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1963年，81岁的玻恩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彭桓武在他那里获得博士学位后，被任命为爱尔兰的都柏林的薛定谔高级研究所的一位教授，成为去了苏黎世的海特勒的继任者，我想彭是第一个在欧洲获得教授职位的中国人。几年以后，他决定返回中国。在离开之前他来看望我们，并陪我们一路到苏格兰高地的乌拉普尔去度假。他在很热的时候离开伦敦，但是他没带雨衣，当时苏格兰西海岸正下着大雨，我们只好送他一些干衣服和雨衣。
我们在一起度过了很美好的几天，带他领略了苏格兰的一些景色，然后他离开了。我们再也没有见到他，他也从没给我写信。但是我通过与其他中国朋友通信来了解他的一点情况。彭桓武在英国6—7年，一直与玻恩保持着良好的、密切的学生与老师或合作关系，玻恩在回忆录中对于彭桓武有极高的评价。
彭桓武于1947年回国。玻恩回忆说十几年后他才收到彭桓武的一封信。
玻恩指的是1960年彭桓武先生随代表团赴英参加英国皇家学会成立300周年纪念大会，来到伦敦之后他给玻恩写了封信。撰写回忆录时，年过80的玻恩记忆中早已淡化、记错甚至完全忘记了一些事情的细节。事实上，1960年之前彭桓武给玻恩写过信，玻恩也写过较长的回函。
2014年7至9月，本文作者在英国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档案中心研读玻恩档案时发现，玻恩在写给他另外一位中国弟子程开甲的信中提到，他曾收到过彭桓武先生的一封信。笔者找到了玻恩在收到彭桓武来信后，1950年11月28日写给彭桓武的回函的打印件。因此在彭先生1947年离开英伦归国之后，到1960年赴英参加会议之前，至少给他的恩师玻恩写过一封信，而不像玻恩错记的那样，彭一去便十多年杳无音信。
遗憾的是笔者认真阅读玻恩及其家人遗留下来的84盒档案，其中极少部分根据家属意见不公开，却未能找到彭桓武先生1950年11月写给玻恩的信函。不过从玻恩给彭桓武的回函中，我们还是可以了解到彭先生在致玻恩信函中谈到的某些话题。透过玻恩的这封信，我们可以反观彭桓武先生对于玻恩的感情；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爱因斯坦、玻尔父子、郎之万等人到过中国，而玻恩为什么一生不曾来到中国。
这封信是了解玻恩与彭桓武之间关系和了解玻恩内心世界的重要物理学史料，非常值得中国物理界、物理学史界了解。
汉译玻恩写给彭桓武的信函
1950年11月28日玻恩写给彭桓武信函的全部内容如下：
这封信是打印而成，全信有近两页半。其中第一页如图所示。打印信件已经不是很清晰。在1950年12月8日写给另外一位中国弟子程开甲的信中，玻恩提到了收到彭桓武信函一事：从玻恩给彭桓武先生的回信以及对于程开甲先生所说的话可以看出，虽然玻恩当年没能接受彭桓武的访华邀请建议，但是彭桓武先生的提议还是令玻恩温暖而心存感动。
对玻恩写给彭桓武信函的几点说明
从玻恩的回函来看，1950年11月4日彭桓武先生写给玻恩的信，是不准确消息促发的结果。即彭桓武听说玻恩要退休或离开爱丁堡大学。在当时的中国人中，很难有人比彭桓武先生更了解玻恩的科学造诣以及玻恩的藏书对于当时理论物理研究的价值，因此才致信玻恩提出他的建议：请玻恩来华，希望购买玻恩的全部藏书。
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只从科学的象牙塔里来看这件事，笔者认为，彭桓武先生的建议除了一定包含着他与玻恩的师生情谊外，必须承认是非常有利于中国当时物理学发展的有远见的举措。玻恩拒绝了彭桓武的设想，今天可能令很多中国物理界人士觉得十分遗憾。但是从其后更广阔的新中国发展的视野来看，彭桓武先生的设想也是难以实现的，即使玻恩上个世纪50年代如愿来华，也难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对于玻恩做出的决定，笔者的认识可能有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玻恩。其一，关于玻恩的藏书。玻恩在回函中说，他在退休前的2—3年还需要用这些资料是客观事实。另一方面玻恩希望通过商业运作将它们卖个好价钱，这是不是显得玻恩的境界不够高尚呢？为客观理解这件事，对于玻恩当时面对的现实状况我们需要有所了解。古斯塔夫·玻恩在为其父的回忆录撰写的后记中说：玻恩退休后，本来希望与他心爱的儿孙们一起生活在英国。
但是由于玻恩在英国的工作时间比较短，因此他在英国获得的退休金少到不够生活之用。按照德国的赔偿法，1953年后玻恩能够得到一些补偿，但当时还不能把这些钱直接转到英国来。因此古斯塔夫说经济收入问题是他父亲退休后选择回德国一个小镇生活的原因之一。因此，我们可以想见，1950年即将年近70岁的玻恩一定清楚自己退休后经济上将面临的窘境，并开始思考一些解决的办法。
出售藏书也许是身在如此处境中的教授或学者都会想到的办法之一。玻恩档案中1950年到1953年的一些信件表明，这时的玻恩曾多次与若干期刊以及出版社联系，希望帮忙补齐自己收藏的一些出版物。这也许是他为了将它们卖个更高价格的一种努力。当然，如果玻恩能预言到自己在1954年将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如果彭桓武讲清玻恩的藏书在中国物理界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也许玻恩会将它们捐给中国。
但是，年迈体弱而正忧虑如何解决自己和夫人未来生活中将面临的经济困难的70岁老人，希望将自己的藏书多卖些钱，也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应该予以充分理解。
其二，在给彭桓武的回函中，玻恩对于自己的剖析不可谓不深刻：“我是一个崇尚民主与自由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满脑子充满西方理念的人”。但是玻恩并不敌视新中国，从玻恩的某些言辞可以看出，一定意义上他是很肯定新中国的。
在冷战时期受西方军方之约而做的演讲报告中，玻恩曾说：“人类曾一直受害于瘟疫和大灾难：大火灾、大水患、病痛、饥饿和战争。自从科技革命以来，我们已经能够应对上面的某些灾难。火灾和洪水泛滥在当今文明国家已经被合理方法战胜而很少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防御大河泛滥是他们的首要责任。与疾病和痛苦的战斗也在那里开展着”。
玻恩一直未来中国的原因在纳粹得势的1933年，玻恩被迫离开了他创立的哥廷根物理学派。
其后直到1936年他才在英国爱丁堡大学获得固定的教授职位。几年里，虽然他自己处境尴尬，但仍不断向在美国的朋友如爱因斯坦、向在英国有一定话语权的牛津大学物理教授林德曼等人推荐他的助手、学生以及其他年轻物理学家。在向林德曼推举的人中，甚至包括后来的美国氢弹之父泰勒。玻恩为学生与助手们的这一努力收效甚微，1936年我国的清华大学是有回应的学校之一。
南希·格林斯潘在她撰写的玻恩传记中曾说：“北京的国立清华大学，想得到一位学者，但是不得不要等到对日政治关系整顿好之后”。1937年日本对我国的侵略行为不但没有受到制约，该年7月的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发动了更疯狂的侵略。笔者就此向南希·格林斯潘请教细节。她回函说，清华大学当年与玻恩有联系的是周培源教授，周培源在1936年1月14日曾致函玻恩。这可能是中国物理学家与玻恩之间最早的信函联络。
笔者问可否在丘吉尔学院档案中心找到这些信，她给予了肯定的答复。然而笔者反复认真阅读了已经公开的全部档案，并未发现相关信件。而根据目录分析，这一信函保存于未公开档案中的可能性不大。但愿只是笔者的疏忽而未见到这些信。这样从周培源先生的信函原件中了解更多信息的想法无法实现。此事也许需要以后更多相关文献的发现才能弄个明白。
1933年之前，玻恩在德国物理界已经是一位难得的资深教授，由法兰克福大学到哥廷根大学，很快建立了自己世界一流的物理学派，不可能来中国任教。期间他似乎没有机缘与中国物理界发生重要关联，因此也没有来中国讲学的机会。由于纳粹迫害，玻恩暂时居于英国剑桥大学，但是没有得到长期任教资格。1935年后半年至1936年初，玻恩曾有大半年时间在印度。但是他没能在印度获得长期的教授职位。
当时滞留在苏联的卡皮查曾开出丰厚的条件邀请玻恩去莫斯科工作、定居。由于一些顾虑玻恩最终没去，但是从他的回忆录中不难看出他曾动心。爱丁堡大学的达尔文教授另有高就，关键时刻玻恩被推举为达尔文教职的继任者。这一机会的出现使其他所有可能都荡然无存，因为除了德语，玻恩比较熟悉英语，而那时他的孩子们已经适应了在英国的学习和生活。
1933至1936年之间，很多国家的物理界都有得到玻恩的可能。
然而未见当时中国大学伸出的橄榄枝。而当彭桓武先生表达出明确邀请时，年迈的玻恩对于来华的建议，望而却步而终生未能来华。笔者想起可能与此有关的两件事：其一，笔者曾在大成老旧书刊网分别搜索20世纪20至30年代我国刊物中关于玻尔与玻恩的文章。关于玻恩，只找到几句话，是介绍《BORN教授的新电子理论》，而与玻尔有关的报道则有很多。
其二，笔者在剑桥大学狄拉克等人的档案里，发现了很多日本物理学家仁科芳雄写给狄拉克的信函，但是未在玻恩的档案中发现来自仁科的信。这一切似乎与一个事实有关，即在20世纪20至30年代，虽然玻恩做出了很多卓越的科学贡献，但是他为人低调，不为更多同行（尤其东方同行）和世人所了解。这可能导致当时中国科学界认为玻恩的科学地位远不及得到中方邀请的爱因斯坦、维纳等人。因此，对于他本人以及他推荐的人兴趣不是很大。
玻恩与彭桓武等人的珍贵合影
在玻恩遗留下的档案资料中，笔者还发现了三张珍贵的照片，是玻恩与彭桓武等人在爱丁堡大学的合影，时间应该是20世纪40年代。这3张照片是笔者目前所见玻恩与中国物理学家仅有的合影。照片展示了青年时代彭桓武先生的风采，也依稀可见玻恩在回忆录中所说的彭桓武先生作为年轻人时所具有的那种自信与豪情。
致谢
本文作者在此对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Churchill Archives Centre的Allen主任及Gemma Cook，Louise Watling，Emily小姐和Andrew Riley先生等，在阅读文献方面给予的帮助，对Nancy Greenspan女士在文献寻找方面给予的建议，致以衷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