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和鲁桂珍的婚外恋引发了“李约瑟难题”，并促使李约瑟走上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之路。鲁桂珍期盼李约瑟将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介绍到西方，为中国争光；而李约瑟则企图通过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作为一部比较科学史的杰作，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学术价值还有待国人正确理解和认识。
英国人李约瑟本来是一个很有建树的生物化学家，但他在37岁之后开始学习汉语，转而研究中国科技史。个中缘由，李约瑟本人在不同场合表述过多次，那就是南京人鲁桂珍的决定性作用。1954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出版时，李约瑟把这一卷题献给鲁桂珍的父亲鲁仕国，说明没有他的女儿，就不会有这卷书。
近30年来，中外学术界聚讼纷纭的所谓“李约瑟难题”的直接缘由就是如此简单。聪明人哪里没有呢？如果那时去剑桥生化实验室的不是鲁桂珍等中国人，而是埃及人，或者印度人，再或者拉丁美洲人……结果又会怎样？历史无法假设。然而，正是这个来由没道理可讲的问题促使这个年轻有为、前途光明的生化学家开始学习汉语，走上了研究中国古代科学之路。这种几乎失去理智的行为，只能说是爱情的力量所致吧。而这还是一场婚外恋。
鲁桂珍（1904～1991年）于1937年夏到达剑桥，在李约瑟夫人Dorothy Needham指导下从事肌肉生化研究。出生于医药世家的鲁桂珍不仅以自己的聪慧美丽打动了李约瑟，她还向李约瑟介绍了中国人在医学和科学史上的贡献。他们很快就建立起亲密的关系，二人以兄妹相称。李约瑟称鲁桂珍为“小妹”“珍妹”，鲁桂珍则称李约瑟为“大哥(Ta-go)。
剑桥李约瑟研究所的东亚科学史图书馆一角保存着鲁桂珍生前藏书，其中有一批李约瑟赠送给鲁桂珍的图书。
李约瑟与鲁桂珍的私密关系不是本文的主题。实际上，李约瑟和鲁桂珍的大量来往函件和其他李约瑟私人文书一道，保存在剑桥的大学图书馆档案部，李约瑟遗嘱需在其逝世50年（即2045年）之后方可阅览利用。要探究李约瑟的私人生活，只有30年后才具备必要的条件。
2008年，英国著名的畅销书作家文思淼（Simon Winchester）撰写的李约瑟传记（中译本《李约瑟：揭开中国神秘面纱的人》2009年出版）出版，首次详细披露了李约瑟与鲁桂珍的婚外恋，甚至确定两人逾越界限的日子为1938年2月的某个寒冷潮湿的夜晚。文思淼称他的故事的依据是李约瑟的日记。这有点令人难以置信，因为李约瑟的日记要等到2045年才能启封阅览。
鲁桂珍要李约瑟为中国争光。李约瑟将“为民族争光”译为“Towards the people’s mutual understanding”（为了人类的相互理解）。爱国主义和普世主义并不矛盾，都可以是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放下李、鲁绯闻的话题，这里介绍2005年初笔者在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的一个小小“发现”。李约瑟研究所由东亚科学史图书馆发展而来，而该馆的基础则是李约瑟的个人藏书，主要是他为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而收集的各种图书资料。李约瑟去世后，该馆的藏书量仍在不断增加，目前东亚科学史图书馆占据了李约瑟研究所的主体部分。
2005年，笔者在剑桥李约瑟研究所短期逗留，偶尔在东亚科学史图书馆中读到一本《三字经》英译本，可谓是李约瑟转向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证物，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李约瑟研究中国科技史的目的之所在。这本书是1938年圣诞节时（见该书扉页李约瑟的注记），鲁桂珍赠送给李约瑟的。
这个英译本是英国著名汉学家、曾任剑桥大学汉学教授翟理斯（Herbert A. Giles，1845～1935年）翻译的，1900年由上海别发洋行出版发行。
鲁桂珍赠送给李约瑟的《三字经》英译本内的题赠语是：恭祝约兄新年进步为民族争光鲁桂珍赠。为了强调她的意图，鲁桂珍特意把“为民族争光”几个字写得大了一些。由此看来，那时李约瑟已经决定转向中国科技史研究。
刚学汉语的李约瑟把这几个字一笔一划抄写在对面的书页上，注上音，并标注了“民族”和“争”、“光”的英译。李约瑟将“为民族争光”译为“Towards the people’s mutual understanding”（为了人类的相互理解）。
很多人将“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与“中国近现代科学落后”等同起来，以为解答了“李约瑟难题”，就找到了发展中国科学技术的钥匙。其实，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确实，近代科学只是在西欧产生了，但并不妨碍它在其他许多科学后进国家得到健康成长。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当然可以从长远的历史源头上去追溯，但更应该从中国近几百年的科学历史进程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