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博科夫的回忆录是用英文写的，之后，应出版社要求，他要把书翻译成母语：俄语。事情本来是很简单的，但翻译过程中这位精通双语的作家突然涌起了很多回忆——很多用英文写作时想不起来的事。于是，翻译后的版本其实是一本新的回忆录。再然后，我们如今看到的回忆录，则是这个俄语版又再次被翻译成英文（或者，接着翻译成中文）。纳博科夫的童年，在我们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像小说情节一样变了又变，最后定了下来。
讲英语和讲俄语会引发不同的记忆，讲中文和讲英文据说也会导致不同的表现。一个人讲的语言多大程度上塑造了自己的世界呢？或者，如同语言学家和认知神经科学家们所关心的——语言到底能不能影响一个人的思维和认知？
斯坦福大学的认知心理学家莱拉·博格迪特斯基（LeraBoroditsky）做过一些实验，让坐在室内听她演讲的教授们闭上眼睛后指出“北方”，结果，指哪儿的人都有。但是有一个5岁的澳大利亚土著女孩却不管身处何处，都能指对。在另一个语言学家盖伊·多伊彻的新书《话/镜》里，不仅可以看到更多人有这种神奇方向感，而且还知道为什么。
澳洲还有一种土著语言，古古·伊米德希尔语，这种语言里完全没有表示左右向的词，也不用“前面”“后面”来形容位置，只有东南西北。所以他们的日常表达会让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惊讶：想让你把炉子关了，他会说“往东扭一下开关”；告诉你商店里卖鱼的位置，会挥右手说，这个方向的最里面，你会发现明明是在左边啊，那是因为他说的是东北方向。形容一个小女孩哭：她鼻子朝南在哭。
有一位诗人，提醒语言学家看路的时候说：“小心，你脚正北边有只大蚂蚁”。
没错，他们用且仅用地理坐标轴。古古语还不是唯一的案例，法属波利尼西亚群岛的马克萨斯群岛的语言，也很类似——以朝海和朝陆地两个方向为主轴。所以马克萨斯人会说，你“靠海那边的脸颊上”有块面包屑。
只用地理坐标会有什么影响？《话/镜》里还有一个跟莱拉教授的实验相同的故事，发生在南美洲的泽套语里。泽套人被蒙上眼睛转了20多圈，在不解眼罩且头晕目眩的情况下，要指出哪边是“真正的下坡”也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澳洲的5岁小女孩和泽套人，永远不会“找不着北”。（有意思的是，在情况类似的巴厘岛，俗语“找不着北”的意思是“要疯了”。）
这种描述空间的方式，也融合在“现代生活”中。只是我们通常会把自我中心方位（左右）和地理方位结合起来。你会说“先往北一直开，然后看到灰色的楼后右拐”，那么，只用一种和混用的区别是什么呢？用中文和英文也一样可以只用地理坐标来说明啊，这种语言表达为什么会影响方向感（甚至有实验证明，还能影响对时间的表达）？更近一步说，它会影响思维吗？跟纳博科夫的回忆录一样，实验证明，语言方式影响了人的回忆和感知。
不同的人，是用不同的语言思考的。语言，并不仅仅只是一种表达方式而已，它本身就可以塑造一件事的“真实”。被动语态和主动语态给人的感知就不一样，英语中描述动作通常会表明动作的主体（非动作主体表达有点像是推脱），而日语和西班牙语在描述动作时就很少提到动作主体，那么，“甲打伤了乙”和“乙被打伤了”表达的信息量和传达的重点就非常不一样。这不只是假设，还被实验证明了。
有一个语言学实验，是让被试们先同时看到同一件事（比如张三打了李四），之后再让他们来描述这件事。而他们之后的记忆就和他们的语言模式一样，日语和西班牙语使用者对“是谁打的”（动作主体）的记忆比英语使用者的记忆要模糊。他们不是记性差，要是他们有意要记得，一样也可以记得。对这种现象，《话/镜》里提出了一种有趣的观点：一种语言的影响，不在于你可以用它说什么，而在于，它迫使你说什么。
也就是，如果你用这种语言，你就必须用这种方式表达特定的信息，这种信息，影响了你的记忆和你的听众感知的印象，从而塑造了事件本身。
甚至还有研究表明，生活在有丰富的性别描述的希伯来语和完全没有性别标记的芬兰语中的小朋友，认识到自己性别的时间不一样。能不能认识到自己的性别，对思维的影响就不言而喻了。我们只能用一些特定的词来说，会让事情蒙上一层个人色彩，而思维本身也会限制我们使用一些特定的语言。
关于使用不同语言的人的研究表明，两种语言改变了他们看世界的方式。用有性别区别（阴性和阳性）的语言，人们对物体的感知会受性别的影响，《话/镜》里有很多让人不禁莞尔的例子：一个人印象中的勺子和叉子，分别是婀娜和强壮；而桥梁，则可以柔软宽厚，也可以英气勃发，取决于所处语言中这个词的性别。
合上这样一本书，走出去开始说话，你可能会更好奇自己的语言，好奇地观察它的表达和前因后果；对语言和思维的关系，则可能会更为谨慎。
知道语言怎么影响了感知，知道为什么说得不一样会让事情显得不一样，是揭开人的认知谜题的一个步骤；而去了解语言和思维是怎么互相影响的，则是对人的认知形成的更深层探索。你可能会和纳博科夫一样惊讶于：世界怎样说出了我们，我们又怎样说出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