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苏联学习，是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总政策。在全国学习苏联的热潮中，苏联的科学管理经验成为中国科学事业发展的典范。中国学者认为，只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就会使我们少走弯路，稳步前进”。在全国学习苏联的热潮中，中国科学院也邀请苏联专家来华指导工作。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科学院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科学研究领域迅速扩大导致人才的短缺。许多在中国没有基础的空白学术领域，人才缺乏问题更加严重。
邀请苏联专家来华指导工作，成为在短期内解决人才瓶颈的有效办法。1955年以后，来华苏联科学家不但在人数上迅速增加，而且开始大量进入中国科学院的各个研究所。从此，他们开始了与中国学者的全面接触，对中国科学院的影响也更为直接、具体和深入。苏联科学家大批进入中国科学院各个研究所，多在1957年前后。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各研究所邀请的苏联学者人数较少，但停留的时间较长，而且正赶上各所或新建、或面临新任务的时期，急需苏联的帮助，因此苏联科学家发挥的作用较大。当时在研究所工作的苏联学者，多以顾问的形式参与工作。他们发挥作用的渠道也很多，如提出工作建议、指导规划方案、通过做学术报告或带研究生的方式培训人才。此外他们在提供资料及设备、指导研制产品和建立台站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8年，是中国科学院中苏联学者地位变化的一个转折点。作为“大跃进”运动的思想准备，毛泽东把注意力放在了反对保守主义和教条主义上。反教条主义主要是针对苏联发展经济的一套做法和经验，此时来自苏联科学院的人员，其地位就显得有些尴尬了。“大跃进”期间要打破常规，在华苏联科学家的意见和反对声音，在当时头脑发热的“跃进”形势下开始变得微弱。
在华苏联学者对于急速变化的中国社会也多不理解，尤其是对人民公社化运动有着不同的看法。一些人怀疑人民公社搞得太早，他们对中国同行说：现在就搞公社化，不能理解。还有苏联学者虽然没有发表反对人民公社的意见，但认为这种做法会出懒汉。此时正值中国社会政治运动频发时期。每次运动一来，中科院各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大多被下放到农村，无法正常开展科研工作，也影响了两国学者的合作与交流。
对此苏联学者很有看法，认为把大批受过高等或中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是浪费。为了解决苏联科学家的“政治思想问题”，中科院要求各研究所帮助苏联专家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有正确理解，以扩大政治影响，“粉碎修正主义者对我污蔑歪曲”。因此“大跃进”期间中国科学院内各研究所在与苏联同行合作中，除了请他们指导工作、开展合作研究外，还多了向他们进行政治宣传的任务。
为此，各研究所专门组织苏联科学家参观人民公社、工厂和展览馆等。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项重要且有成效的工作。一些研究所在总结接待工作的经验时，特别强调苏联人在参观人民公社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们“看到了许多极有意义的东西，在短短一年中就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并祝今后更大的跃进”。“大跃进”的政治狂澜冲击到了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也不能幸免。此时正是中国科学院研究所中苏联专家最多的时期。
本来学术语言是相通的，学术交流是没有国界限制的。但是科学交流作为国家交往的一个组成部分，却时常受到政治环境和两国政治关系的左右。“大跃进”期间，各研究所对于苏联专家的态度也由全面的学习，改为学习的同时进行政治宣传。政治运动的冲击和无序的工作环境，对苏联科学家作用的发挥和中苏学者的合作造成了不良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