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定会对这样的场景十分熟悉：在电影或者电视剧的高潮部分，最终大BOSS手拿武器对准躺在地上满身是血的主角。他/她/它（当然）并没有立即终结主角，而是（如你所想地）侃侃而谈：“想当年，我可是……”这段追忆往昔峥嵘岁月的回忆洋洋洒洒，足以写下一篇八百字作文。等等，只听“砰！”的一声——大BOSS（如你所想地）被主角干掉了。
影视作品里这事儿，显然得问编剧跟导演啊！作为正面角色，主人公不能太顺利，主角光环只能在关键时刻用一用。如果全程都是无敌效果，那还有什么看头啊？——现在的动画片儿都不这么演了好嘛。反过来，坏人也不能太厉害，他可以一直都占据主动，但最后必须被主人公给干掉。你要是让坏人一路占尽优势，最后把主人公给干掉了，观众也不答应啊。就算是观众答应了，你不给个正面的光明的结尾，也有些人要跟你急啊……
不过，话说回来，艺术来源于生活。时间是最好的编剧，现实世界才是我们能看到的最伟大的戏剧。在这部漫长而丰饶的现实大戏里，坏人死于话多的情况，真的会出现。《FBI心理分析术》里，作者提到自己曾经跟上世纪70年代纽约一个著名的连环杀手大卫·柏克威兹做过深入的谈话。这个柏克威兹自称“山姆之子”，总在深夜伏击正在亲热的情侣。而且还很高调地给当地媒体写信，讲述自己的故事。
截止到被捕的时候，他一共杀死了6个人，击伤7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心狠手辣的杀手，他却告诉雷斯勒一个此前所有心理学家、刑侦专家，估计连大长脸儿夏洛克都没有注意到过的信息：凶手在行凶之后，常常会情不自禁地回到案发现场。很快，心理学方面的一些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
美国小说《肠子》里也提到过，警探会在谋杀弃尸的现场藏一个麦克风，然后监听这里的情况。因为几乎所有的凶手都会回来跟受害者说话。所有人都有倾诉的需求，而杀人者只能与那个被杀死的，也就是永远都不可能出卖他的人分享自己的罪行。可是，匪徒为什么要去多这么一嘴呢？他难道不能像个北欧人一样保持沉默吗？如果进入了心理学的范畴，一切都变得好理解了。
认知失调，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跟我们的认知发生了冲突。“杀人是不对的”，但行凶者又不愿意承认自己犯罪是错误的。所以，他必须要通过将杀人行为“合理化”来实现建立心理防御机制。行凶者会找各种借口来获取自己犯罪的正当性，最终说服自己放下良心的包袱，告诉自己“他就是该杀”。
现在我们可以理解了，坏蛋为什么总在控制大局，只需再动一下手指就能大获全胜的情况下，突然变得喋喋不休。
其实，他就是为了消除自己作恶时由于内化的道德和外显的行为不相符而产生的认知失调。通过不停地说给自己和别人听，来达到所谓的“认知失调消解”。不过，这套理论有一个缺陷，坏蛋要想达成“认知失调消解”，自己在心里默默调节消解不就好了嘛，为什么一定要说出来呢？这里就牵扯到心理学的另一个机制：通过获得外部反馈，而提升自我评价。
从原理上来说，提升自我评价有两个途径：自我效能感，社会认同感。
这两个途径都迫使坏蛋们不停地说话。自我效能感简单来说就是强调“我有我可以”。坏人也是人，也有人的优点和缺点，要遵循人类共有的心理规律。把众人眼中威风凛凛的正义化身踩在脚下，恶棍们随心所欲地发表自己的高谈阔论：一边回顾自己“光辉”的历史，一边叙述自己“天才”的计谋；一边夸耀自己超凡的实力，一边肯定自己胜利的必然——自我效能感简直要爆棚了。
然而这还不够，独角戏不够精彩，一定要有一个配角，甚至一批观众，才能让个体获得最大的心理满足感。
实际上，在人类犯罪史上确实有罪犯真的在用极端的方式获得自我效能感，鼎鼎大名的“黄道十二宫”杀手，就曾炫耀性地主动寄给当地报社一些自己编写的密文，而其中的“340密文”的谜底至今仍未揭晓。而社会认同感说的是人意识到自己属于特定的群体，并且通过群体成员的身份来获得价值和情感意义。
对于影视剧中的大坏蛋，在毕生追求的野心即将实现之际，不把这一系列的阴谋诡计全盘托出以便让世人知道自己才是名符其实的头号恶棍？这无异于锦衣夜行，实在会让人太失落了。而这种自我标榜为头号恶棍的做法，本身也是社会认同感极端化的表现。
以上的心理动机导致了坏人总是陷入话痨综合征而难以自拔，而一种很重要的心理学概念仍然悄悄潜伏在草丛中，随时准备跃出来，给他致命一击。
这就是每次都能让主角绝境翻盘，逆袭反杀的最好帮手——人类有限的认知资源。当坏人专注于向已经被打倒在地动弹不得的主人公倾诉，以获得自我满足的时候，他是无法注意到后者行为、姿态和情绪上的变化细节的。逆袭的线索，就这样被忽视了。坏人，就这样死于喋喋不休。由此可见，言多必失、沉默是金这样的古律，至少在电影当中是有很重要的作用的——闷声，才能发大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