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复杂的人际互动中，人们常常要思考两个问题：他这样做好不好？他为什么做这样？我们不仅需要不停地关注他人的行为本身，有时还得深入探究驱动行为的动机和意图。同一个举动或决策，背后的意图可能大不相同；而对举动背后意图的不同感知，也可能使人们对该举动的评判截然不同。
出于“好心”办坏事，更容易被谅解。
在近年的一项研究中，研究者曾要求被试阅读一份关于一家小型公司的背景资料：这家公司雇员的薪酬与公司的利润密切挂钩，而由于公司CEO最近的一次投资以失败告终，公司雇员的薪酬也受到了波及。
在这一研究中，被试们扮演了利益无关的第三方，当他们被告知公司的CEO此前认定这笔投资前景看好、会为公司带来可观的收益时，他们会认为公司雇员受到伤害的程度较小；反之，如果被告知这名CEO有意做出糟糕的投资决策，目的是敦促公司雇员更加努力地工作，从而增加公司未来利润，他们则认为公司雇员的权益受到了严重侵害。
现实生活中，除了作为旁观者对他人的行为进行评判，我们也经常成为上述相似情境中的当事人。在人际互动中，如果我们在经济或心理上受到他人的伤害，会感受到社会性疼痛。来自神经科学的最新证据表明，这种高级的社会疼痛激活了与初级生理疼痛相同的神经回路。相应地，当我们感受到来自他人的爱与社会联结，我们会体验到一种社会性温暖，这种温暖与生理温暖也有相似的神经表征。
近日，我所在的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决策神经科学研究团队在一项最新研究里探索了人们在社会交互过程中，对他人意图的感知对于公平感的调节作用，并提供了神经层面的证据。论文将于2015年6月发表在《国际心理生理学期刊》上。
意图可知的最后通牒博弈：对我好不好，一看就知道。“最后通牒博弈”是一种两人参与的非零和博弈。在经典版本中，两名参与者分别扮演“提议者”和“响应者”的角色：提议者负责提出将资源在二人之间进行分配的方案，而响应者有权接受或拒绝这一分配方案。如果提议被接受，资源会按照提议在二人之间进行分配；如果提议被否决，则二人均无法获得任何资源。
然而，在经典版本中，响应者只能看到来自提议者的分配方案本身，而无从对其分配意图进行揣摩。为了研究感知提议意图对公平感的调节作用，我们基于经典范式提出了“意图-最后通牒博弈”的实验范式。在这一范式中，提议者面对两个不同的分配方案，可以从中选择其一——选择的过程将被呈现在响应者面前，响应者因而可以基于提议者的选择，判断其分配意图。
采用这种2*2的实验设计，研究者得以聚焦于响应者对于不同分配方案的公平感知及其随后做出的决策。研究结果表明，当分配方案本就不公平时，如果响应者感知到选择是“善意”的，则拒绝率显著降低。在神经层面，反馈相关负波的波幅能反映人对分配方案公平程度的认知加工过程。大量研究结果显示，一项分配方案越不公平，其所诱发的反馈相关负波波幅就越大。
出乎意料的是，在本研究中，这一结果出现了反转——从整体上看，公平的提议反而诱发了更大的反馈相关负波。通过对结果的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这一反常结果出现的原因在于，在面对不公平的分配方案时，感知善意极大地削弱乃至扭转了响应者的不公平感。
除此之外，通过对提议评估阶段的脑电结果的进一步分析，研究者们发现，在面对不公平的分配方案时，人们更加关心分配意图的善恶。反之，如果提议本身公平，响应者则并不关心这一提议背后的意图。基于这一发现，研究者们推测，在人际互动中，面对一项行为的结果和意图，结果本身的好坏会首先被考虑，只有当结果不好时，驱动这一行为的意图才会引起人们足够重视。事实上，这一发现与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经验也是相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