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北京古观象台上陈列的天文仪器共有8台，没有一台是原汁原味的中国设计。它们和圆明园的西洋楼、大水法一样，是融合近代欧洲科技与中国传统工艺的结晶。位于北京建国门立交桥旁的古观象台，是个旅游存在感不高，却在科技史节目中经常出镜的地方。它的年头确实够“古”，其原型是始建于1279年的司天台，由当时著名的天文学家王恂、郭守敬督造，元末战乱中被毁，仪器设备被运往南京。
1437~1442年，明英宗下令在现址建立一座新的观星台，放置有铜铸的浑仪、简仪、浑象、圭表、漏壶等仪器，大都是从南京那边复制过来的。在当时，这些东西可谓世界一流水平，欧洲著名的伦敦格林尼治天文台、巴黎天文台，都比它晚了200多年，宋元时期十分辉煌的阿拉伯天文学也已停滞不前。然而伴随着文艺复兴的到来，在科学方面低调许久的欧洲人就像开挂了一样，教科文事业飞速发展。
就连业余玩票的传教士，也大都精通几门科学技术。1583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将欧洲的数学、天文学成果介绍给了中国学者徐光启、李天经，顺便让这二位入了天主教。所谓学以致用，学贯中西的他们又受崇祯皇帝之命，为古观象台补充了一批天文仪器。
到了清朝初年，观星台改名为观象台，天主教的耶稣会传教士也一度受到康熙器重——从利玛窦来华、1623年汤若望来华到1658年南怀仁来华，70年多年间欧洲的天文学水平又大大升级。这有赖于伽利略、开普勒等一批科学家对力学的贡献，并改进了天文仪器。虽然南怀仁还是来得早了些，不知道当时还很年轻的惠更斯、卡西尼，以及还在读中学的牛顿……不过他带来的天文学知识和技能，仍然足以压倒那些不思进取的中国天文官员了。
1669年到1773年，南怀仁奉康熙之命，督造了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纪限仪等6件大型天文仪器，安置在北京观象台上，把原先的中式浑仪、简仪等替换了下来。这些仪器所用的观测原理、机械工艺基本是欧洲式的，铸造工艺则是中国式的。南怀仁是个很有责任心的人，他为这六件仪器写了很详尽的说明书，包括制造原理、安装方法和使用方法，还把他知道的欧洲星表和中国星表合为一体，以便观测。
相比南怀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17世纪末来华的纪理安就没这么地道了。1713~1715年，此人受命为康熙造了一件新的“地平经纬仪”，功能多、使用方便，不过却采用了典型的欧式装饰风格，看着跟其他6件不太搭调。不仅如此，为了省钱，纪理安造它的时候，还把400多年前郭守敬制造的简仪原件给当做废铜熔化了！
到了乾隆年间，乾隆皇帝一看观象台上全是洋人做的仪器，觉得太没面子，于是又要求造了一台由中国学者、工匠主持制造的“玑衡抚辰仪”。“玑衡”是“璇玑玉衡”的简称，中国古代常用它指代天象观测。这台用了5吨铜铸造的仪器，是最后一台使用中国传统技术制造的浑仪设备。尽管它名义上是中国制造，但使用的部分工艺仍是南怀仁带来的，观测精度也没能超过当年南怀仁的仪器。
而且在玑衡抚辰仪建成的1754年，欧洲人已经能利用力学原理精确计算太阳、月球、行星和彗星的运动轨迹，开始探讨太阳系的演化，并且即将观测银河系外的星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