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变成了死亡，世界的毁灭者。”参与设计核弹的物理学家之一奥本海默（J.Robert Oppenheimer），选择引用《薄伽梵歌》里的这句话作为对新墨西哥州首次成功核爆试验的回应，再合适不过了。
薄伽梵歌是印度最受尊崇的宗教文本之一，记录了阿周那王子和黑天的对话录——也只有一个神的话语能确切传达美国政府所作所为的巨大影响规模。1945年7月16日，地球历史上的第一次核爆，相当于2万吨TNT的当量。爆炸半径内的沙子在高热下转变成了放射性的绿色玻璃，被命名为玻璃石（trinitite）。一朵十公里高的蘑菇云出现在天空中。
虽然爆炸本身相当惊人，核弹最大的威力在于它看不见的辐射之力。
小尺度上，辐射是一种自然存在于地球上的东西。粒子衰减，原子失能，失去的能量以辐射波的形式散逸出来。比如说每次你乘坐跨国航班时，就已经暴露在了低水平的辐射中，仅仅因为离宇宙空间更近。这没什么可以担心的。但是核爆散发的辐射完全是另外一个量级。在新墨西哥首次成功的“三一核试”之后，爆炸地点检测到的核污染达到15伦琴，而相比之下，大多数人暴露于正常水平的背景辐射大约是200毫伦/每年，相当于0.2伦琴。
就算现在，在试验的60年后，三一核试地点的辐射水平仍然比正常的背景辐射高出十倍。这一地区每年仅在四月的一个周末向公众开放，访客被禁止触摸那些仍然在散发辐射的玻璃石。三一核试最令人震惊的特征，到头来并不是那一次原初爆炸的巨大规模，而是迁延持续到一代代未来的影响，一个特定地点的能量扭曲，以及挑战我们对时间体验的观念。
驾驭原子之力迫使我们用新的方式思考时间和能量，特别是当考虑到要妥善保管核废料的问题。
辐射，是在字面意义上，一个“非人尺度”的问题。在建造核武器或者运行核能工厂时产生的废料，半衰期大约在数十到数千年，而我们想出来的处理办法粗暴得惊人：埋在地底。当然，在那些储存设备中有复杂精密的安全措施，但是那些有毒的污泥就存在于那里，而且将会在遥远的未来长存。事实上，它们将持续存在如此之久，以至于仍受影响的那些后代远超我们能够预测的时代，我们将很难想象与他们有什么共同之处。
这里就出现了问题：我们要怎么告诉这些遥远的后人，核废料埋在哪里，以及它们对附近的人类会有危险？
核废料在成百上千年里都会对人们造成危险。在网络时代，很难设想尝试跨越如此漫长的时光进行交流。今天的人们倾向于生活在某种当下的泡沫中，一种永恒的“现在”，而交流则倾向于故意的即用即抛。他们不会为下礼拜发的推特打草稿，更不要说考虑还没出生的后代了。
反直觉的是，这会使人们轻易失去一种感知，一种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称为“longue durée”的感觉，字面意义是“长期”，指在时间的深度延展上深刻而几不可察的变化。我们需要考虑的正是在如此广阔的时间尺度上，类似于跨越300代人那么久，要如何传递信息。
首先我们排除了书写语言。长期看来，这毕竟是一种相对新的技术，而且在深时间范围上传递信息未必有效。最早的成体系的书写语言苏美尔语，大约只在元前3000年发展起来，这的确是挺古老，但在“深时间”尺度上就像是上个星期。人类在地球上毕竟已经呆了数十万年。
我们理解古代书写语言的能力也很有问题。
就像蕾切尔·考夫曼（Rachel kaufman）所写的，“今日只有极少数学者无需翻译也能理解《贝奥武甫》，而这份文本只有一千年历史。”至少有好几种古代语言，诸如伊斯米安语（Isthmian）和奥尔梅克语（Olmec），我们至今还不怎么明白。而且也有文明丧失了理解书写系统能力的例子。
据18世纪苏格兰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弗雷泽·泰特勒（Alexander Fraser Tytler）所说，一种文明的平均寿命大约在250年左右。有时候文明的衰败很缓慢，比如西罗马帝国。或者也可能突然崩溃，像玛雅那样。这些社会积累的知识有可能失落在漫长的时光里。所以任何对未来人关于核废料的警示，得从这种不可避免的消亡之中幸存，而书写语言可做不到这一点。
我们得想一些比在核废料储藏点外面贴个警示牌更加有创造性的方法。
对我们遥远的后裔来说，幸运的是人们正在尝试解决此事，而且已经提出了一些吸引人的主张。“记忆建构会议”（ Constructing Memory Conference，法语Construire la mémoire）其实是介于会议和争议之间的产物。
它最近一次召开是去年九月在法国的凡尔登，集中呈现来自艺术家、符号学者、哲学家、作家和考古学家的贡献，提出穿过深时间传递警示的多样化建议。艺术家塞西尔·马萨特（Cécil Massart）在法国与核能机构一同工作，演示了每一代人要如何解释核威胁，又要怎样不断更新这一解释，以避免一代代传递过程中信息的僵化衰退。
英国策展人艾莱·卡朋特（ Ele Carpenter）展示了一项名为“时间索引”的作品，这是由装置在特定核废料设备上的倒计时挂钟构成的，在美术馆展出并且在网上有专题。
情理之中的是，论及不使用书写文本而传递清晰信息，站在前线的是视觉艺术家。在这次会议中，最野心勃勃的主意是创造一个原子祭司阶层。
艺术家布莱恩·麦克格文·威尔森（Bryan McGovern Wilson）和罗伯特·威廉姆斯（Robert Williams）探索了英格兰坎伯兰地区的核工业和它的地景与民俗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使用巨石雕像向未来传递信息。这个想法实际上很复杂，但概括来说，它意味着使用他们称之为“原子能民间对象”来创造一种口头的神话传统，和核地点联系在一起。
想象一下，一整套故事、物品、风俗和仪式，全都用来传达核地点的危险和威力，以及把埋在那里的放射性物质挖出来的禁忌。
大卫·巴洛克罗夫（David Barrowclough）形容他们的工作是，“对一个空想世界一丝不苟的精致描绘，在那里，工业矿井、核电站与躺着的木乃伊和危险的狼相提并论，被一种怪异的黄光照明；一系列的照片表现一个穿着得体但戴着面具的人身处出乎意料的处境之中，居于一块史前立石边，坐在一个地下洞穴的扶手椅上，伴随着新石器时代的石头圆环……”这是一种精彩的讽刺：为了想象遥远的未来，我们不得不挖掘出来自过去的意像与装置。
这就是原子祭司阶层这个点子试图实现的：使用人类的集体记忆来推测我们共同的未来。
“原子祭司”这个词是语言学家托马斯·西波克在1981年创造的，当时西波克是美国能源部和贝克特尔公司召集的的一批各式各样思想家中的一员。这个团队的任务和记忆建构会议的任务是一样的：思考如何使用新的方式，向至少一万年后的人传达核废料危险性的信息。这是这类概念的首次出现，并开创了现在人们所知的“核符号学”：人类如何在核尺度上传递信息。
西波克提出的“原子祭司”的解决方案，有一些显而易见的好处：它不完全依赖于书面交流，口头传统和仪式可以传承许多年，而且它的模型来自罗马天主教会的领导结构，后者作为机构已经留存了两千年。祭司可以下达指令，规定哪些场所是不可接近的，并帮助在处理核废料储藏点时设定行为规范。这是个新奇的概念，但并不是没有缺陷。
苏珊·加菲尔德（Susan Garfield）指出，人工制造一种精英种姓（祭司阶层按定义就肯定是精英的）并赋予其如此之多的权力可能是会有问题的，而且祭司种姓也可能在某些方面抛弃职责。毕竟，这是把过多的责任放在了极少数人身上。假如他们不再将自己局限于精神上和核物质的领导权，变得贪婪并开始积累世界范围的影响力，像地权和政治权力，会怎样呢？
西波克不是唯一一个在1981年向能源部贡献创造性点子的思想家。波兰科幻作者斯坦尼斯劳·莱姆（Stanislaw Lem ）提出可以制造一个不断向地球发射警告的人造卫星。他还建议了创造“信息植物”，能够以某种方式向未来人类指示核危险区域的植被。但这些建议仍然使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谁能保证未来的人们能够理解人造卫星和信息植物所传达的信息呢？这些信息的可理解性，还是越少取决于观察者越好。
在1981年会议提出的那些想法里，我最喜欢的提议来自两位法国作者弗兰克西斯·巴斯提（Françoise Bastide）和保罗·法布里（ Paolo Fabbri）。他们建议创造出“辐射猫”或“射线猫”，当暴露于强辐射时，猫毛会变色。猫已经和人类共居数千年，我们和猫科动物的亲密关系没有理由会很快结束。我们只需要对猫们进行基因改造，然后创造出一系列关于猫毛在危险的地方会变色的神话或歌曲就行了。
这些提案都很好玩，但它背后隐藏着严肃性和必要性。最脚踏实地的建议来自瑞士物理学家埃米尔·库瓦斯基（Emil Kowalski），他建议将核废料密封起来，除非达到当下同等的技术水平，否则无法被获取。我们可以安全地假设，如果未来人能够创造出足够复杂到能获取这些废料的工具，那么他们也应该有足够测量高水平辐射的工具以及理解它固有的危险性。
在新墨西哥，离原来的三一试验点不太远的地方，就是废料隔离试验工厂。
五万立方米的辐射废料被埋在这两点五亿年历史的盐矿床下一公里深处。到2070年之前，这个工厂还将继续接收来自全国的核污泥，然后将被永久封闭。政府对于核污染对未来人的危险并不特别上心，他们只是在工厂周围立起许多尖碑，包含了西班牙语、纳瓦霍语、中文、拉丁文、希伯来文和英语的信息。这些字面的警告标志可能不像“射线猫”那么有创意，而且使用文本来穿越深时间进行交流的缺点现在已经很清楚了。
但是，在这个时间尺度上进行预测时，我们唯一有信心的就是我们的不确定性。但愿如此吧——也许警示牌其实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