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7日，刚刚结束21天医学观察期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高福从北京赶回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记者见到他时，他像往常一样忙碌，一手端着水杯，一手不停地接打着电话。他表示，去非洲执行任务与在微生物所、疾控中心上班没什么两样，强调不要把他们说得太夸张。
为了进一步支持西非三国开展埃博拉出血热疫情防控，中国政府于9月16日派出59名工作人员组成首批中国CDC移动实验室检测队出征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开展埃博拉出血热检测工作。高福受命任中国CDC实验室检测队前方工作组副组长，主要负责与国际组织的沟通、外联等工作。尽管高福嘴上轻描淡写，心里却明白，弗里敦是塞拉利昂疫情最严重的地区，物资匮乏、病毒猖狂，他们将直面最烈性的病毒，任何一个人倒下就意味着失败。
中国CDC实验室检测队兵分两路，一支是由27名专家组成的移动实验室检测队，承担埃博拉出血热病毒检测任务；另一部分则是曾在2003年小汤山医院抗击非典的解放军医疗队，他们将在弗里敦建起一个留观中心。负责病毒检测工作的移动实验室检测队队长钱军肩上的担子不轻，他表示，带去二十多口人，得一个不落地带回来。
钱军回忆，当时心理负担特别大，因为他们之前没有做过埃博拉活病毒的检测，移动P3实验室也是第一次出征，能不能过关心里也没底。
检测队中共有8名检测队员直接负责样本检测任务，疾控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张晓光和副主任技师曹玉玺就在其中。他们认为，初入塞拉利昂，所有成员都要过三关：心理关、生理关、实战关。张晓光表示，埃博拉是很厉害的病毒，自己要说服自己，还要给家人、朋友打气。在出发前，所有队员也深度参与了各事项的准备，对后勤保障、实验操作都有底；到塞后，也通过了实地演练和模拟操作。
生理关也是大考。曹玉玺告诉记者，在-70Pa、温度16℃的实验室环境下，检测队员一旦进去就是四五个小时，严格的脱防护服程序必须认真执行，不给病毒以可乘之机。队里有两名队医，负责每天监测体温，确保队员们的健康。队员们还对西非当时的流行疾病疟疾和伤寒作了充分的了解，预先准备了驱蚊药剂，出门前涂抹在暴露部位。
当时国际上已有证实有效的诊断试剂，但检测队必须用自己的产品。张晓光表示，埃博拉病毒1976年就被发现，发达国家有自己的P4实验室，对消毒剂成分、浓度、操作规程有话语权。钱军提到，国内并没有埃博拉病毒，诊断试剂是否可靠需要验证。好在塞拉利昂人民对中国人的感情特别好，钱军感到这既是一种宽慰，又是一种无形的压力。
9月29日，张晓光和曹玉玺开始接样，没想到遇到了麻烦：送检的样品登记表基本都是潦草的英文，且上面很多信息与样品管不匹配。检测队员不得不加班加点到后半夜，最终通过制定规范的信息表和标准操作规程，样本检测队的效率提高到每天100多份。凭着自主知识产权的P3实验室、检测试剂，中国CDC检测队树立了技术上的威信。
检测队员面临的危险是随时出现的，张晓光提到，留观中心与检测室只有一墙之隔，疑似病人曾溜达到实验区。检测队员不得不使用镊子去除带血的针头，感染的风险非常高。尽管局部疫区开始出现了拐点，但高福仍不满足，认为全球仍未能完全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
高福呼吁，希望中国政府向发达国家学习，在非洲建立自己的研究中心，加快建设非洲特殊病源与热带病研究中心，以便在未来能够就地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