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在某种程度上把劳心的事托付给他人。当新信息出现时，我们会自动把记忆事物与概念的责任分配给社交群体里的成员。我们自己记得某些事，也信任其他人会记得其他事。想不起正确的名字或如何修理坏掉的机器，只要去找负责记得这些事的人就好。不管遇到任何事，我们不只知道自己脑袋里的信息，也“知道”社交圈里其他成员负责哪些信息。
这种透过“交互记忆系统”（transactive memory system）分摊信息的倾向，是在面对面互动的世界里发展出来的，其中，人类大脑是信息储存的最佳工具。然而那个世界已不复存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类大脑已经从主力退居成陪衬角色。
邀请iPhone上的Siri进入个人社交圈，改变了一切。我们的研究发现，人们看待互联网的方式，就像看待交换记忆系统的人类伙伴。
我们把记忆分摊给“云端”，就像分摊给家人、朋友或爱人一样轻而易举。从另一方面来看，互联网又跟交互记忆系统的人类伙伴不一样──云端知道得更多，而且能更快提取信息。现今几乎所有信息都能轻易透过快速的网络搜寻取得。或许互联网不只取代了被当做外部记忆资源的他人，还有我们自己的认知功能。互联网不只降低了把信息分享给人类伙伴的必要性，或许也减低了人们想把刚学到的重要事情存进自己大脑记忆库里的渴望。
我们称此为“谷歌效应”。
我们团队最近的一项实验显示，互联网开始取代了朋友或家人而变成日常记忆伙伴。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史巴洛（Betsy Sparrow）、当时在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刘（Jenny Liu）以及本文作者之一的韦格纳（Daniel M. Wegner），请受试者输入40条假信息到电脑裡（例如“鸵鸟的眼睛比脑还大”），实验中有半数的受试者被告知他们输入的信息会存进电脑，另外一半则告知会删除。此外，每组中各有一半的受试者被要求，无论信息是否会存进电脑，他们都要记住这些信息。
我们发现，相信电脑已储存资料的那组，记忆表现很差。人们似乎把电脑当做我们数十年前就开始研究的交互记忆伙伴──把信息分摊给云端，而不是记在自己脑袋里。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明确要求受试者把信息记在心里，这样的倾向依然存在。这种把信息分摊给电子资源的倾向似乎太强大，以致于有位电子伙伴在场时，人们常常无法把细节牢记于心。
谷歌和维基百科的出现改变了一切。当互联网变成知己，所谓内部与外部的区别（记在自己心里以及他人知道的事）也彻底改变。现在，从互联网获得信息，有时比从自己的记忆里提取还快，当搜寻结果立刻就从智能手机屏幕上跳出来，这或许会导致个人记忆与分散于互联网中大量信息之间的那条界线开始模糊。
最近我们在哈佛大学做了一项研究，测试人们把互联网整合到主观自我意识的倾向有多强。这项研究再次确认人们面临琐碎问题时，很容易就想到求助搜寻引擎。在进行这项研究前，我们设计了一套量表，用来衡量受试者如何评估自己的记忆力。例如，同意“我是聪明的”和“我的记忆力不错”这类描述的人，可能对自己的认知能力有较高的评价。
接下来，我们请受试者回答一些小问题，其中有些人能用谷歌搜索，有些人不行，然后再请他们做这个量表。那些刚用互联网找答案的人，对自己认知能力的评价明显很高。不可思议的是，就算答案一字不差全来自某个网站，受试者还是有种“答案是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得出来的而非谷歌”的错觉。
这个结果似乎显示，使用谷歌后对自己认知能力的评价增加，并不是因为正确作答让他们得到立即的正反馈，而是使用谷歌让人们觉得，互联网已成为自己认知能力的一部分。受试者对那些搜索结果的印象，并不是抄袭自网页上看到的日期或名字，而是储存在自己记忆里的东西，这足以让他们把原本属于谷歌搜索算法的功劳归给自己。
把记忆平分到互联网和大脑灰质造成的心理影响，将导向一个挥之不去的矛盾：信息时代的来临似乎创造出了自认为比前人所知更多的一代人，然而他们对互联网的依赖，正代表他们对身边世界的了解或许比前人更少。
当电脑运算与资料传输的进步逐渐模糊了大脑与机器间的界线，或许我们也能超越由人类认知缺点造成的一些记忆与思维限制。但这个转变并不代表我们陷入了丧失自我的危险，我们只是把自己和某种更强大的事物结合，不只与其他人类，也与一个前所未见、具有空前威力的信息来源变成了交换记忆的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