女子，那些去开会的人，也都不幸丧生。火灾警报响起的时候，人们并不着急离开。除了玛丽莎·帕妮格罗索的办公室，在世贸中心里的很多办公室里，人们没有惊慌或者急着离开。玛丽莎说，“这让我觉得很奇怪，我问朋友，‘为什么大家站着不走？’”让玛丽莎·帕妮格罗索觉得奇怪的事情实际上是行动准则。
研究表明，当火灾警报响起的时候，人们并不会立即行动。他们会和彼此聊天，试图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他们站着不走。参加过火警演习的人应该都能明白这种做法。人们并不着急离开大楼，而是等着。人们在等更多的线索，比如烟味，或者听取我们信任之人的建议。但也有证据表明，就算有了更多信息，我们中的很多人依旧不会有所动作。1985年，布拉德福德的Valley Parade橄榄球场看台上发生火灾，56人因此丧生。
监控录像显示，球迷们并没有立即做出应对，而是继续同时观看火势蔓延和比赛，没有向紧急出口移动。研究表明，如果人们真的开始行动，也会遵循老习惯。人们不信任紧急出口，几乎总是从试图从入口处逃离。法医重塑了一场在肯塔基州的贝弗利山晚餐俱乐部的著名餐厅火灾现场，发现许多顾客想在离开前付账，所以在排队时身亡。做了25年的精神分析学家，我并不觉得惊讶。我们拒绝改变。
决心做出一个小改变，哪怕一个对自己只有好处的改变，通常比无视危险环境更加吓人。发生变化是件令人惶恐的事情，人们拒绝改变。我们对自己的世界观和故事深信不疑。我们在离开一个故事之前想知道会步入什么样的新故事。如果我们不知道出口通往哪里，我们就不想出去，哪怕是——或者尤其是——在紧急状况下。我得赶紧补充一句，无论我们是病人还是精神分析学家，都是如此。听过玛丽莎·帕妮格罗索的故事之后，我回想了她无数次。
我想象自己在她的办公室里，看到她的电脑屏幕和大窗户。我闻得到早晨香水和咖啡的味道，然后——第一次撞击。我看到她走向紧急出口，离开大楼。我看到她的同事站在原地。塔米塔·弗里曼也走了，几分钟之后她回来取孩子的照片。我看见自己在南楼，不禁问自己：我会怎么做？我很想相信自己会和玛丽莎·帕妮格罗索一起离开，但我并不确定。
我可能想，“最坏的已经结束了”，或者担心第二天回来上班时自己很可笑，因为其他同事都继续工作。可能有人和我说：“嘿，别走。飞机撞的是北楼，所以南楼肯定是纽约最安全的地方”，于是我留下了。我们会在改变面前犹豫，因为改变就是损失。但如果我们不接受一些损失——对塔米塔来说，就是失去她的孩子照片——我们可能会失去所有。来看看A先生马克，他34岁，最近发现一个他的睾丸有肿块，但他想在希腊度完假之后再去看医生。
他没有去妻子安排的与医生的会面，而是办了点杂事，去买了防晒霜，给孩子们在Gap童装店买了些T恤。他说：“肯定没事的，等我回来再去看。”或者看看36岁的B女士朱丽叶，她和一个男人订婚7年。她的未婚夫经常出轨和买春，对待客户和同事会“恃强凌弱”。她说：“我没法离开他。我能去哪？我能做什么？”对马克和朱丽叶来说，火灾警报已经响了。二人对自身处境都充满焦虑，也都想改变。
如果不想改变，为何要告诉一个精神分析师？但他们站在原地，等着。斯蒂芬·格罗次是一位有执照的精神分析学家，已有25年和病人打交道的经验。本文节选自他以临床实践写就的新书，“The Examined Li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