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的赛加羚羊尸体就地掩埋。图片来源：Sergei Khomenko
普利策奖获奖作品《大灭绝时代》一书的人，可能会感受到书中描述的物种生存的危机。但最近，哈萨克斯坦中部地区的草原变成了真正的危机现场。约有12万只生活在这里的赛加羚羊突然死去，部分保护区的赛加羚羊100%地死去，刚刚泛绿的草原上到处是这种动物的尸体。而灾难爆发前，赛加羚羊数量为26万只，种群数量几乎被腰斩。
这对在过去十多年里，细心呵护这一物种的生态学家、动物保育者以及政府工作人员着实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们在努力寻找灾难发生背后的原因。
正在这里调查赛加羚羊死因的英国皇家兽医学院的教授Richard Kock不无感叹，遭遇到了“一次大的挫折”。在回复给《赛先生》的邮件中，Kock指出：“发生大规模死亡的是哈萨克斯坦中部区域别特帕克达拉（Betpak-Dala）地区的赛加羚羊，目前赛加羚羊的大规模死亡看上去已经结束。”
这种漂亮的、让人印象深刻的羚羊，为什么会在两周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大规模死亡？目前，研究者仍没有完全调查清楚它们死亡的原因。Kock称，“这种近100%的死亡事件”，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实际上，这也是有记录以来，赛加羚羊死亡数量最大的一次。
通过解剖羚羊尸体，Kock发现，“情况并没有想象得那么简单，赛加羚羊的死可能由病原体、环境等综合因素造成的。
”短短的七天时间，就夺去了当地整个赛加羚羊种群的生命，这并不像是致命性流行疾病导致的结果。因为相隔300公里之外的赛加羚羊，也遭遇同样的情况，所以归结于环境因素的可能性会更大。
在回复《赛先生》的邮件时，Kock称，“从病理上看，巴氏菌属和梭菌属病菌可能只是加速了它们的死亡过程，但并不是导致它们死亡的直接原因，因为这两种病菌在赛加羚羊体内长期存在，或许是由于污染所致，如矿物质污染，才让病菌变得致命，导致赛加羚羊大规模死亡。”
赛加羚羊是一种远古兽类，曾遍布北半球中高纬度地区，从英国到美国阿拉斯加一带都有它们流动的身影。
赛加羚羊现存有2个亚种，分别为赛加羚羊蒙古亚种（Saiga mongolica）和赛加羚羊指名亚种（Saiga tatarica）。历史上，赛加羚羊共有5个亚种，其他3个亚种先后灭绝。中国西北地区的新疆准噶尔盆地、甘肃北部，也曾是赛加羚羊的重要分布地，但由于过度盗猎于上世纪40年代灭绝。1988年，甘肃濒危动物研究中心从国外引进10只赛加羚羊，目前已经繁育至近200只。
雌性赛加羚羊通常在出生后7个月左右就具备生育能力，每胎可繁殖1～2只幼崽。而雄性则稍晚一些，一般生长至18个月的时候进入繁殖阶段。因此在理想条件下，赛加羚羊的种群数量增长速度非常快。
多年从事赛加羚羊保护工作的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WCS）康蔼黎博士在回复《赛先生》采访时表示：“在食物条件具备、外部天敌少、人类干扰少的情况下，赛加羚羊种群可迅速恢复”。
历史上，赛加羚羊的命运跌宕起伏。20世纪初，赛加羚羊种群数量下降到危险的程度，随后得到恢复。
1954年，哈萨克斯坦赛加羚羊贸易开始合法化，随后40多年里，赛加羚羊为该国家带来了可观的经济利益。但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非法盗猎、自然灾害以及疾病使赛加羚羊数量锐减了95%。上世纪70年代，赛加羚羊种群数量一度达到200万只，而2003年，它们的种群数量降到历史最低值，仅有2.1万只，好在随后的10年里，赛加羚羊种群迅速增长，在此次灾难爆发前约有26.2万只。
事实上，赛加羚羊种群数量也会自然波动。此前，有研究者认为，赛加羚羊种群数量遵循“19年波动理论”，这一理论与当地气象周期循环相关，而气象周期又会直接决定植被生长。但是由于已获取的赛加羚羊种群波动统计数据时间短，因而这一理论没有坚实的基础，让人难以信服。不过，英国帝国理工大学自然保护科学教授Milner-Gulland博士认为，赛加羚羊的种群数量的确与植被生长有关。
在植被生长较好的年份，赛加羚羊种群数量增长率可高达30%以上。
2013年9月，一辆装载有4470只赛加羚羊角的走私车被截获，这是近年来中国最大的非法野生动物产品走私案之一。中国是赛加羚羊角销赃的主要国家。在中国南方，对赛加羚羊角有着旺盛的需求，中国传统医药认为，赛加羚羊角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购买赛加羚羊角既可作为医药使用，又可作为礼品送人，甚至把它们囤积起来作为稀有物品进行投资。
根据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织（TRAFFIC）2010年统计的数据显示，中国每年消费赛加羚羊角大约9000公斤，相当于每年消费2.7万只赛加羚羊。为遏制这一趋势，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也在中国专门设立了调查赛加羚羊角贸易的项目。
或许这种情况现在有所改观，然而盗猎者仍旧疯狂。他们通常会使用行动自如的摩托车，追赶赛加羚羊。尽管赛加羚羊的奔跑速度很快，但也难逃盗猎者的枪口。有时被射伤的赛加羚羊并未完全失去意识，盗猎者直接用刀子将它们头上的角切割下来，赛加羚羊在痛苦抽搐中慢慢死去。
雄性赛加羚羊头上的角是盗猎的主要目标，这导致部分赛加羚羊种群中，雌雄比例严重失调，一旦成年雄性数量过少，当地的赛加羚羊种群就难以恢复起来。
赛加羚羊保护联盟（Saiga Conservation Alliance）出版的《赛加羚羊通讯》曾报道，位于俄罗斯阿斯特拉罕省和卡尔梅克共和国的赛加羚羊种群，由于成年雄性比例仅占1%，该种群数量在过去的数年时间里一直在下降，这对原本繁殖旺盛的赛加羚羊来说真是难以想象。事实上，雄性比例只需要再高一点点，当地的赛加羚羊种群就可能恢复起来。
但现实是残酷的，在盗猎者的眼里，即使是这剩下的1%也可以用来换钱。
为保护赛加羚羊，哈萨克斯坦政府同样不遗余力。哈萨克斯坦生物多样性保护协会（ACBK）不仅向保育人员提供必要的车辆、还提供研究用的电脑、GPS设备和望远镜等。当地政府对盗猎行为也会严肃处理，他们会对盗猎分子进行公开审判，以示警诫。但在赛加羚羊分布地区，盗猎仍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一只赛加羚羊角在中国可卖到近1万人民币（根据WCS调查的2013年数据），贫困、失业让生活在周边的人们很难拒绝这种诱惑。他们愿意铤而走险，盗猎赛加羚羊来改善自己的生活。一旦被当地政府抓到，他们可能会入狱判刑，但真实的情况是，被抓的盗猎者仍是少数，心存侥幸的人数仍旧很多。每年夏季，赛加羚羊主要分布区域的周边集市灯柱上，都会贴满了“收购赛加羚羊角”的小广告。
尽管它们并不显眼，但是刺痛着每一个保护赛加羚羊以及此付出努力的人们的内心。当地一些市场上，一些居民更愿意偷偷地购买赛加羚羊肉，因为它们要比普通羊肉更加便宜。如何权衡动物保护与当地居民的利益，各国政府遇到此类问题恐怕都会感到头痛不已。
尽管哈萨克斯坦政府目前是赛加羚羊种群恢复的主要推动者，但是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该国政府是允许合理利用赛加羚羊的。如何遏制继续消费赛加羚羊估计也仍需要一定时间。
事实上，赛加羚羊分布区域的周边，人口密度也在不断增加，盗猎风险只增不减。此外，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边境大量护栏的建立，对赛加羚羊的迁徙也造成严重威胁。赛加羚羊主要栖息地Betpak-Dala地区有一条铁路贯穿其中，严重影响这里的赛加羚羊的生活。诸如此类的事情，在被翻译成六国语言的《赛加羚羊通讯》上经常出现。
当《赛先生》问及未来该如何保护幸存的赛加羚羊时，Kock表示：“应该要探究更多的可能环境因素，避免下次出现这样的情况。赛加羚羊的保护，不是一个团队、组织或者国家（能够单方面）担当的，而是应协调国际力量共同来挽救这个物种。”事实上，哈萨克斯坦生物多样性研究所正在协调各方力量调查赛加羚羊大规模死亡的原因，赛加羚羊保护联盟等组织也启动了拯救这一物种的基金。
然而，当被问及未来该如何避免此类事件发生时，Kock的回答是：“或许未来我们可以找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我们如何保护好幸存的赛加羚羊？康霭黎：赛加羚羊在过去20年中，也有过在春天爆发疾病死亡的情况，规模可以达到上万只。赛加羚羊成年雌性每1～2年可以产仔一次，其中部分个体可以孕育两个幼仔。这是其他有蹄类动物不具备的繁殖优势。
因此，在食物条件具备、外部天敌少、人类干扰少的情况下，赛加羚羊数量是可以迅速恢复的。这是过去10多年赛加羚羊种群不断恢复的主要原因。赛加羚羊现在分布的主要区域中，重要的干扰是基础建设和依然存在的偷猎。基础建设会干扰赛加羚羊在不同优质草原上的迁徙，尤其是带小仔的母羊。偷猎会使得已经减少的种群进一步丧失维持繁殖能力的个体，在短期内造成进一步压力。
对于出现大规模死亡的种群，如果这两个因素得以控制，是可以为赛加羚羊的恢复创造条件的。
赛加羚羊的大规模死亡是否意味着过去的保育工作功亏一篑？康霭黎：我并不这么认为，有几点理由。
第一，赛加羚羊目前不是单一种群，而是多个国家或地区有独立种群分布，而且总数量基数相对比较大，所以，一个区域的种群的爆发性大规模死亡不一定会影响其他独立种群；第二，对于野生动物，如果其野外种群还在可自我恢复的水平线以上，那么人类保护的干预，主要是减少人为干扰或在食物条件极差的情况下进行适度干预；如果野生数量已经到了不能自我恢复水平（类似白暨豚），那么势必要使用人工保育的手段进行强度干预。
在我的判断中，赛加羚羊目前的状况还属于前者。在过去10多年中，各国和各类机构的保护，使得赛加羚羊的野生种群具备可以恢复的基数条件，所以我并不认为一个区域的种群出现疾病爆发，会使得过去的保护全部功亏一篑。我作此判断的假设前提是，在中亚（包括俄罗斯和蒙古）其他区域的赛加羚羊种群没有面临同样的疾病压力。
面对濒危物种保护，未来如何避免这种大规模死亡事件呢？
康霭黎：这次事件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信息都反映出，这是以自然因素为主导的大规模死亡（初春，经历严酷冬季，在赛加羚羊的免疫力处于较低水平时出现的感染，并且由于正值迁徙和产仔季节，种群大规模集中使得感染快速传播）。对于自然因素为主导的此类问题，我建议加强包括增加预防性监测工作（在疾病易爆发的春季做偷猎巡护的同时，监测死亡个体的出现，及时移除死亡个体)。不过，这个建议可能比较不切实际。
做巡护的地面人员有限，面对上万头移动的赛加羚羊，不易执行长时间跟踪监测。如果使用飞机空中监测，费用昂贵，长时间跟踪也是一个挑战。另一个建议是，对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大规模疾病爆发进行相关因子的关联性模型计算，测出和疾病爆发最可能相关的因子，对这些因子进行监测并设计可能的干预方案。比如，如果是因为食物摄入不足导致的体质较差，那么验算食物量是否在此之前出现了较低数值，以及它与天气（降雪、干旱）的关联性。
如果关联性强，那么在以后的监测中，对这些因子进行跟踪，当其进入示警阈值的时候，就启动干预，比如投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