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看到网友爆料衡水二中的“军事化管理”：五点半起床，卡着点儿如厕洗漱；睡觉时不敢把被子摊散，怕第二天叠不成豆腐块；更有甚者连衣服也不脱；五点四十就开始跑操，边跑边喊口号，气势如虹；跑操时如果掉了鞋，就要光着脚跑完；每天学习的时间有将近十六个时；吃饭也要用百米冲刺的速度；教室里装备了360度的摄像头监控……2015年3月，一名不堪重负的学生跳楼自杀，和教学楼随后装上的“铁窗”，将这所学校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就在媒体和公众正有意无意地将衡水二中指为“血泪工厂”，“人间炼狱”的同时，学生和家长却对学校表现出了格外的理解和宽容。他们视若无睹地狂奔在原定的轨道上，无论是同学夭亡，还是外界如潮水一般的议论声，都不曾让他们停下一分钟的脚步。这一来，倒显得旁观者大惊小怪，多管闲事。衡水模式的大前提：不满现实，渴望“翻身”。有人用斯德哥尔摩症候群解释学生和家长的心态：受虐者对施虐者产生认同。
然而衡水二中的情况还不尽如此。集体认同的核心，谁都知道是一张未来的巨大画饼：“进清华，与主席总理称兄道弟；入北大，同大家巨匠论道谈经”。在衡水二中挂出的这幅标语，堪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现代版。背后的逻辑昭然若揭：今天各位忍受的痛苦，都是为了有一天翻身做主。“能吃苦苦三年，不能吃苦苦一辈子”。可以说，学生和家长都是做足心理准备的。
批判这种学习心态——无论有多么充足的证据表明它会扼杀人的创造力和主观幸福感——都必须冒着被骂“饱汉子不知饿汉饥”的风险。“社会现实就是这样，谁管它科学不科学？我们要翻身，只能玩了命地拼高考。错过了这次机会，我们这辈子都没希望再踏入上流社会。”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高中学习不是学习，只是历经煎熬，换来一张上流社会入场券的交易。这三年再怎么苦，学生和家长都甘之如饴。
说什么“何必把人逼成这样”，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我上学的时候，老师就教给我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我们邻近的一个县城有一所中学，校门口摆着一双皮鞋和一双草鞋的雕塑，意为“你将来穿哪双鞋，全看你在学校里的表现了”。诱惑加警告，每一位老师都心领神会，并把它作为天经地义的道理传授学生：“你难道不想离开这个地方，过更有尊严的生活么？念书吧！错过这三年，就毁了你一家翻身的希望！”
因此，以衡水二中为代表的这一类教育模式必须有一个前提：学生及家长对现实的生活心怀不满，乃至于厌憎。与此同时，他们对大城市的发展机遇、教育资源、生活水准梦寐以求。立足县城，仰望北上广，仿佛下层阶级仰望特权阶级：既渴望加入，又生怕被拒之门外——有一种混杂着艳羡的自卑。这种自卑感越强，通过高考一朝翻身的动机才越充分。
因此，衡水教育模式的核心是有政治诉求的：它宣示着下层阶级对现有社会格局发起的挑战，是平民鱼跃龙门，跻身上流社会的重要渠道。尽管名额稀少，但亲测有效。
“撑过高考就解放”的迷思。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的人口流动大多数仍为省内流动，省际流出的比例基本低于10%，而省际的净流入人口集中在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浙江、福建六省市——全都是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即使不看数据我们也知道，这些地方总会有饱和的一天：房价高企，买车摇号，办户口一年比一年更难。
很显然，船票越来越少。输出省市的平民，必然要为这些仅余的席位争抢得头破血流。他们梦想着一个金碧辉煌的世界。“与主席总理称兄道弟”，这种愿景对于每一个还没有完全丧失野心的家庭来说，都是莫大的诱惑。没有人愿意屈从命运的安排。“读书改变命运”。衡水的逻辑，就是这样的背水一战。“能吃苦苦三年，不能吃苦苦一辈子”，毕“翻身”之功于高考一役的想法，在许多学生和学生家庭中根深蒂固。
说它是洗脑也好，社会现实也好，这种观念确实成功影响了绝大多数学生和家庭，让他们情愿为三年的压抑煎熬买单。劝他们放弃这个想法，就等于劝他们接受屈辱的现实，当然是痴人说梦。而作为一个大学老师，我倒想从另一个方面提醒，最好把这理念扩展为：“能吃苦苦七年，不能吃苦苦一辈子。”——要知道，大学这四年也很关键啊！以为高考总算修成正果了，可以享福了，就到大学里来找乐子，那还是要掉队。拿了名牌大学文凭又怎么样？
不值钱。多少优秀毕业生都想留在大城市里，抢一个好饭碗呢？何况还不见得能拿到文凭。
因为工作原因，我每年就要接触很多这样的学生：挂科的，延期的，肄业的，学分不够转大专的……原因当然多种多样，其中最令人扼腕的，就是那些想改变命运的，来自三四线城市、县城、农村的学生，因为误信了“苦三年”这张空头支票，在大学里松懈了斗志，导致功亏一篑。连带高中的三年辛苦也失去了意义。只有继续按衡水的方式坚持四年，我想，似乎才可以保证翻身有望？
但我这样的说法，也不过是一孔之见。社会残酷，就算一等一的本科毕业生，也难保不被淘汰。读研究生的辛苦更甚本科，这就不必说了。就算找到好工作，头几年也绝不会轻松。初出茅庐的学生，谁又敢说已经别无所求呢？又没有父母家业可以指望，不还得一刀一枪继续拼么？一不留神，仍不免“逃离北上广”的结局。真要想翻身，不如还是做好“苦十年”的准备比较保险。再这么想下去，十年也未必够用。
“与主席总理称兄道弟”自然是玩笑话，但要在任何一个高位上坐稳，买车买房，结婚生子，甚至还想把父母接来享福，又岂是可以一劳永逸达成的目标？北京一套房，每天一睁眼就欠银行多少贷款？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今年的业绩指标比去年又涨了20%，形势还比去年差，新来的人年富力强，背景又好……想到这些，如何还有松口气的一天？“能吃苦的苦到退休，不能吃苦的苦一辈子”罢了。或者累，或者穷，永世没有两全其美。
压迫感的恶性循环。我并非讥讽，只是在讨论一个心理意义上的行为模式：只要一个人卷入了“翻身”的战争，除非他甘愿放弃到手的胜利果实，否则就很难再从中脱身。尽管可以骗自己说“三年”，最后往往是三年之后又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的无间道。永远不堪重负，又永远觉得还远远不够，至死方休。
在《阶段性胜利》一文中，我用认知治疗的观点做过解释：不是因为他不肯歇息，而是因为在他内心深处，“这里”仍然是一个充满了风险和不安，被敌人环伺的所在。这些敌人——姑且承认在一开始是客观存在的吧——目前藏身于何处呢？我胜利了，于是看不见。但我在战斗，这一事实本身又警示我：它们确实应该存在。我战胜了它，暂时还算安全，但也正因为我战胜了它，所以我必须战斗下去。胜利驱退了威胁感，一边又巩固了威胁感的存在。
这个模式里，隐藏着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那就是我们原以为已经通过高考，抛之脑后的“自卑”——源自于幼年时就植入我们内心的被压迫感。我们从“东亚病夫”的课文里植入了这种被压迫感；被“劳心者治人”植入了这种被压迫感；在皮鞋和草鞋中植入了这种被压迫感；在被父母责骂时植入了这种被压迫感；从我们对于上层阶级的向往中——翻身也好，鱼跃龙门也好——植入了这种被压迫感。
这种感觉，带着一股辛辣的幽怨之气，让我们自觉渺小而脆弱，让我们看待他人的目光充满敌意，让最平常的生活也面目可憎。
而衡水二中这类模式的教育，正是在利用这种被压迫感，同时又巩固了被压迫感。对于一个教育资源不算发达的学校，要想追求超高的升学率，就只能指望精神上的战斗力加成。现成的燃料，正是每一个学生内心的屈辱，和投射在外的，对于现状的厌憎：“我们一直被欺压被鄙视，我们的人生一无足取，我们与上层阶级存在着等级的鸿沟。”
在衡水二中这样的学校，这种负面情结必然会受到呵护与鼓励。“不想再过这种日子？那就拼命啊！”——我们是如此盼望摆脱这种屈辱，只好拿出三年的生命作为献祭。而献上了祭品，反而使心里那一只幽灵越发强壮，于是“三年三年又三年”，永无休止，再传给我们的后代。深植于学生内心的压迫感，既在衡水模式中被消费，也在衡水模式中被加剧。每一分“翻身”或“逃离”的努力都加剧了原有的不平衡。
写到这里，我本人也颇感无能为力，就像自己也深陷于这个难以自拔的漩涡。我还想要指出一个可能的误解。我绝不会以为，等级论仅仅是唯心主义的产物，“只要你不这么想，它就不会存在”。恰恰相反，我知道它客观真实地存在着：小城市的凋敝、人心的彷徨、无处不在的歧视、丧失殆尽的尊严……但它又属于心理学中“自我实现的预言”。
我们相信自己不体面，我们就真的不梳头不洗脸；我们相信高考至关重要，我们的一生就真的会毁于高考落榜；我们相信除北上广之外没有未来，我们当中最有干劲的人就真的没有动力建设家乡。每一分“翻身”或“逃离”的努力，都加剧了原有的不平衡。作为个体，我们几乎不能改变什么，只好一拥而上，希望自己成为被选中的幸运儿。同时，也就把自己送上了修罗道，和众多的竞争者们打一场无限升级的军备竞赛。
所有参赛者都注定会以悲剧收场：心力交瘁的少数胜者，和大多数人的陆续出局。正如知乎网友说出的真相：“用不了多久，就会有更廉价，更年轻，更高效的劳动力，把你们从自己曾经熟悉的地方，彻底赶出去。”种下等级论的种子，长出的就是屈辱不甘的芽，而盛开相互倾轧的恶之花。衡水二中的教育模式，不过是稍显夸张的一个缩影。我们利用了人心里的不甘，人心里的不甘也就会利用我们。最终不管愿意与否，谁都没办法独善其身。
不止是衡水。这是一个时代无法摆脱的宿命：治人，或治于人。
托尔斯泰在《复活》开篇的一段感叹，可以看作这种宿命的注解：”花草树木也好，鸟雀昆虫也好，儿童也好，全都欢欢喜喜，生气蓬勃。唯独人，唯独成年人，却一直在自欺欺人，折磨自己，也折磨别人。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不是这春色迷人的早晨，不是上帝为造福众生所创造的人间的美，那种使万物趋向和平、协调、互爱的美；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是他们自己发明的统治别人的种种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