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上，曾活跃着一位广东籍翰林——梁士诒。他科举起家，书生从政，无书不观，热心兵事，娴于经济，几落几起，官至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当时政坛主要人物袁世凯、孙中山、徐世昌、张作霖、段祺瑞乃至蒋介石，均对其刮目相看。
梁士诒（1869～1933年）祖籍广东三水，早年与其父梁知鉴同在本乡、广州、香港读书，后又曾与梁启超同于佛山书院游学。光绪十五年（1889年），两人结伴参加乡试，同时中举。翌年，赴京会试，落第而归；两年后再应会试，仍不第。南归途中，逗留上海，开始倾力搜罗新书和译本，究治财政、河渠、农业等实学。光绪二十年（1894年），终得金榜题名。梁士诒热心国事，敢作敢为。
考中进士后不久，甲午战争爆发，清廷惨败，朝野忿忿。他与30余人联名上书，请究李鸿章不备而战之责。翌年，梁士诒任编修，时清廷鼓励翰林回乡振兴教育，数年后可按业绩授职。梁士诒遂告假返乡，受聘为凤冈书院主讲。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回京，先后入武英殿、国史馆、编书处任协修。庚子之乱起，义和团与八国联军先后入京，梁士诒离京回粤避乱，仍入凤冈书院主讲，后改书院为学校，成为三水县创立新式学校之第一人。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为网罗登进新型人才，清廷仿康熙、乾隆时故事，诏开经济特科。梁士诒在京应试，首场点为一等第一，朝野有“特元”之誉。慈禧太后自从戊戌变法后，最恨康有为和梁启超，对粤籍士人亦深怀偏见。她听信流言，误以粱士诒为梁启超之弟，康有为又名祖诒，即所谓梁头康尾。鉴于此，梁士诒落第。然此变故反而使梁士诒在京师士林中声名大噪。
当时，直隶总督袁世凯热衷新政，其志不小，闻听梁士诒精通“时务”，年富力强，即通过天津海关道唐绍仪介绍，礼聘其至天津，任北洋总书局总办，《袁世凯兵书》多出其手。翌年秋，清廷委任唐绍仪为议藏约全权大臣，唐绍仪奏请调粱士诒出任参赞协助。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初，二人联袂出使印度，经数月努力，与英国签订《续订藏议条约》，确认中国对西藏拥有领土主权。
其间，粱士诒派人调查印度鸦片的种植、制炼、税收等情况，撰写详细报告，并拟出各种禁烟方案，为促成清廷1906年9月颁布《禁烟谕令》以及同年11月拟定《禁烟章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不久，粱士诒受任铁路总文案，参与缔结《中日东三省条约》，以后又设置督办五路总公所。自此，粱士诒开始涉足交通领域，在他的悉心经营下，强大有力的交通系官员集团逐渐形成。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春，粱士诒因办理外交得力，奉旨以五品京堂候补，在外务部丞参上行走，并记名丞参。同年10月，清廷增设邮传部，统辖航、路、邮、电各业，并接管商务及督办大臣所管之铁路，派梁士诒接管铁路。1907年1月，粱士诒助唐绍仪督办京汉、泸宁、道清、正太、汴洛等五铁路事宜。4月，邮传部设置五路提调处，梁士诒任提调，主管五铁路，开始大力经营我国近现代交通事业。
在其经营铁路4年多的时间内，中国境内铁路在五路基础上又增加京奉、广九二线，后又再筑津浦、吉长、株萍三路，使线路扩展至10条。其间，他对外更改合同以收回铁路主权，对内则扩展线路清理积弊，为我国早期铁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宣统三年（1911年）初，唐绍仪被解职。与梁士诒已结宿怨的盛宣怀出任邮传大臣。他排斥异己，奏请撤消梁士诒铁路总局局长和交通银行帮理职务。
同年10月，武昌事起，清廷风雨飘摇，不得已起用3年前被罢黜的袁世凯出山组阁，梁士诒时来运转，被起用为邮传部副大臣、大臣。后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梁士诒因“主持内外，厥功甚巨”被任命为总统府秘书长，从此成为新朝枢密，掌管内政、外交中枢大权，承上启下，联系内外，坊间有“二总统”之称。民国初年，政局纷乱，群雄蜂起。
梁士诒为袁世凯所倚重，遵其旨意，利用桑梓人脉，先挑拨广东新锐胡汉民与陈炯明关系，使陈拥袁；继而以为父祝寿之名，回粤收买粤籍将领拥袁；遣其胞弟赴香港活动，促成广东军变，取消独立，南方反袁军事同盟瓦解。他在挫败孙中山等人发起的“二次革命”、平息南方诸省反袁过程中立下大功。袁世凯踌躇满志，急于做正式大总统，命梁士诒组织公民党胁迫国会，选举袁为大总统。
此时，财政总长周学熙告假，梁士诒出任财政部次长代理部务，既掌握中枢大权，又控制交通、财政大权，得“梁财神”之号。
然而，袁世凯得陇望蜀，梦想称帝。梁士诒颇不理解，表示反对，因而被逐出总统府，出任税务处督办。梁士诒在连吃苦头后，悟出“赞成帝制是不要脸，不赞成则是不要头”之情势，转而在袁世凯称帝过程中，在财政上大力支持，成为帝制派中坚人物。“洪宪帝制”闹剧般草草收场后，北京政府着手惩治帝制策划操办者。
西南方护国军方面原提出一个惩治祸首名单，除筹安会“六君子”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和胡瑛外，加上梁士诒、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七凶”，合称“十三太保”。总理段祺瑞欲息事宁人，力主折衷，主张将帝制派与被缉拿的国民党人一同予以特赦。大总统黎元洪则认为不能将两者混同，黎、段意见相左。
西南方面则坚决要求惩办，为满足各方要求，经多次磋商，北京政府发表惩办帝制祸首命令，将杨度、孙毓筠、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齐、薛大可8人列为祸首。梁士诒见大势已去，偕其弟逃往香港避难。
在避难期间，梁士诒仍不忘国事，尽力而为。1917年7月1日，张勋等人在北京拥戴清帝溥仪复辟。梁士诒在香港分别致电唐绍仪、叶恭绰、陆荣廷等，声援讨逆。同年10月，梁士诒应邀访问日本，力主和平统一中国，提出“中国提供天然及劳动力，日本提供资本和技术”等主张，并拟订出中日实业合作的详尽计划。
1918年2月，北京政府宣布特赦，对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3人免于追究。梁士诒回到北京后，被选为交通银行董事会董事长，后又被选为安福会参议院院长，梁士诒重新活跃于北京政坛。他致力于与西南护法军政府联络，以期南北和平统一，并重新与孙中山建立联系。是年，一战结束，梁士诒此前策划派出劳工20万人赴欧，此举也是中国取得参加巴黎和会资格的因素之一。
1920年9月，民国政府宣布梁士诒获一等火绶宝光嘉禾章，由大总统徐世昌亲自授勋。12月，经张作霖推荐，梁士诒出任国务总理，这是其仕途之颠峰。31日，梁士诒会见日本公使，表示胶济铁路由中国政府借款自办。不料外间传言他向日方借款自办，一时掀起强大的“反梁倒阁”风潮。广州军政府也下令通缉徐世昌、梁士诒，直系军阀吴佩孚乘机攻击他们“卖国媚外”、断送胶济铁路，扬言要诉诸武力。
梁士诒成众矢之的，不得已于次年1月托病请假，不久后第二次避居香港。
1923年2月，孙中山回广州，第三次组织政府，邀请梁士诒共商国是。梁士诒选派叶恭绰、郑洪年支持孙中山，分别担任大元帅府财政部部长和次长。1924年3月，梁士诒从香港启程，赴欧美实地考察各国战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状况，至9月初经日本返港。
直奉战争后，段祺瑞重新执政。1925年3月，梁士诒应邀赴京参加善后会议。他先后任财政善后委员会委员长、交通银行总理、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和关税特别委员会委员。1927年，张作霖的“安国军”总司令部设立政治、外交、财政讨论会，梁士诒被聘为政治讨论会会长，极力对抗国民革命军北伐。1928年6月，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炸殒命，北洋政府时代至此结束。梁士诒被国民政府通缉，落荒而逃，第三次避往香港。
尽管梁士诒热衷新政且身体力行，但心灵深处尊孔敬儒，趋于保守。1914年3月，他曾奉大总统袁世凯之命，以总统府秘书长的身份，到北京孔庙代行祀孔之礼。礼毕，他宣讲《论语》中“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一章，以弘古道。他早年便提携咸丰朝翰林叶衍兰之孙叶恭绰（粤籍名流，毕业于京师大学堂仕学馆，财政奇才，兼擅金石书画），使之成为交通系第二首领。叶恭绰亦招贤纳士，为香港文化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业。
20世纪20年代开始，革命渐兴，文脉奄奄，梁士诒、叶恭绰乘机罗致人才，召集大批饱学之士来港定居，而当时香港华人富商“养士”之古风犹存。他们邀集不少前清翰林，在香港大学等学府执掌教习并著书立说。此辈名重才高，多才多艺，对香港的文化教育、藏书出版乃至书法绘画以及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是朱汝珍太史晚年任香港孔教学院院长，就中华文化之延续与广大而言，堪称先知与前驱。
他们的努力使中华文化得以在殖民地背景下仍薪火相继，使香港至今仍在中华传统文化传承方面独具特色与优势。饮水思源，梁士诒功不可没。此外，梁士诒还是海南岛设省的首倡者之一。早在民国元年（1912年）9月，广东旅京同乡会聚首于北京粤东新馆，欢迎孙中山先生入京，莅会者30余人。梁士诒被推为主席，登台述说欢迎孙先生之旨。广东进士陈发檀有云：“中国有两大岛：一台湾，一琼州。
台湾已被日本占去，惟余琼州，万一再为法占，则全国受影响。若欲整顿，非将琼州改为一省不可。”听闻此话，梁士诒立即表态支持。然而其后，中国政局动荡，中原纷争逐鹿，城头屡换王旗。经济实业，何遑顾及？1988年，海南终于得以建省，已是70余年之后的事情了。
综上所述，梁士诒先生以科举起家，凭才华入仕，入翰林而留心实学，选“特元”而失之交臂；保朝廷而初建功业，遇袁世凯而平步青云；民国新贵，有“二总统”之称；实业奇才，得“梁财神”之号；修铁路而宏图大展，助帝业而获罪元凶；其学富五车，一腔热血；海内遍交知己，香港凝聚英才；倡海南建省，有先知之智。此时此刻，抚今追昔，真心感佩粱士诒之胆识与睿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