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大学的教授Lera Boroditsky说，全球有7000多种语言，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一种语言就像一个完整的宇宙，我们有7000多个平行的宇宙。这种巨大的多样性是人类头脑灵活性和精致性创造出的奇迹。
学过外语的人都知道语言之间的差异有多大。全球约有7000余种语言，每一种都各有特点。最明显的是词汇的差异，但语法结构的差异也同样明显。
举个例子，英语里的一首童谣开头是这么唱的：“Humpty Dumpty sat on a wall…” 这句子简单至极，但是想要把它译成其他语言，问题马上就来了。首先是动词 sat，这个动词的时态变化表明该动作发生在过去，will sit则表示发生在将来，而sitting表示正在发生。
但是，在其他语言，例如印尼语（以及汉语）中，动词本身是没有时态变化的。而在俄语中，动词不仅有时态的变化，还有性别的变化以及动作完成与否的变化。在土耳其语中，你需要根据信息的来源来对动词进行形态变化。某人是亲眼目睹还是道听途说某事，只需看动词的形态变化就能发现。
不同的语言是否会使人产生不同的思维方式？语言与思维方式的关系究竟如何？数千年来，人们对此争论不休。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曼大帝曾说过“掌握第二种语言就是拥有第二个灵魂”。他的一位继任者查理五世也说过“一个懂得四门语言的人抵得上四个人”。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语言没有那么重要，例如，莎士比亚笔下的茱丽叶就说过“一朵玫瑰无论换什么名字闻起来都是甜美的”，这种观点认为人们对事物的指称无足轻重。
到了现代，这两派观点仍各有支持者。美国语言人类学家本杰明·李·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就认为语言对思维有很大的影响，并提出了著名的沃尔夫假说。而反对者则认为，语言形式只反映了人类所知的一小部分。人们能够理解相同的事情、对此事有着相同的记忆、以相同的方式看待世界，他们仅仅是在句子中呈现了不同的信息罢了。
不久之前，这一些还都只是猜测和假说，缺乏实验证据的支持。但是现在，有了鲜活的事例来证明语言对思维的重要影响。我将在下面举出三方面的例子，语言如何影响我们：①对空间和时间的认知；②对性别的认知；③对因果关系的认知。
1. 语言如何影响空间和时间认知
有一些语言中没有表示“左”“右”的词语，史蒂夫·列文森（Steve Levinson）和约翰·哈维兰（John Haviland）首次观察到了这种奇妙的现象。在这些语言中，所有事物的位置都是用绝对空间来表示的，这就意味着人们会说“你朝着西北方向的那条腿上有一只蚂蚁。”或者“你能把杯子往东南边挪一下吗？”想要这么说话，你必须保持良好的方位感，知道自己正朝着哪个方向。
而且这不仅是短期内保持方位感，你全部的关于过去的记忆也必须是“找得着北”的，只有这样你才能生成诸如“我把水杯放在电话的西南边了”等记忆。
这些语言的使用者，即便是儿童，也都有极强的方位感。澳大利亚、中国以及南美洲等地都有这样的语言。我曾在美国调查过很多人，其中包括杰出的科学家和教授，有时是满屋子的学者，我要求大家闭上眼，然后用手指出东南方向。人们的反应通常是哈哈大笑，他们会想“多搞笑的问题啊，我怎么可能会知道啊？”有很多人都不愿意参加这个小测试，他们确实不辨东西南北。而那些愿意尝试的人，通常要反应好一会，然后指什么方向的都有。
后来我有幸和爱丽丝·加比（Alice Gaby）在澳大利亚造访一个使用此类语言的原住民部族——Kuuk Thaayorre部族。我在这个原住民社区里遇到了一个5岁的小女孩，我也要求她指出东南方，她毫不犹豫地就指了出来，这个社区的居民均有此本领。而我还要从兜里掏出指南针看看，才敢确认她指的对不对。
我此行的目的是想了解这个部族的空间观念是否会影响他们对时间的认知。我花了很多功夫研究我们是如何建立时间表征的。一般认为人类对于抽象概念（例如，时间）的表征是从具象概念而来的。我们利用语言工具将简单知识的“构造块”组合起来，构成复杂知识。时间概念就是如此，人们将空间表征通过类比，或者说隐喻的方式，对应到更复杂的时间表征上来。倘若确实如此，那么空间认知必然会影响到对时间的认知。
我和爱丽丝·加比来到澳大利亚正是为了验证这一推论。我要求Kuuk Thaayorre部族的人完成一个简单的认知任务。我给每个人发了一套卡片，卡片上绘制的内容表示着时间的流逝，例如其中有我祖父从儿时到老年的不同年龄段的照片。我把卡片的顺序随机打乱后交给当地人，要求他们“按正确的顺序将卡片排放在地上。
”如果你是一名英语母语者，你会将卡片从左往右排，而并不在乎你测试时面对着哪个方向，时间似乎是从左往右流的；如果你是从小就说希伯来语，那么你更可能从右往左排。这似乎说明一种语言的文字书写方向影响了人们对时间的想象。
不管如何，这种方向都是以我们身体的左右为参照的。但是Kuuk Thaayorre部族的语言中没有“左、右”，他们会如何完成这个任务，会如何想象时间流失的方向呢？答案是从东往西。如果此人面朝南，卡片就从左往右排；如果他面朝北，卡片就从右往左排；如果他面朝东，卡片就朝着自己的方向排（即从上往下）。我之前从未见过这种情况。他们对时间的想象无疑受到了空间观念的影响。
此外，人类对时间的认知非常有灵活性，可谓千差万别。例如，有的文化中将过去放在前面，而将未来放在后面。有的文化中时间的流逝是垂直方向的。在汉语普通话中，过去在上方（例如“上溯”一词；又说“上下五千年”），而未来在下方。
2. 语言如何影响性别认知
俄国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的研究方向是语法性别（grammatical gender）及其跨语种翻译。
在有语法性别的语言中，名词都有其语法类别，简单一点的就分成阴性和阳性（法语），有时分为阴性、阳性、中性三类（德语）。有的语言中名词的性多达16种，有时打猎工具可能自成一个语法类，或者犬科动物自成一类，不同的语言各有特色。认知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曾发现一种原住民语言中的语法性别某一类别中有包含女性、火以及危险事物，表示这些事物的名词在语法上是一样的。
雅各布森想知道语言中名词的语法阴阳性是否会影响我们对事物本身的认知。俄语中“周一”是阳性的，“周三”是阴性的，这会影响我们对这两个工作日的认知吗？他做了一个实验，请莫斯科大学的学生们将一周五个工作日以拟人化的方式表演出来。结果发现，学生们将周一表现得像男性，而将周三表现得像女性。也就是说，俄语使用者对抽象事物进行拟人化时会受到其语法性别的影响。
雅各布森还做了另一个调查，一个针对艺术作品的非正式观察活动。他关注的是艺术家们如何在绘画和雕塑中表现抽象的概念，例如公正、死亡、时间、爱或者宽容。雅各布森希望了解艺术家如何决定这些抽象概念的性别。例如，他发现俄罗斯艺术家会将死亡表现为一位老妇人，而德国人更喜欢把死亡表现为一名男性。雅各布森认为这是受到了语法性别的影响。
最近，我和一位学生一起对一个艺术图片数据库ArtStor进行了分析，关注人格化的作品和寓言式的作品。我们判断每一幅作品中形象的性别特征，并且比对艺术家母语中该词语的语法性别。研究发现雅各布森是对的，其中的相关性令人惊讶，有78%的作品反映了艺术家母语的语法性别。我们感到惊讶是因为艺术家本应气质独特，不会盲从大众文化。而且个体对于爱、死亡等抽象概念的理解应该是基于各自人生经验的，应该有巨大差异。
但是语法性别这个小小的语言学特征，却可以有力地预测艺术家对于抽象概念的表达。
另一位研究者玛利亚·瑟拉（Maria Sera）则关注语法性别对儿童认知发展的影响。在一项研究中，幼儿被告知“我们要拍一部动画片，需要你们来帮助我们决定每一个角色需要什么样的声音。这里有三个角色：叉子、闹钟和手风琴。请告诉我们，你希望这些角色有什么样的嗓音？”研究结果发现，幼儿会为角色指派与之语法性别一致的声音。尽管幼儿年纪尚小，语法性别已经开始塑造他们的思维方式。
性别还有另一个层面，就是人的性别，而非物的性别。有的语言对人的性别有非常重的标记。英语对性别的标记程度比较一般，而希伯来语对人和事物的性别标记都很重。也有一些语言根本没有性别标记。例如芬兰语中就几乎不包含性别信息。那么语言的这些特征也会影响人们对生物性别的认知吗？
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借助语言之外的手段来了解的。芬兰语的使用者当然也有能力判断人的性别。那么他们的生物性别认知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
芬兰的幼儿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意识到自己是小男孩还是小女孩？亚历山大·奥吉拉（Alexander Guiora）就做了一项有趣的研究，他找来一些以希伯来语、芬兰语和英语为母语的幼儿，这些孩子仍在学习自己的语言。他问每一个幼儿“你是小男孩还是小女孩？”奥吉拉设计了一些灵活的手段，可以了解这些幼儿对自己性别的认知程度如何。结果发现，三组幼儿对该问题的解答速率有所不同。
说希伯来语的孩子最快确定自己的性别，其次是说英语的幼儿，最说芬兰语的幼儿速率最慢。当然他们最终都能确认自己的性别，但是这种认知能力的发展速度不尽相同。
在最近的一些研究中，研究人员比较了英语使用者和汉语普通话使用者对人类性别的记忆情况和反应速率。汉语普通话中对性别的标记没有英语强。研究者请被试听一个包含了许多人物角色的故事，然后提问故事，其中有一些问题涉及人物角色的性别。结果发现，汉语使用者在回答与性别无关的问题时反应相当快，而涉及人物性别的问题，汉语使用者的反应要比英语使用者的反应慢，这意味着性别信息在汉语使用者的脑中并不那么重要。
当然，语言不是信息的全部来源，我们的许多知识不是靠语言获得的。但是在语言中有标记的元素会给使用者增加一点额外的“爆发力”，这方面的认知发展会更快，信息在脑中的表征会更凸显。
3. 语言如何影响人们对因果关系的认知
最后一个例子讲的是因果关系，或者说如何归咎责任。我们周遭发生的事情相当复杂，需要梳理和理解。看见苹果从桌上滚落时，会觉得这只是一个简单的物理现象。但是想要理解这个物理现象，需要具备大量的知识。语言工具对于知识与信息的传递功不可没。
迪克·切尼（Dick Cheney，美国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副总统）有一回与律师哈利·惠廷（Harry Whittington）一同打猎，期间出了意外，切尼开枪打中了惠廷顿面部，整个事件不过发生在转瞬之间。这也是一个简单的物理运动，但是可以用许许多多种方式描述此事。欧洲《先驱报》写道“切尼砰了律师”，这种写法给人的感觉是“切尼出去枪杀律师，而且他成功打中了一位”。
当然，也可以说“切尼击中惠廷顿”，或者不把重点放在切尼身上“威灵顿被切尼击中”，或者干脆不提切尼，“惠廷顿受枪伤”。
来听听切尼自己是怎么说的，他在一次采访中表示要为此事负全责，“毕竟我是那个扣动扳机开枪击中哈利的人”，转瞬之间的事情被这句话分解为了一系列动作，拉远了切尼和最终结果之间的距离。小布什的水平更高，他说“（切尼）听见鸟飞动的声音，然后他转身扣动扳机，然后就看到他的朋友受伤了。”最后一个分句彻底将切尼这个施动者转变为了一个目击证人。大师级的辩解之术。
这个例子说明了语言可以对一件事进行各种方式的架构和分析。而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架构、分析方式。切尼和小布什使用的说法不是英语中自然的表达方式，英语母语者觉得这种文字游戏很可疑，好像总在推脱麻烦、逃避责任。就像小孩子和政客为了脱身而说出的话。
在英语中，通常喜欢更直接的表述因果关系，例如“他打碎了花瓶”。
但是在其他的语言中，如果一件事是意外，不是施动者故意做出的，人们就不会说“他打碎了花瓶”“他弄丢了书本”，人们可能会说“花瓶碎了”“书弄丢了”等不那么直接的、不把施动者做主语的句子。英语的奇异之处在于，故意事件和偶然事件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这两者的表述方式是一样的，搞得好像要为意外事件负责似的。在某些语言中，你不可以说“我摔断了胳膊”之类的话，除非是你疯了，主动用胳膊撞击硬物，并且成功骨折。
我和我的学生想知道，语言的结构是否会影响使用者对事件责任人的判断和记忆。在研究中，我们给被试播放了一系列故意动作和意外动作的视频，随后测试他们是否能记住这些动作的施动者。被试包括英语、西班牙语和日语的使用者。如前文所说，英语不能很好地区分故意事件和偶然事件，英语使用者在这两种情况中都会描述出施动者。而西班牙语和日语中的使用者在描述意外事件时，通常不会提到施动者。
研究发现，不同被试组记忆情况的差异完美地反映了语言结构的差异。描述故意动作时，所有的被试都能回忆起施动者，并且会谈论到施动者。但是在描述意外动作时，差异出现了。英语使用者仍能清楚地记得是谁不小心做了某事，而西班牙语和日语的使用者记得就没那么清楚了，他们也不常提到施动者，也认为没必要记住究竟是谁干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场景的其他方面。
关于研究方法的讨论
读过上述案例之后，有人或许要问，你怎么知道不同国家的人思维方式的不同是由语言差异引起的，而不是由文化差异、环境差异引起的？你怎么知道是语言影响了思维，而不是相反？或许他们本来思维方式就不同，因此才有了不同的语言。答案是严格的受控实验可以提出有力的证据。在实验中，我们改变了被试的说话方式，然后考察他们的思维方式是否有变化。这是真正的实验，我们做过许多这样的研究。
我们发现，如果你教被试一种谈论时间的新方法，这就会改变他们对时间的认知。我们让英语使用者以不强调施动者的方式来谈论一些事件，这就会改变他们对事件的记忆。在其他研究者的实验中，被试学习用新的方式谈论颜色，这改变了他们记忆和区分颜色边界的能力。
这些研究发现语言确实能改变人的思维，但这并不意味着反过来就不成立。思维方式和文化当然也会影响语言。这是一个双向循环，两者彼此影响。正因为这一过程，人类才能迅速地创造出复杂的知识，同时又能灵活地认识世界。
试想，全球有7000多种语言，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反映了其使用者数千年来的思想、倾向和认知方式。一种语言就像一个完整的宇宙，人类就有7000多个平行的宇宙，有的彼此相似，有的大相径庭。这种巨大的多样性是人类头脑灵活性和精致性创造出的奇迹。我相信，对人类认知世界的认识越深刻，就越能更好地理解人类的本质。
我的研究之路
我小时候生活在苏联，大部分时间待在白俄罗斯的明斯克，暑假和祖父母一起住在乌克兰。我最初的语言经历是说俄语，并且听到大量的白俄罗斯语和乌克兰语。举家迁往美国时我才12岁，当然我的一大任务就是学英语。等我学会用英语表达思想时，我首次意识到语言中的词汇和其他元素之间的联系是如何创造出不同意义的。我当时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令思维摆脱这些语言元素。
当时我对社会公正问题也很有兴趣，我想，如果要发掘真相和正义，必须要摆脱讨厌的语言，语言就像是笼罩在思维之上的一片乌云，而许多争论都是文字游戏。
我原以为研究语言可以帮助我看清万事的真相，但事实正相反。我在西北大学学习认知科学，并开始在那里开展语言学研究。当我对语言的认识越来越多，并开始研究语言差异时，就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意义系统存在于语言之中。词语的模式创造了意义体系，不可能脱离语言谈意义。
少年时代的想法完全行不通，但是我对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产生了兴趣。当时我曾与黛德·金特纳（Dedre Gentner）老师一同工作，她是研究类比和关系逻辑推理的世界级专家。正是金特纳启发我走上了后来的研究之路。当时她对于语言影响思维的问题也有兴趣，不过这种兴趣是秘密的，我们在实验室讨论这些问题，但是她提醒我“不要在实验室之外谈论这个话题，因为其他人认为这是个疯狂的问题。”她知道这个问题的争议性。
后来我在斯坦福研究生时的导师是戈登·鲍尔（Gordon Bower），研究记忆的世界级专家。我开始在他的指导下研究空间与时间之间的隐喻。当我把研究的初稿给他看时，他说“如果你是正确的，这就意味着有不同时间隐喻的人对时间也会有不同的认知。但是我们知道语言是不会影响思维的，因此你很可能是搞错了，再回去想想吧。”我觉得可能是我弄错了，也可能是语言确实影响思维，或许我应该再做一些实验。
就在那段时间，道格·霍夫施塔特（Doug Hofstadter）来斯坦福访问，我向霍夫施塔特介绍了自己的研究。他有一个学生研究汉语普通话与英语在时间隐喻上的不同，他建议我也关注这个问题。于是我终于走上了现在的研究之路。从斯坦福毕业后，我去了MIT研究大脑和认知科学。我进行了更多的跨语言比较研究，并在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进行田野调查。后来斯坦福又聘用了我进行语言与思维关系的研究。
研究之初，我的看法是非常天真的，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有着巨大的争议性。语言影响思维，在我看来是一个再合理不过的推论。认知心理学家们早就发现各种专业才能对人的影响。如果你是一名象棋高手、一名医生、一名音乐大师，你就会有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语言似乎与此很相似，你会成为某一套世界观的专家，这会赋予你一套特殊的认知工具。所以我以为只要做一两个实验就能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当然事实并非如此，语言与思维的关系非常有争议的，其中又包含了许许多多分支问题：头脑中的模块是彼此独立还是相互作用的？语法能够影响意义表征和知觉辨认吗？在某些理论中，头脑不同方面的相互作用是不可能的。另一些问题是先天和后天的对立。人的思想从何而来？思想在什么程度上是固有的、普世的、基于社会习俗的？人们对这些问题也存有巨大的分歧，而这种对立正是讨论语言能否塑造思维的关键。
还有一些问题是人类对语言的理解。人类处理语句、将声音转化为意义时，仅仅通过鼓膜感受到了空气的振动而已。从振动模式到语义内容，这一过程由哪些步骤构成？我们又理解到了什么样的语义？表层的形式结构会影响深层的语义结构吗？在语言塑造思维的观点中，表层结构能够影响人们对意义的构建、注意方向、编码方式和最终观点。这个问题的争议性达到令人难以置信，该领域的每一项发现都会引起激烈的讨论。
和科学界的其他大问题一样，“语言能否影响思维”不是一句“能”或者“不能”就能解决的。我的回答可能是，“语言可以通过某些机制影响思维，在某些案例中确实如此，在另一些案例中并不成立，而其中的原因需要进一步解释”。最终，我们的研究目标是搞清楚头脑是如何运转的，人类为何能具有如此复杂的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