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童年记忆中，最开心的事就是能收到好多压岁钱，爷爷奶奶叔叔阿姨……总之亲戚们给的压岁钱拿在手上足足有一摞。可这些钱还没被捂热，就会被家长巧立名目地收走（“妈妈替你保管哦！”）。压岁钱这一来一去，你感觉大过年的特别不痛快，“早知道要收走的话，还不如不要呢”。然后，为了安抚受伤的你，爸爸又许诺明天带你去游乐场玩。可到了第二天，爸爸因为临时有事而没有履行诺言。你感到无比痛苦，幼小的你流下了委屈的泪水。
事实上，压岁钱一来一去，你并没有损失什么，但为什么你会比没收到压岁钱时还要不开心呢？面对许诺，为什么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呢？
损失厌恶：丢钱比赢钱带来的心理影响更大
在回答之间，我们先来玩一个游戏：游戏中，你有50%的概率赢100元，还有50%的概率输100元。请问你愿意参加这个游戏吗？如果你拒绝参加，那么你和大部分人的选择是一样的。
作为行为经济学开创者的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维尔斯基（Amos Tversky）教授，通过研究这一游戏，在1979年的论文中提出了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这一概念。人们讨厌损失，由损失引发的负效用，要大于由等量收益引发的正效用，这意味着损失的心理价值要大于收益的心理价值。
试着问自己一个问题：想要平衡可能损失的100元，你需要得到最少多少元的收益呢？卡尼曼在之后的研究中发现，大部分人的答案是约200元，也就是损失的2倍。这个倍数也被定义为损失厌恶系数。还有几个实验也对这个系数做过估计，它们大多落在1.5-2.5之间。这意味着，损失在心理中所占的权重约是收益的2倍。
所以回到开头收压岁钱那个情景中。收到压岁钱固然是一件开心的事，可之后失去等量的压岁钱，其造成的痛苦是收到它时带来的快乐的2倍。因此得而复失，比干脆不得还痛苦。在面对一个许诺时，你种下了一个希望，可之后希望破灭带来的痛苦，与之前的开心程度相比要翻一番，这也就暗合了“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当然失望并不会随着“希望”不断增大而变得无限大，因为损失厌恶遵循敏感度递减（diminishing sensitivity）规律——随着收益或损失数额的增加，其每单位数额带来的正效用或负效用却在减少。换句话说，收益10元和收益100元之间的差别，要大于收益1000元和收益1090元之间的差别，反之亦然。
在言语中强调损失，更容易说服他人
不仅是个人幸福会受到损失厌恶的调节，它还影响了人命攸关的医疗问题。想象一下你是卫生部长，此刻正在为一场即将爆发的疫情做准备，这场疫情将会导致600人丧生。如何与这场疫情作斗争，这里有两套方案：方案A：如果实施这个方案，能够挽救200人的性命，请问你会实施吗？方案B：如果实施这个方案，400人会因救治不当死亡，请问你会实施吗？当单独给出方案A或方案B时，愿意采纳方案A的人要远多于愿意采纳方案B的人。
很明显，两种方案在逻辑上是等价的，但人们却偏爱方案A。这是因为方案A是一种收益的语境，而方案B是一种损失的语境。出于损失厌恶，人们在心理上就会排斥方案B。
4个窍门，帮你提高幸福水平
最后，根据损失厌恶和敏感性递减这两个原则，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向我们介绍了提高幸福水平的4个小窍门，塞勒称其为享乐主义编辑规则。两笔盈利应分开。
两笔小盈利带来的幸福度总和，要大于一笔大盈利带来的幸福度。两笔损失应整合。一笔大损失带来的痛苦，要小于两笔小损失带来的痛苦的总和。大得小失应整合。一个大的好消息和一个小的坏消息应该一起告诉别人，这样坏消息带来的痛苦，会被好消息带来的幸福冲淡。小得大失应具体分析。面对不同的收益或损失时，人们需要对它们进行心理账户上的分开和整合。
如果小得大失的悬殊很大，那么应该分开——在路上丢了100元，你很伤心，但如果这时候你掏出手机抢到了一个5元的压岁钱，这淡淡的喜悦能冲淡一些丢钱的痛苦；而如果小得大失的悬殊不大，那么应该整合——丢了60元之后又捡到50元，你可以安慰自己只丢了10元，这样就能在心理上把损失从60元降到10元，也就显著减轻了因丢钱带来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