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一批美国医生在危地马拉蓄意让上千人感染性病，到今天，当年的受试者仍然饱受性病的困扰。那些针，是在没有提醒或给出解释的情况下扎进去的。1948年的一个周五，危地马拉陆军的低阶士兵费德里科·拉莫斯正要离开军营去度周末，上面却下了一道命令，要他去一家由几个美国医生经营的诊所报道。拉莫斯步行去了这家诊所，医生在他的右臂上打了一针，并叫他周末结束后再来打一针。
作为补偿，拉莫斯的指挥官给了他几枚硬币。拉莫斯参军两年，在头几个月里，这样的事一共发生了几次。现在回想，他认为当年的医生是在故意让他感染性病。
拉莫斯现年87岁，他说自己大半辈子都在忍受那几次注射带来的危害。退伍后，他回到家乡，那是一座偏远的村庄，坐落在危地马拉城东北的一处陡峭山坡上。即使到今天，这个名叫拉斯埃斯卡雷拉的村子都没有通电，而且缺医少药。直到拉莫斯年届不惑，也就是接受注射近20年后，他才去拜访了一位医生，确诊患了淋病和梅毒；治疗的费用，他无力承担。
从1946年7月到1948年12月，美国在危地马拉开展了一系列旨在控制性传播疾病的实验，活到今天的受试者寥寥无几，拉莫斯就是其中之一。当年，美国政府派出的研究人员和危地马拉同行一起，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对5000多名当地士兵、囚犯、精神病人、孤儿和性工作者进行了实验。他们让1308名成人接触梅毒、淋病或软疳，有时还利用妓女来感染囚犯和士兵。
这些实验在2010年披露后，拉莫斯和其他受害者对美国政府提起诉讼，奥巴马总统正式道歉，他还委派了一个生命伦理顾问委员会，要他们对当年的事件展开调查，并确认现行法规能否保障临床实验受试者的权益。
当危地马拉实验的细节大白于天下，美国的卫生官员纷纷表示谴责，说当年的实验“可恶”、“可憎”。去年9月，生命伦理顾问委员会在一份报告的结尾表示：“危地马拉实验是对人伦的肆意违反，就算以涉案研究人员对自身做法的认识，以及当年医学伦理的要求来衡量，结果也是如此。”
不过，如果将这份报告和参与危地马拉实验的研究人员撰写的文件相对照，我们就会看到一幅更加复杂的图像。当年主持实验的年轻学者约翰·科特勒曾经得到美国卫生官员的鼎力支持，连卫生局长也是其中之一。“科特勒认为自己做的事情非常重要，而且他不是单枪匹马在做这件事，”美国韦尔斯利学院的历史学家苏珊·雷弗比这样评说——就是雷弗比发现了科特勒撰写的几份没有公开的实验报告，从而将这项研究公之于世。
科特勒和同事对待有些受试者的手段相当残忍。生命伦理顾问委员会详细描述了当时的一个案例：美国医生用梅毒感染了一个名叫伯塔的女精神病人，但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都没有为她治疗。伯塔的身体越来越差，又过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科特勒报告说她已濒临死亡。这时，他又一次用梅毒感染了伯塔，还把一个淋病患者的脓汁注入她的眼睛、尿道和直肠。在接下去的几天里，伯塔的眼睛里渗出脓汁，尿道里流出鲜血，不久之后就死了。
不过，科特勒在危地马拉也做了一些好事。他致力于改善公共卫生、在军队医院里发起了一个性病治疗项目，还为陆军制定了一个疾病预防计划。他为孤儿治疗疟疾，游说上司为当地陆军提供青霉素（但遭到拒绝），还为当地培训了一批医生和技术人员。另外，他还帮助142位病人恢复了健康——他们可能都患有性病，但不是在他的研究中感染上的。
到最后，科特勒的实验并没有获得多少成功，部分原因是，他无法在不使用极端手段的前提下感染受试者。他后来获准将实验从1948年6月延期到当年12月。那年年底，他离开了危地马拉。此后，其他研究人员公布了部分验血结果，但科特勒没有公布他对防病技术的研究。生命伦理顾问委员会指出，他的那些实验不仅是对人伦的肆意违反，而且在筹划和执行上都十分糟糕。
一段显赫的职业生涯
虽然经历了种种失败，但科特勒的履历倒是因为这些研究变得光彩起来。回国之后才几个月，世界卫生组织就委托他带队去印度，指导对性病的诊断和治疗。上世纪60年代，他又前往亚拉巴马州，在臭名昭著的塔斯基吉实验中做研究带头人——在这项实验中，研究人员对数百名患有梅毒的黑人研究了几十年，却始终没为他们治疗。科特勒在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里干得风生水起，后来又在匹兹堡大学当上了国际卫生教授。
2003年，科特勒逝世，而危地马拉实验的揭露还要等到很久之后。
迈克尔·乌吉安是一名流行病学家，上世纪60年代末在匹兹堡大学工作，曾和科特勒合作过两篇论文。据他描述，他的这位前同事对性病研究相当尽心，对国际研究也很有热情。“在印度，他用青霉素治疗了几种较为常见的性传播疾病，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但乌吉安也表示，科特勒是一位有缺点的研究者，“我觉得他不算是一流的科学家，在研究的策划上也不杰出”。
两位科学家合作检验了一种局部预防技术的效果，但实验相当糟糕，结果“没有什么价值”。
在危地马拉，那些受试者的下场比科特勒凄惨得多。在拉斯埃斯卡雷拉那所铁皮屋顶的房子里，当年的受试者拉莫斯已经皮包骨头、举步维艰，说起话来含糊不清，加上牙齿掉光，更叫人难以理解。他说，他一直拖到大约十年前、痛得无法小便时才去看病。他的儿子将他紧急送往医院，医生给他插了一根导尿管，后来又做了一次手术。
冈萨罗·拉马雷斯·蒂斯塔和拉莫斯居住在同一个村子，他说他父亲塞尔索·拉马雷斯·雷耶斯也曾在军队服役的三年里参与那些实验。那些科学家要求他和感染了性病的性工作者发生性关系，还给他打几针，没过几天，他就发现自己的阴茎里流出了脓水。“他离开军队时还有那样的症状，后来还传染了我母亲，”蒂斯塔说。退伍后的雷耶斯饱受淋病的困扰，身体溃烂、视力下降，而且容易困倦。
和拉莫斯的家人一样，蒂斯塔也对美国政府提出了赔偿诉讼。他和拉莫斯都无法用档案支持自己的主张，但危地马拉人权调查办公室的帕布罗·维纳医生仍对这两起案件展开了调查，结果发现，拉莫斯和雷耶斯的叙述，可以由他们的参军时间和他们提供的病例细节得到证实。另外，科特勒曾在论文中列出一份档案，调查人员据此整理出了一个受试者数据库，雷耶斯的名字也在其中。
永不再犯
不久前，美国司法部要求将赔偿案件驳回，理由是法庭不是处理此事的“恰当平台”。不过在去年9月，生命伦理顾问委员会却建议美国政府建立一个一般性的赔偿机制，为那些在美国政府资助的研究中受到伤害的受试者提供赔偿。今年1月，美国健康与公共事业部拨出近180万美元的款项，专门在危地马拉改善性传播疾病的治疗，加强和人类研究有关的伦理培训。但控方对此并不满意，仍坚持上诉。
随着案件的进展，研究人员也在为如何评判科特勒及其同事的行为，以及如何防止此类事件重演而大伤脑筋。生命伦理顾问委员会认为，当初，科特勒和他的上级对自己违反医学伦理的事是清楚的，因为他们在特雷霍特征求过受试者的意见，在危地马拉也设法隐瞒了自己的研究。科特勒的一名同事还告诉他说，美国卫生局长“对我们这个项目非常感兴趣，他说过‘你知道，这种实验在我们国家是没法做的’，说的时候还俏皮地眨了眨眼睛。”
但话说回来，在当时，人们对于伦理的认识正处于快速变化中。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生命伦理学家苏珊·莱德勒指出，20世纪40年代的道德标准要比今天“模糊得多”。1946年末，科特勒已经开始危地马拉的工作，而在德国的纽伦堡，23名纳粹医生和军官接受了审判，罪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在集中营里开展不人道的实验。
这次审判催生了称为《纽伦堡法典》的一系列准则，它们规定，实验人员必须得到受试者的同意、受试者必须具有表达这种同意的能力，以及实验必须避免没有必要的身体和精神伤害。
尽管这样严格的标准在纽伦堡审判之前也并非闻所未闻，但遵守它们的人却屈指可数。比如1935年，美国密歇根州最高法院就表示，研究人员从受试者的监护人那里征得同意就可以了。这一点，其实科特勒也做到了——他在实验前征求过军队指挥官和当地政府官员的意见。再说，他的许多受试者都是贫穷、没有受过教育的当地人，在科学家看来，他们根本就搞不明白这些实验的意思。
在那个年代，美国的一些顶尖研究者也的确是在没有征得同意的情况下开展研究。比如在1943年，日后因为脊髓灰质炎疫苗而闻名于世的乔纳斯·索尔克、流感研究的领头人小托马斯·弗朗西斯，就在密歇根州的一家精神病院蓄意让病人患上流感，而有证据表明，并不是所有病人都同意参与实验。
科特勒和他的上级显然认为，到了危地马拉，就可以跨越在美国无法跨越的伦理界限了。在西方公司日益将临床实验转移到外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今天，这种内外有别的现象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2010年，美国健康与公共事业部调查了所有在美国境内营销药品的申请，结果发现2008年一年，就有几乎80％的获批申请是在国外进行的临床实验。
比起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医学准则往往较低，对法规的执行也不那么有力。
比如在印度，就有人权积极分子和国会议员表示，外国的制药公司常常在未经同意或没有解释清楚风险的情况下，在贫穷而又不识字的印度人身上开展新药实验。2009年，制药业巨头辉瑞公司同意支付7500万美元的巨款，以了结尼日利亚儿童在抗生素实验中死亡所引起的诉讼。在此之前，尼日利亚的政府官员和人权人士曾经宣称，辉瑞在实验中行为失当，比如没有获得适当的批准或同意。
但辉瑞否认了这些指控，也不承认在实验过程中有任何过失。
伦理学家对一些今天看来可以接受的做法也提出了警示，比如新药实验中选择那些病入膏肓的病人，以及那些将新疗法看作唯一希望、完全无视其危险的病人。莱德勒指出，有些抗癌新药的实验会用到毒性特强的成分。她指出：“未来的人们可能会说‘病得那么严重的人，怎么可能签署知情同意书呢？’”
在格雷迪看来，危地马拉实验的教训也正是生命伦理学的基本准则：不是什么研究方法都是可以接受的，信息透明是关键，科学家要时刻牢记，自己的研究对象是人类。不过她也表示，在临床实验中，并非总有一条清晰的伦理底线。“当你在特定的案例中细究底线的意义，分歧就出现了”。对危地马拉实验而言，这或许才是最令人担忧的教训。
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可能有许多研究者（甚至是大多数）同意，某一个做法或某一条规则是正当的、必要的；但对于后代来说，前人的野蛮又是那样显而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