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2月5日，在动荡的古老中国，西风东渐，新思潮、新知识、新技术不断涌入。伍连德、颜福庆等21位我国现代医学的开拓者聚首上海，正式宣布成立中华医学会，标志着中国人自己来传播“新医学”，从此掌握了医学在中国发展的主动权。
健康界资深媒体人戴廉曾历时数月寻找史料，与医学史家交流，撰文追溯了一百年前那段历史，中国现代医学历史的开创者们，突破西医在中国发展的困境，发展医学教育，出版医学期刊，成立医学社团，立下宏愿护佑国民健康，使中国中促进人类幸福的国家中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回溯先贤百年风流，医者精魂生生不息。
伍连德（左）、颜福庆（右）——两位中华医学会的奠基人，在中国医学与公共卫生的发展中功不可没。
1914年，在去上海访问时，我曾就成立全国性的医学组织一事征求当地医疗界领袖和医生们的意见。第二年的2月5日，中国旧历新年期间，博医会在上海召开之际，我们21位中国医生在午餐时聚在一起，并决定成立我们自己的组织——中华医学会（The National Medical Association of China）。
大家选举出了筹备首届中华医学会的临时职员：会长——颜福庆，医学博士，耶鲁；秘书长——伍连德，医学博士，剑桥；庶务——俞凤宾，医学博士，宾夕法尼亚；会计——刁信德，医学博士，宾夕法尼亚……1959年，伍连德在其英文自传《鼠疫斗士——一位现代医生的自传》中，对中华医学会的成立作了这样的回忆。
彼时，这位剑桥大学第一位华人医学生，因主持东北抗疫而获得清廷嘉奖的“医科进士”，20多所医院或医学院校，包括北京中央医院（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创建者，早已卸去了他在中国近代史舞台上的诸种光环，退隐于老家马来西亚槟榔屿，重新当起了一位执业医生。但他和他的同道们，这些第一批接受西方医学教育的中国医生，在1915年2月5日的这一举动，已成为中国医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
“西医本土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中华医学会的建立。”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人文研究中心教授张大庆说。正如医学人文专家王一方对伍连德的评价，伍连德、颜福庆、俞凤宾、刁信德……这一个个或许已经被遗忘的人物，在中华医学会这个平台上的所作所为，展示的正是“一位正直学人在大时代的转身之间，由技术专家（注重技术关怀）向公共知识分子（注重社会与公众责任）进发的心灵历史”。
1915年2月5日，博医会召开，以洋人医生为主，21位中国医生在这次大会期间聚会，商议成立中华医学会。伍连德成立医学会的想法早在1910年就有了。他在自传里写道：“必须要提的是，早在1910年，在我被派往满洲里对抗鼠疫之前，我曾起草过一个关于中华医学会成立的大纲，但我的同事们认为为时过早……到了1915年初，成立中华医学会的时机也成熟了。”张大庆说。
的确，两位组建中华医学会的领袖人物——伍连德和颜福庆，都是在1910年到1914年这几年间，建立了他们的社会影响力。
1910年，在华、俄、日分治的哈尔滨，一种不明原因的烈性肺疫爆发，6万人丧生。伍连德临危受命，担当起了抗疫大任。
按照王一方的说法，当时的东北，资源、号令各异，满清王朝大厦将倾，岌岌可危，人心浮动，地方吏治凋敝，中国传统医学与世界医学前沿几近隔绝，抗疫机构、机制一片空白，专业人才与器材奇缺，法国、日本抗疫理论与技术权威对伍连德这个年仅31岁的年轻医生漠视、挤兑，颇不以为然。
而伍连德凭借他在剑桥大学、伦敦布罗穆顿医院、利物浦热带病研究所、德国哈勒大学卫生学院及法国巴斯德研究所打下的坚实的临床、热带病学、病理解剖学以及微生物学基础，更凭借他的果敢与敏锐，发现了肺鼠疫的非跳蚤播散链条，认定了旱獭（土拨鼠）为鼠疫杆菌携带者，呼吸道为主要的传播途径，破解了抗疫的技术难题，后来又果断推行焚尸举措控制了传染源，成功阻止了鼠疫这一当时尚无治疗方法的疾病的进一步传播。
凭借这一功绩，伍连德让清政府看到了西医的威力，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医生的力量。在次年召开的国际防疫大会（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上，他被各国代表公举为会长。理由是“伍君学问甚深。此次从事防疫。尤富经验。故应此选也。”此后，他获得了清政府的二等双龙勋章，出任外务府总医官，被俄国和法国分别授予荣誉勋章。
1911年、1913年，他两次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出席国际禁毒会议，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国际禁烟公约。
并被袁世凯政府任命为大总统侍从医官。颜福庆在中国的医学事业，也是从1910年开始的。1906年，出生于上海一个传教士家庭的颜福庆从圣约翰书院医学院毕业之后，又飘洋过海成为耶鲁大学医学院的留学生。1909年，他以出色的成绩和毕业论文，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摘得了耶鲁大学医学院的最高荣誉——优秀博士毕业生。毕业后，颜福庆受聘于耶鲁学院的海外传道团——雅礼会，并赴英国利物浦热带病学院继续深造。
1910年，他被雅礼会派往素以反洋教著称的湖南，协助已经创办了雅礼医院的胡美博士。对于雅礼会而言，颜福庆是帮助他们通过医学传达雅礼会教义的极佳人选，他将是长沙的第一个中国现代医生。胡美甚至在自传《道一风同》中用“上帝的礼物”来形容颜福庆的到来：“一旦人们知道，一个海外留学归来，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成了雅礼会的成员，我们的医学大家庭顿时扩大了，长沙人接受雅礼会，就成为现实。
”如同胡美所期望的那样，颜福庆在长沙18年，凭借医术与出色的外交能力，多次拯救了雅礼会的危机，也突破了西医在湖南发展的困境。他创办了湖南红十字会、治愈了湖南省立宪派领袖谭延闿的肺炎、统领京汉铁路沿线鼠疫防治、赴京组织护湖南育群会、创建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在长沙掀起公共卫生运动并创办肺痨医院、与国联卫生部合作开展萍乡煤矿钩虫病调查，等等。
在1915年初中华医学会成立时，颜福庆已经成为在长沙备受尊敬的公民，并常常担当中外团体之间协调人的角色。尤为引人注目的是，经他斡旋，湖南省政府与雅礼会合建了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今湘雅医学院），得到当地政界、教育界、宗教界的支持。1914年12月8日，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举行开学典礼。用颜福庆自己的话说，中国“按照西方标准建立的唯一真正中外合作”的医学教育组织，开学了。
除了伍连德和颜福庆，俞凤宾的中华医学会筹备会英文记录，还留下了其他19位发起人的姓名，他们是：刁信德、俞凤宾、许世芳、古恩康、丁福保、陈天宠、高天养、萧智杰、唐乃安、康成、陈颂文、李永和、C.S.Lee、梁重良、钟拱辰、黄琼仙、石美玉、陶漱石、曹丽云。这21位医生，几乎都是从海外留学归来的医学博士，接受了严格的西方医学教育。他们回国之后，大多成为开业医生。
张大庆指出，“20世纪初期，中华医学会成立时西医的数量非常之少，主要集中在开放的口岸和大中城市。然而，毕竟有了能够相聚在一起的这21位医生”。而他们背后，是一个数量日益增多的中国本土医生群体。
此外，这21位医生都是博医会——一个欧美教会医院在华医生组织——的会员，通过参加博医会的活动，了解了社团的运作方式。这些，是中华医学会成立“时机成熟”的另外两个条件。
2009年，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高晞协助东方卫视拍摄纪录片《颜福庆》。等到纪录片快要杀青的时候，高晞发现，编导们只关注了颜福庆创立湘雅医学院、成立上海医学院等“有故事的地方”，却遗漏了颜福庆在中华医学会成立一事中所起的作用。她说服编导们一定要将这一事件加进去，即使这样会使纪录片的播放延期。因为在她看来，颜福庆一生所作的诸多事情中，分量最重的恰是中华医学会的成立。
“中华医学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自己来传播‘新医学’，中国人从此掌握了医学在中国发展的主动权。”高晞说。1915年2月5日，21位中国医生的聚餐成了中华医学会的发起会议。之后，这次会议上通过无记名投票选出的几位临时职员负责筹备定于次年春节召开的第一届大会。
筹备期间，几位临时职员起草了《中华医学会例言》，确定了学会的名称、宗旨、会员及入会程序、职员、会报、分会等基本要件，发展会员，创刊《中华医学杂志》。颜福庆的孙子颜志渊介绍，为筹备第一次大会，临时职员还分成日程部、招待部、展览部、广告部、住宿部、游信部六个小组，分头筹划。颜福庆担任了日程部主任，与刁信德、伍连德三人负责安排大会的日程。
担任庶务的俞凤宾则将自己位于南京路34号的诊所，设为中华医学会的临时事务所。身为秘书长的伍连德也付出了大量劳动，担任《中华医学杂志》的总编辑，通过杂志刊登的广告解决了编辑和印刷费用等问题。多家在华的医药机构，如德国科发药房、英国汉伯利公司、经销医学书籍和医院设备的伊文斯公司，还有国内的上海五洲大药房、中国精益眼镜公司，以及哈佛医校等都在杂志创刊号刊登了中英文广告。
1915年7月3日，北京政府教育部批准中华医学会立案，1915年11月，《中华医学杂志》（中英文）第一卷第一期出版。张大庆指出，成立学校发展教育、出版科学期刊、成立科学团体，是一门学科“建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的必备条件。
而对于中国的西医学来说，在中华医学会成立之前，据1913年的统计，在华教会医学校增加到了23所，而颜福庆和胡美在湘雅创办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又代表了中外合作办学的开始，医学教育的发展势如破竹；与此同时，在传教士医生向中国引入医学著作和医学期刊半个世纪之后，20世纪初，中国医生已开始自办医学期刊。于是，1915年中华医学会这一科学社团的成立，可以说，正式宣告了中国已经具备了医学“建制化”的三个条件。
而颜福庆在《中华医学杂志》创刊号发表的《中华医学会宣言书》，则不啻为“新医”在中国独立的宣言书。
这份宣言书，将中华医学会的宗旨阐述为：（甲）巩固医家交谊；（乙）尊重医德医权；（丙）普及医学卫生；（丁）联络华洋医界。宣言书的最后，更是呼吁，“欧美各国，莫不有医学会社，其政府亦从而保护之、鼓励之，与以种种之权利。我医界同人，倘能各尽其心，牺牲个人之光阴财力以为本会，则本会与欧美并驾齐驱，亦意中事也。
”中华医学会自2月发起成立后，即着手发展会员，截至11月《中华医学杂志》创刊，已经有232名医生入会。
1916年2月，中华医学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大会，伍连德当选为会长——会上确立了中华医学会“共策医药之进步，增进社会之健康，促进医政之开明，互勉同道之道德”宗旨，讨论通过了《中华医学会章程》，规定以后会议一律使用国语。并成立了编辑部、医学名词部、公众卫生部等。
会间展出了医学书籍、防痨图画，病理标本和卫生餐具等。大会通过了多项决议，如条陈政府实行医士注册法，取缔不正当之行医售药，严禁唯利是图之外国药；恳请教育部、外交部提拨美国庚款经费，派遣医学生留学；呈请各省巡抚使设法阻止结核病及花柳病之蔓延；条陈内务部，拟定促进公共卫生之方法；条陈政府特设机关，统辖医学事项；编辑卫生教本及教授法送部审定，以备列入小学课程等等。
对于这次大会，当时的媒体评论其“统观此大会之盛，可以预知中国医学之将来，必能十分发达也”；“知行合一论调之高尚，成效之卓著，国民之性命与康健，将直接或间接受其赐也”。伍连德在自传中，对会议的盛况作了如下回忆：“公共演讲或许是会议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吸引了大量的男性和女性听众，包括医生、教师、学生、商人以及其他行业的人。这些听众坐满了能够容纳1000多人的大厅……”。
强国强种，医学救国。梁启超曾这样赞誉伍连德：“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然而，在很多医史专家看来，伍连德的所作所为，早已突破了一个技术专家的身份。在关注技术之外，他更是一个注重社会与公众责任的公共知识分子。
1911年4月，伍连德在沈阳主持召开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国际医学会议——国际鼠疫大会时，在开幕式上，面对来自美国、奥匈、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墨西哥、荷兰、俄国以及中国11个国家的医学家，曾作了这番演讲：“我将提醒你们注意的是，这是在中国举行的第一次国际医学会议，这次会议的深远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除了你们观察到的满意结果和鼠疫问题的解决方案之外，通过这次会议，你们将不仅对国家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对中国未来科学医学的进步起到推动作用，我荣幸地担任这次会议主席，但我也深深地感到它的重担，这是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它将使中国在促进人类幸福的国家中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这句“它将使中国在促进人类幸福的国家中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可以说是伍连德在中国三十余年所奋斗的目标。
成立中华医学会，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
《发现伍连德》一书的作者礼露在书中写道：“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满目疮痍，尽人慨叹’，伍连德等一代医界精英组织医学科学团体之初衷，正是立国强民，救国救民。他发表于1915年《中华医学杂志》第一卷第一号的文章中不无激昂地写道：当此之时，中国的有识之士，都在探寻富国强民之路。然‘精神懦弱者不可以谋国，魄力委靡者不可以图强。
遍察环球，列邦民族不振其国，未有能强……’他于是主张‘强国强种，保护国民健康’，走科学救国之路。”
甲午战争造成的危局，震惊了中国人。康、梁率先发出“救亡”、“保国”的呼吁，推动维新变法。与此同时，孙中山组织兴中会，建立中国第一个近代革命团体，也将救亡图存作为行事宗旨。正如有史家所言，近代中国的一切进步，都是在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下进行的。在这样的大潮下，各界纷纷掀起救亡图存的运动。医学界也概莫能外。
对此，张大庆在其《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中指出，晚清的改良派认为，西医不仅是一种医学体系，也是富国强民的重要途径。梁启超认为：“故不求保种之道则无以存中国，保种之道有二，一曰学以保其心灵，二曰医以保其身驱。”他还指出，“凡世界文明之极轨惟有医学……医者纯乎民事也，故言保民必自医学始。
”1897年，刘桢麟在为《新知报》撰写的《富强始于卫生论》一文中指出：“欲治天下必自治国始，欲治国必自强民始，欲强民必自强体始。强体之法，西人医学大昌，近日骎骎乎进于道矣。”于是，与“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的纲领一样，“医学救国”成为医学界参与社会变革的行动纲领。“当时中国整个的大背景就救亡运动。这也是中华医学会成立的重要背景。”张大庆说。
如何通过医学进行救亡？
什么方法能更快地强民强体？在1916年中华医学会第一次大会上，颜福庆发表了题为《医家之责任》的演讲，提出医学要注重血统，努力增强国人的健康，增进健康益于后代，以强种强国，同时应敦促政府加强公共卫生。他指出，“吾医界同人，定当晓然于大者远者，不当务其小者近者。施诊疗病，乃小者近者之事也。
其所谓大者远者，乃对于人民尽开导启发之责，教其所不知，医其所不逮，使健康生存之正义，充塞其间……但欲收福国利民之效。”颜福庆将“施疗诊病”看作是“小者近者”，而提倡“大者远者”，也就是公共卫生。在张大庆看来，“这反映出近代医家将疾病防治不仅作为一种医疗任务，而且也看作是一项社会改革的责任。”颜福庆的孙子颜志渊在接受我采访时，数度感慨其祖父的品格。
指着复旦大学医学院（原上海医科大学）校史陈列馆内一幅颜福庆的医生执照，他说：“我的祖父每年都会向政府申领医师执照，但他自己却从未当过私人开业的医生。”当时的开业医生收入颇丰，医术高明的颜福庆，主动放弃这一机会，提倡建立“公医制度”，也就是由国家设立各级卫生机构、办理医疗服务，所有医务人员享受规定的薪金，私人不得开业，经费由中央、省和地方分担。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国家多故，变乱相乘，经济凋敝，民生困窘，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卫生状况都相当落后。据1927年《中华医学杂志》上一篇题为《中国卫生刍议》估计，当时中国人的死亡率约为30（千分之），倍于欧美，婴儿死亡率为200（千分之），亦较欧美各国至少高出1倍以上，而死亡的原因常常是一些轻易便可预防的疾病。
当时有人说，“如果能够改善环境卫生水平、普及防病治病常识、实施免疫接种，当时中国的4亿人口中间，每年可以有600万人有望死里逃生，6000万人有望免予疾病的折磨。”然而，当时西医传入中国不过百年，全国受过正规西医教育训练的人员至1928年时仅有区区12000名，即使这些人毕业后全部开业施诊，国内每一名医师平均也要照顾数万人口。
这个数字，如同伍连德1928年在《对民国政府医学前途之希望》中所说，比较同时期欧洲和日本等地每千名居民中便有医师一人的情况，“其间相去确实不可以道里计”。张大庆指出，这些本来寥寥无几的西医，地理的分布又极不均匀。他们自医学院校毕业后多数在大城市和较富裕的省份开业，在偏远省份和广大乡村地区则完全绝迹。
1935年，在《中华医学杂志》的一篇文章中，朱席如、赖斗岩对在卫生署登记以及在各医学会会员路榜上有名的5390名正式医生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江苏、广东两省的医师已囊括了全国西医总数之半。而仅上海一地便汇集了全国22%的西医。从业人员稀少，分布畸重畸轻，四分之三的医师行医的方式又是个人开业。颜福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推行“公医制度”的。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如此，不仅可革除私人开业的重复浪费之弊，且可保证居无城乡人无贫富均能蒙受西医西药之惠。”对公共卫生的重视，也并非颜福庆的个人行为。“医界的一些中外知名人士有鉴及此，遂在各种场合反复提倡在中国实行公医制度，将卫生事业作为一种社会事业来兴办，使西方医学在中国大众化、经济化，由国家担负起预防疾病、保障民众健康的职责。”张大庆写道。
“颜福庆、伍连德、俞凤宾，这前几任院长，均同时拥有医学博士和公共卫生学的学位。中华医学会，从一成立，就是以公共卫生为己任的。”《发现伍连德》一书的作者礼露说。
事实上，《中华医学会的章程草案》已经提出“促进医学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唤起民众对于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的兴趣”。在《中华医学会宣言书》中，“普及医学卫生”又被正式提出作为中华医学会的宗旨之一：“西医之不通行于内地，亦多由人民无卫生之常识。
吾等既列名医界，则开导之责，自无旁贷。”在第一期的《中华医学杂志》上，伍连德发表了《论中国当筹防病之方实行卫生之法》，文中提出了设置地方卫生局、中央卫生总机关，通过立法建立传染病报告、出生和死亡报告制度的意见。
1916年，中华医学会发起人之一俞凤宾，在得知北洋政府内务部的《传染病预防条例》颁布后，在《中华医学杂志》第二期杂志上撰文感慨道：“政府之轻忽地方卫生行政历来已久，虽屡次改革，力图维新，胥不及卫生问题也……本年三月二十日，下传染病预防条例之教令，不可谓非特别之创举。足为国民稍慰也……吾国公共卫生之起点在，是国民生命庶得一保障矣。”
此后，在中华医学会成立后的三十多年里，无论是中华医学会大会上的演讲，《中华医学杂志》上的论文，中华医学会向历届政府的提议，还是中华医学会会员在各地进行的实践，出现最多的词，正是“预防医学”和“公共卫生”。
说到颜福庆时，曾经花了数年时间研究他的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高晞唏嘘不已。在她看来，颜福庆的一生，都显示出对底层人的关心，对国家、社会、民众的关怀精神，这对中华医学会也是一种精神力量。
“医生如何在社会上代表一个良好的力量？当时的医生收入是最高的，但他们都是为高等华人和城市里的工商业者服务，很少有人为穷人看病。但颜福庆提出医生要‘为人群服务’，并且用自己终生不开业的行为真正做到了这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医生这个群体赢得人们的尊重，获得作为医生的尊严。”高晞说。
而伍连德三次请辞国家最高卫生行政官员：1911年，肃亲王拟任命为民政部卫生司司长；1913年，袁世凯有意任命为卫生署署长；1928年，南京政府的军医署署长的任命已下达，旋准许辞职。但却在1930年欣然同意出任一个小小的海港检疫管理处处长，只因他将其看作国家独立的象征，人民健康的保障。这样的胸怀也令《国事无双伍连德》的作者王哲和《找回伍连德》的作者礼露充满感慨。
“中国近代医生的行医活动基本上处于一种无序状态。清末民国初期，政局动荡不安，政府无力顾及医业管理，行医者无须执照。行医者大致可分为中医、教士医生、留学欧美与日本的医生以及国内医学校毕业的西医等。医界派别林立，各派之间相互诋毁，给医学发展和医疗工作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张大庆介绍说。“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华医学会的领袖人物用自己的人格力量感召了整个医学界。”礼露说。
除了呼吁发展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医生要想赢得尊重，一是要建构医学界的伦理道德，二是要革除医学界派别林立、相互诋毁的弊病。这两点，同样是《中华医学会宣言书》的重点所在。“自西医传入中国，国人之精其术而行医于各地者，固不乏人。而仅得皮毛即巧立名目，不顾他人生命，专以渔利为事者，亦复不少。加之近来各药房所授之种种专利药品，专事欺人。政府既无取缔之方，人民又乏鉴别之力，国人曾受其害者，莫不视西医为畏途。
西医之不能见重于国人，良有以也。今集斯会，聚全国医界于一堂，则尊重我界之道德，实为先务也。”这是《中华医学会宣言书》对其第二条宗旨“尊重医德医权”的注释。
中华医学会第三任会长俞凤宾曾惊感叹：“原夫医乃仁术，期于寿世而寿人。友贵神交，庶几相求而相应。今也人心不古，世道益离，乃至弁髦道德，无伦理可循。”早在1912年，俞凤宾便在伍连德的建议下，翻译了当时最新修订的美国医学会医德准则。
中华医学会成立后，又专门设立了“医业保障委员会”，倡导医德医权。在中华医学会第四次大会上，医业保障委员会委员王完白发表了另一次“医家之责任”的演讲，提出了医学的社会责任：对自己，勿为名利而服役，当为救人而牺牲；对社会，灌输卫生之常识，驱除健康之仇敌（娼妓、烟土、伪药、庸医、迷信）；对病者，保护医生利益之处，还应保护病人家属的利益（尤为对传染病、性病患者的家属）。
此外，针对医界派别林立的现状，中华医学会提出“巩固医家交谊”、“联络华洋医界”这两条宗旨。在高晞看来，这两者体现的都是一种“开放与合作”的精神。在这样的精神下，伍连德、颜福庆等应该属于英美派的人却对“德日派”也表示了欢迎，尤其明确表示，寻求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做会员，因为他们从日本学到的知识和经验，对建立中国式医学模式有相当的借鉴作用。
高晞认为，正是这种精神，使得西医能够在中国很快发展起来，不光赢得了国人尊重，也赢得了西方人的尊重。
1932年，博医会与中华医学会合并，合并的条件是：沿用中华医学会的名字，会长由中国人担任。合并后的会员达1200多名，《博医会报》和《齐鲁医刊》也分别并入《中华医学杂志》的英文版和中文版出版。
对于中华医学会，张大庆的评价是：其在“举办医药福利事业及为医学事业的发展和管理事项向政府提供建议，均有相当成绩”。在高晞看来，在民国政府力量薄弱的背景下，早期的中华医学会“承担了很多政府职能”。
在1934年中华医学会第十届大会上的致辞中，时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对中华医学会作了这样的评价：“科学医学在我国，还是在萌芽时期，发展起来，颇有不少的困难和阻碍，关于医学研究、医学教育及医学学术的发扬，历来都有中华医学会及在座诸君的努力，也是中华医学会同仁应负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