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诺丁汉读书的时候，宿舍门口有一条清浅的小溪，溪边长满茂密的黑莓丛。每次赶班车的时候，它们都会多多少少扯坏我新买的丝袜，或者穿过厚厚的牛仔裤，在膝盖上蛰起细小但剧痛的红印。我真的很讨厌这些黑莓丛。它们辽阔、茂密、高大，深深地扎根在陡峭的河岸上，不分季节地开着粉白的小花，上面爬满蜘蛛和鳞翅目色泽鲜艳的幼虫。
当冬季的永夜降临，它们只剩下长满刺的枝干，像守护睡美人城堡一样冷硬地四处伸展，缀着僵死的黑莓果实，上面裹着厚厚的黏灰的蛛网。我很喜欢学校里的一条小路。那是一座小山包，从三月到十一月依次绽放不同品种的黄白水仙，点缀着蓝紫的郁金香和蓝铃铛，草地里密密地散落着金色的毛茛和蒲公英。
雨天草地上会有纤细漂亮的蘑菇，碧空如洗的时候，喜鹊和加拿大鹅趴在山坡上东张西望，松鼠朝过路的行人头上丢果子，风信子在北纬52°的艳阳下明媚如梵高的画。如果在山坡上打洞，深入十数米，你会挖到罗马人留下的遗迹。一条车道从北边经过，地势比山坡略低。为了防止滑坡，鳞片状的瓦盆被嵌在两米纵高的山体上，从开口中探出指甲盖大的英国野草莓。我从没感到这些喜恶有什么问题。
黑莓丛是没人喜欢的东西，除非它们的果实成熟，在唇齿间爆发出浓烈的甜暖。草莓山坡是没人不喜欢的东西，孩子们举着微小的果实在栗子树丛里蹦跳。全地形除草机和铺草皮的工人全天候在山坡上劳作，杀虫剂和杂草清理剂从2月起就在冰雪下发挥作用，洋水仙总是在开败之前就被连球茎一起挖走，补进新的即将开花的植物。加拿大鹅和野鸭的左脚上都带着大学实验室的脚环，每年新生的小雁也在实验室里一一登记。
我们热爱的自然，是社工组织、园艺公司和生物控制技术精密计算和常年工作的结果，在便利的生活中制造出闲适野趣的景致。
四溢的黑莓、烦人的鸽子、暴涨的特伦特河，在严格的控制下还没触及生活的底线。更刻骨的拉锯在别处：洛杉矶的泥石流、阿查法拉亚河的洪水，以及冰岛的活火熔岩。这是麦克菲在他的畅销书Control of Nature（中文版名为《控制自然》）中亲身调查的三场现代战争。这战争旷日持久，发生在人类和他永恒的敌人之间。
如果会对敌人生气，那么敌人。这个词在我心里回响。我从来不认为敌对双方是可能的，所谓敌对状态，我一直以为仅仅在人的条件和他的欲望之间，也就是人和他自己之间发生，比如存在的渴求和死亡的不可避免，比如自由的呼声和约束性的社会现实。人和自然是敌对双方吗？这不是和现代人朴素通俗的“热爱自然”的理念相冲突吗？
冰岛人多拉·格维兹勒伊多特（Dora Gudlaugsdottir）这样描述她从火山爆发的家园撤离的感受：“我读到过庞贝的历史，我知道我们必须撤离。我知道这里会像庞贝一样有毒性蒸气。但我还是感到生气。也许是因为我觉得再也见不到这座小岛了。我不知道。所有其他人都跟我经历一样啊。”“你对火山喷发感到生气？”“当然。我总不能对别的什么人感到生气，对吧？”
面对损害人们利益的敌人，愤怒是寻常的情感。通常我们对伤害我们的人感到愤怒，在国与国、民族与民族或者意识形态之间的战争中，我们憎恨、理解、揣摩、以及误解我们的敌人。人的诉求始终是可理解的，即使是愤怒的时候，我们思考并同情我们的敌人：你怎能如此对我？这种观念是基于一种单纯的假定：我们分享共同的基础，你不应施加给我我不愿的。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同情，在战争宣传中，敌人通常被物化，成为邪恶和暴戾的抽象形象。
自然不是这样的敌人。无论现代人如何美化和拟人化自然，人都没有成为自然单纯的组成部分，在沉思中与其谐振。自然没有情感，没有报复性，没有动机。人却是自然的异种，是从自然中诞生的孽子。他反对它无情的规定性，他爱自身并把这种爱延展到他见闻的一切，同时他也恨自己以及自己所承担的一切。他在思想中模拟出一个世界，却不愿意承认这个世界与他的想象无关。于是自然成为人不屈的灵魂寄宿的软弱肉身，成为人悲剧性命运的由来。
我想引用弗洛姆的阐释：“自我意识、理性和想象力破坏了‘和谐’……它们的出现使人成为宇宙的反常物、畸形物。人……遵从自然的法则，他无力改变这些法则；但他却又和自然分开了。……他无家可归，但又与其他所有动物一样，被囚禁在家中。他在偶然的时间地点被抛入这个世界，又在偶然的时间地点被迫离开。……他永远无法摆脱这一存在的二律背反获得自由。”
弗洛姆说人的解放在于回到自然之中；他没有说回到无理性的茹毛饮血、餐风露宿。正相反，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弗洛姆安于资本主义所提供的普遍广泛的物质供应和科技进步，认为人的解放和最终自由只能建立在普遍的需求满足之上。他没有提到和火山战斗的冰岛和夏威夷人，没有提到日渐耗尽的能源储备，没有考虑过居住在危崖下和地下河冰盖上的自由民的焦虑。
归根结底，他从没想过离开人类中心主义进行思考；自然，作为永恒的条件与难以索解的敌人，对人来说始终都是物化的对象。人对外的一切活动，他所渴求的解放与实现了的自由，无不建立在千百年与自然的拉锯之上：控制它，抑制它，把它塑造成符合我们生活方式的形态，并且阻碍它的自然发展侵害到我们日益扩张的生涯。如果克服了我们存在的条件，那么阿波罗登月的那一年，汉娜·阿伦特开始思考，人如果克服了他存在的条件，会发生什么？
（在这个案例里，人已经不再被迫站立在地球上）事实上，人和存在条件的战争已经无休止地进行了数十万年，也许就开始于第一个规模种植小麦或者有意识驯化家畜的原始人。当人的生存条件大范围地被他自己的活动所改变，我们和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所讨论的还是不是同样的人？历史会不会变得越来越难以理解，人会不会逐渐失去他之所以为人的那些价值？在“爱自然”的绥靖面貌下，自然是不是已经被缓慢地谋杀成了渣渣？
从这个角度来看，“热爱自然”是一种愚蠢的说法。之所以说愚蠢而非伪善，是因为这场战争中看不到人的胜利。自然——人的条件——把人的根系深埋在这个星球的各种限制之中。但是人却是向上生长的枝条高处停栖的一只精明的百灵，他不满足于仅仅让歌声充满云天。他无法抑制地探索所有阴暗的角落，但在潜意识里希望并认为这个世界无非是个精心打理、绝对安全的游乐场。
他爱的自然从来都不是那个冷淡自在的外在世界，而是在数十万年里，无数代人类的迁徙、开拓、修正、发掘而成的迦南乐土。过去人们因为经济和自然变迁的原因背井离乡，奔向梦想之地，如今他们用尽策略把它打磨改造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忍受它不时发神经所带来的焦虑和烦躁，并且坚信自己总有一天能够把人的条件握在自己掌中。
当我们说“热爱自然”的时候，被热爱的是已经被历史创造并改变，但仍然不断提醒着我们根源所在的我们的创造者。仔细想想，这种爱不仅冒着傻气和杀气，而且略变态。
所以还是保持单纯抽象的哲学关系吧。就像麦克菲传唱的英雄史诗：最后的最后，在无数次勉强维持住战线的小规模战斗之后，人们败退了，带着怀念、悲伤和足够的尊重：“有些撤离到冰岛本土的岛民得知他们的财产将被毁掉时，又乘机返回黑迈。他们怀着敬畏之心清扫房屋使之焕然一新，迎接熔岩流的到来。1926 年，在夏威夷科纳海岸的胡普洛，一个店主也在小店被熔岩吞噬前把它打扫得干干净净。”
但是这不是终结。从人类中心的视角，他们保留了生活的痕迹，留下被泥石流吞噬一半的房屋、毁坏的大坝，埋在熔岩中的老宅。微小但固执。有一天他们会卷土重来，带着更有效的技术，更大的决心和更统一的意图，他们在前人的痕迹面前低头缅怀，然后杀入战场。在众神俯瞰的年代里，人不需要直接面临这样的困境：无常与救赎皆归于上帝，人得以安然接受他渺小虚弱的生命。
但发达的技术和科学研究把神的严重的责任接了过来：泥石流止步于防砂池，坚固的房屋矗立在厚厚的火山灰中，沼泽的生态取决于工程大坝的行政命令。如今，我们不仅（仿佛）可以决定自己的意志，而且（必须）能够控制那些外在条件，把曾经暗影曈曈的世界变成真正的乐土。而暂时的败退只能说明，或许有朝一日，人终将有意志和能力接管自然，成为他自己的创造者。
有一天，人终于可以在复杂的算法和不见血的听证会博弈中，在自然永恒的威压下，代替神灵规划自己短暂的命运。所有这些故事总是让我激情澎湃，泪流满面，然后开始反复地纠结人和自然之间这种不自然的关系。出于一个女性主义者的视角，我不愿意赞颂这种英雄史诗的情怀，因为在深深处，我始终幻想着这样一种可能：通过一种非政治的方式，不需要太多的牺牲、太多的悲愿，人亦能消融于他的条件之中，成为自然生生灭灭的一种永恒形式。
我脑中总是浮现这样一幅油画风格的图景，是维米尔而非鲁本斯的笔触：在柔美的生命涌动的海上，成群的塞壬像发光藻一样冲向沙滩，在海潮中回响着狂乱的鲸歌。假如无敌舰队和黑珍珠号的男人们都沉眠在海妖的金发里，这算不算永恒的救赎？假如人们不再厌恶同袍和自己的死亡，不再留恋他人和自己的财产，洪水、火山和泥石流会不会流淌于我们的呼吸？
如果爱自然是可能的，那它也是一种细思极恐的可能：自然与求索两重性的冲突之中，无论通过和平或暴烈的方式，最终的胜利看似只能归于其一：自然沦为人的造物，或者人欢然接受他的无能为力。后者看来越来越退缩为一种抽象的理想，而前者似乎逐渐发展为可见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