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两爬学界最近迎来了一件喜事：发现了一个新种蝾螈，并因此成功解答了一个演化上的谜团。然而这个新种却很快陷入了一场波及动物学界许多领域的大争论：该不该对它的真实产地保密？这都是因为，这种蝾螈不幸生在中国。
近期，一个中国研究团队在专注于动物分类学的顶级期刊《动物分类学》（Zootaxa）上发布了一个两栖动物新种：高山棘螈（Echinotriton maxiquadratus）。这种棘螈拥有较大的方骨凸起，因此获得了种加词maxiquadratus。
棘螈和它们的姐妹类群疣螈属（Tylototriton），是蝾螈中的原始类群。它们也本是一家，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研究者才从疣螈中将棘螈给分了出来。
122年前，人类发现了第一种棘螈——琉球棘螈（E. andersoni）； 81年前，人类发现了第二种棘螈——镇海棘螈（E. chinhaiensis）。但问题也随之而来：这两种棘螈，一个生活在琉球群岛上，一个生活在浙江东部，隔海相望。蝾螈是淡水动物，不能泅渡汪洋大海，为什么出现这样的分布？如果棘螈起源于中国，它怎么前往琉球的？
动物学家假设，在第四纪冰河时期，海平面下降。琉球群岛整体屹立于海平面之上，台湾和大陆之间也没有海峡作为天堑，动物们可以毫无阻碍的穿行于南中国和台湾、琉球。高山棘螈的发现地，就位于琉球棘螈和镇海棘螈之间，成为了这个假说的证据。
这样一个新发现，无疑是两栖动物学界的一个大事，但如果放大到整个动物学界，它所引发的激动也不会比两栖动物学家们自己的激动要大。然而，高山棘螈新种发布引发的争论，获得了鱼类、鸟类、哺乳动物、昆虫等多个领域内研究者的参与。
而争议的焦点，是这个新种发布时一反常规，没有公布模式标本的采集地点。按国际惯例，新种发布时必须公开模式标本采集地，否则严肃的期刊绝不会允许发表。在《动物分类学》这样的顶级期刊上，出现一篇没有栖息地地理信息的新种描述文章，几乎是闻所未闻的事。
但这并不是因为背后有什么黑幕，而是研究者明确声明的故意之举。本篇论文的并列第一作者，康奈尔大学生态与进化生物学院博士后吴耘珂表示，不公开采集地是为了保护高山棘螈，尽可能不被标本贩子和宠物贩子骚扰。
近些年来，疣螈——棘螈的姐妹类群——在异宠市场上非常普遍，其来源基本都是野外捕捉。而棘螈常被人认为是“更稀有的疣螈”，成为了很多人的终极目标，身价更高。琉球棘螈数量“较多”，处于濒危（EN）等级，由于有人工繁殖，大约一条卖价200美元。镇海棘螈更为稀有，处于极危（CR）等级，在国外只公开售卖过一次，卖价达到了1400美元。一个新种棘螈的发现，这个种的地位还如此重要，势必会引发各种贩子的追逐。
对于吴耘珂的做法，许多动物学研究者都给予了理解和支持。但是，还是有人提出了反对。国家动物博物馆兽类分类学者张劲硕博士认为，公布模式标本的采集地点这个国际惯例最好还是应该遵守。国际惯例的存在，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对于描述新种和分类研究来说，发现地是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数据。
只有公布了采集地点，其他的研究者才有可能采集新的标本，进行分类、生态或其他方面的深入研究，而这样的深入研究，甚至有可能推翻旧研究的结论。
昆虫学者、科普作家张巍巍是最为强硬的反对者，他认为，虽然国际动物命名法没有强制公布新物种的具体产地，但这毕竟是故意隐匿，违背了国际惯例，带了一个很坏的头。他担心在未来可能会有研究者以这个先例为据，以保护新种的名义，隐匿发现地点。
事情究竟有多糟？
“两爬不比其他动物，是个弱势群体，经受不住人类的采集。尤其两栖类，一动就完蛋。”专业级两爬爱好者RickySD在接受果壳网采访时说。Ricky介绍了两个被贩子盯上而遭了秧的物种。第一个，是东南亚的麦氏长颈龟（Chelodina mccordi）。1994年，科学家发现了它们和新几内亚长颈龟的区别，于是将其独立成种。但到了1997年，它们就因为人类的采集而极度濒危。
2000年，IUCN将它们的保护等级上升到极危（CR）。另一个例子是产自中国广西的凭祥睑虎（Goniurosaurus luii）。1999年，研究者发表论文正式描述了这个物种，并且公布了模式标本采集地。几年后，另外一位研究者重返模式标本发现地后，写道：“这个地方的每一块石头都被人翻了一个遍，这里再也找不到凭祥睑虎了。”这样的例子，在两爬领域内屡见不鲜。
混乱的宠物、标本市场，也对科研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一些物种在科研人员正式描述之前，就已经在走私市场上流通了。吴耘珂提到了这样一件咄咄怪事：日本京都大学助理教授西川完途（Kanto Nishikawa），曾利用日本宠物店里走私来的肥螈发表了新物种，而产地一栏赫然写着“从中国进口”。
面对这样糟糕的现状，高山棘螈的发现者们在论文中写到：由于新种棘螈的珍稀，我们强烈呼吁所有的爱好者不要去采集这种蝾螈，偶尔遇到了也不要泄露产地，并且抵制任何买卖！
为了保护而打破国际惯例，不公布模式标本采集地就发布新种，是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现状的一个缩影。随着移动网络的愈发发达，更多的恶劣事件暴露在公众眼前。只说今年，就有藏野驴被虐杀事件、广西豹猫偷猎事件、未破获的白鹤偷猎事件、上海卷羽鹈鹕偷猎事件等多起恶性案件在网络上激起极大反响。而在这些出名的偷猎者背后，还有很多闷声发大财的人。
为什么中国的动物保护如此尴尬？究其原因非常复杂。
其中一方面在于中国的保护教育。每当国内的网络上出现了一个离奇的物种，总会有人第一反应是“能好怎”；而出现一种好看或是特别可爱的动物，也总会有人想养上一只。这和大家从小接受的教育有关：中国的教科书或是字典，提到某种生物时总是会介绍它“皮可衣，肉可食，骨可泡酒”。还好，这一点已经发生了改变，新版的字典、词典往往已经删掉了这样的信息。更年轻的90后、00后们能从网络上获得信息，他们还是可以期待的。
在另一方面，中国的动物保护执法并不好。在国内，像云南森警这样执法较为积极的管理者不是多数。那些流传很广的偷猎事件，都是在网络上发酵了很久，获得了广泛的关注之后，才倒逼执法者去解决的问题。
执法差的重要原因，是目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不够好。这部法律的主体颁布得太早，已经跟不上这个日益复杂的时代。而执法所依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又过于陈旧，自1989年颁布之后鲜有修改，所依仗的数据严重过时。如今，已经有很多动物进入濒危之列，但没有进入名录当中。这也使得一些有心的执法者面临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
中国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主任助理曾岩在接受果壳网采访时评论说：“如果我们想在全国范围依法保护高山棘螈，最重要的一步是将其升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但现行野保法或保护条例中缺乏依据或机制可以用于紧急修订名录，甚至可以说，我们现在对何时和如何修订《名录》都没有机制。希望野保法在修订后可以解决这一难题。”
这就是当下中国野生保护动物的现实：一些动物足够珍稀、急需保护，但却无法加入到中国的保护物种名录当中，而那些列入了名录的生物，也无法得到法律所规定的保护。在这样的情况下，研究者们一边挥洒热血发现新物种，一边眼睁睁的看着自己发现的新物种走向灭亡。
这场争论表面上是一场学术规范之争，但争论背后却是制度性的漏洞。为这个漏洞买单的既是研究者，也是那些没有得到保护的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