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同龄人中的‘明星’，”回忆起青少年时期，贾斯汀·特罗特（Justin Trotter）这样说道。他出身在一个虔诚的摩门教家庭，英俊而健谈，在佛罗里达州布里瓦德镇的肯尼迪航天中心附近长大。他是学校里成绩最好的学生，在科学竞赛上拿过好多奖，14岁起就在大学的实验室工作。
然而，特罗特也有不为人知的烦恼。如今，特罗特在斯坦福大学做神经科学的博士后研究，他说在十一二岁的时候，他就意识到自己会被男孩子吸引。就他所受的教养而言，这是一种不道德的情感。整个青春期，以及二十出头的那几年，他都在努力隐瞒自己的性取向，表现得富有男子气概，好让自己看起来和别人一样。
“我讨厌那么做，”特罗特说道。本科的那几年里，他感到非常疲惫、沮丧和恐慌。“我唯一的逃避方法就是在实验室干活。实验室是我的天堂。”但即便在实验室，他也无法完全摆脱压力，“我感觉记性特别差，那不是我的最佳状态”。
本科毕业后，特罗特前往南佛罗里达大学读研究生，并终于在毕业前两年公开了自己的性取向。他向一些亲密的朋友坦陈了自己是同性恋者的事实。说出这些话之后，他发现自己的沮丧情绪完全消失了。他的精力变得更充沛，工作时也更专注了。“我感到可以做真正的自己，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了。这对我的科研工作当然有好处。”
这样的情节正在世界各地的多个实验室和研究中心上演。
长久以来，LGBT人群（即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以及跨性别者的合称）都会受到歧视，或者受到更糟糕的对待。他们仍被社会视作边缘群体，而在大多数穆斯林国家、俄罗斯以及部分亚洲国家，他们甚至被当做罪犯。然而，人们的态度正在转变。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3年发布的全球态度项目的调查结果，大部分西欧国家，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拉丁美洲的公众，对于公开的男同性恋者的接受度都有所提升。
而美国的这种变化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明显。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科研国家，这里的公众对LGBT群体的态度正在迅速地朝着“接受”的方向转移，而且，这一变化的速度几乎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快。
即便遭到保守人士的强烈反对，美国各州的法院和立法机构仍然接二连三地放宽了对同性婚姻的限制，并且，平等对待LGBT群体已然成为美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民权议题。
特罗特说：“对于LGBT群体来说，现在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几十年前，美国的女性和少数族裔科研人员，为了获得更高的认同度做出了很多努力；今天的LGBT群体与当年的他们并无二致，他们也想抓住有利时机，建立一个将各种组织、相关群体都整合到一起的基础架构，帮助彼此获得信息、支持和人脉。
在这个最近才变得相对开放的环境中，LGBT科研人员要公开自己的身份（或者至少是考虑这件事），已经比从前容易多了。斯坦福大学的神经科学家本·巴雷斯（Ben Barres）说：“我不断收到年轻科学家的电子邮件，他们都想见见我。”他于1997年从女性变性为男性，并成为了LGBT问题在科学界的著名代言人。
然而，同美国当年的少数族裔与女性平权运动一样，LGBT运动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现在，发表文章、职业发展和晋升，很大程度上仍是以同行科学家的评议为基础的，这些都可能有意无意地受到偏见的左右——这是许多LGBT科学家不敢公开身份的原因之一。许多学生也许还因此彻底放弃了科研生涯（尽管我们并不知道这样的人到底有多少，因为我们从未对对此进行过统计）。特罗特认为，改变这种情况的唯一办法，就是让科学界主动接受LGBT成员，并与他们坦诚相对。
卡莱·埃德米斯顿（Kale Edmiston）认为，实验室是进行此类“对话”的一个绝佳场所。正在美国范德堡大学攻读神经科学研究生的埃德米斯顿说：“科学家最酷的地方就在于从不妄下断论，并且会收集各种信息。”2010年，当埃德米斯顿开始变性时，同事们的表现也的确如此。他告诉研究小组所有成员，自己将要开始接受激素治疗，他的外表会发生改变，而人们的反应中混合了同情、关注和好奇。
埃德米斯顿说：“我的很多同事和同行都认真聆听，并且理解了我讲述的事情。”
雷切尔·帕德曼（Rachael Padman）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从男性变为女性，她的经历也大致相同。当时，她还是剑桥大学的一名天体物理学研究生。帕德曼说：“我的一位同事在称呼我时，一直无法用‘她’来代替‘他’，但在过去35年里，这样的人只有一个。我几乎再没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维维安·昂德希尔（Vivian Underhill）认为，科研圈的生态环境，也可能会起到与以上情况相反的作用。她是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北极与高山研究所的一名实地水文学家，也是博客“同性恋者的科学事业”的博主，该博客专门发布一系列有关LGBT科研人员的文章。她说：“作为科学家，我们一般都觉得自己是‘客观’的。”也就是说，科学家通常都认为，社会议题与科研工作应该是两码事。
“在大部分情况下，这是好事，”然而她认为，这也很容易让人们以为，只要不去谈论这些事情，偏见就能消失，“但是，这只会让恐惧发酵。”
在一个大多数人都是异性恋的世界里，人们很难理解LGBT群体那种彻底的孤独感。
位于洛杉矶的要点基金会（Point Foundation）专门向LGBT群体颁发奖学金和指导基金，该基金会的运营总监达林·威尔斯蒂德（Darrin Wilstead）认为，与女性或者少数族裔不同，LGBT群体并非生来就可以与同类聚在一起。大部分情况下，“他们生来就是家庭中的异类，”家人可能无法理解或接受他们。每个人都必须在成长过程中逐渐接受自己的性取向，但LGBT群体通常必须在孤独中开始这段历程。
一般来说，同性恋与双性恋的感觉会在青春期前后出现（虽然也可能比这要早得多）。路易斯安那百年学院（Centenary College of Louisiana）神经科学专业的本科生伊莱·卡佩洛（Eli Capello）说：“当你还是个孩子时，你并不清楚自己会被谁吸引。”但相比之下，改变性别的愿望，可能在非常小的时候就已经很明显。
卡佩洛说：“我在三四岁的时候就知道自己肯定会遇上什么事，我只是不知道那是什么事而已。”他在18岁时接受了变性手术。
许多人缺乏关于“性别认同”（gender identity）的基本知识。性别认同不是“性取向”，后者指的是一个人会被什么性别的人吸引，而性别认同则关乎一个人的生理性别，以及这个生理性别是否与他（她）的心理性别匹配。
不管如何，在整个青春期以及二十岁出头时，LGBT人群几乎都必须面对以上问题，而这一阶段，正是理工科学生学习专业知识的时候。全心投入到学业中去，是其中一些人解决问题的方案。昂德希尔说：“学校是我转移注意力的好地方。”直到毕业前，她都没有告诉亲密的友人自己是同性恋者。“我甚至不允许自己上网寻找那些对我有所帮助的信息，因为我不想这么过日子。”
而特罗特描述的那种“情绪紊乱”，也非常常见。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研究显示，同性恋和双性恋的青少年通常都会受到同龄人的欺负，或有滥用药物的经历；与同龄的异性恋者相比，他们试图自杀的可能性要高两倍多。由于缺乏足够的数据，我们无法知道，到底有多少优秀的学生因为压力过大而放弃攻读科学、技术、工程或数学类（STEM）的学位。但是经验告诉我们，这样的事情确实会发生。
威尔斯特德说，要点基金会发现，“对那些获得基金会资助的LGBT学生来说，想要在某些专业——比如法律、医学和STEM保持较好成绩，似乎更困难一些”。这或许能解释，为何5年前只有10%的奖金申请来自STEM专业。因此，从那时起，基金会便开始努力将这个比例提升到20%上下。
无论“出柜”与否，他们都将付出孤独与压抑的高昂代价。如果不公开身份，他（她）将永远受到不良情绪的折磨，但公开身份的后果也可能非常可怕。以卡佩洛为例，他在16岁时公开了自己跨性别者的身份，他与家人的关系自此极度恶化，最后他不得不离家前往寄宿学校，是奶奶替他支付的学费。
丁俊（Jun Ding，音）的经历则和卡佩洛不同。他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后来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现在是斯坦福大学的一名神经科学家。
中国已经在1997年废除了歧视同性恋者的法律，但同性恋者仍然得不到任何法律保护，人们也很少公开讨论这个话题。当丁俊试图向父母解释自己正和丈夫一起生活时，他们仍然无法理解。他与丈夫在加利福尼亚州法律的保护下成婚，“在美国，几乎每部电影里都有个同性恋者角色。可中国不一样，中国的很多人对同性恋者的生活没有任何概念”。
即便不考虑家庭的阻力，选择“出柜”也并不容易。
埃里克·帕特里奇（Eric Patridge）是耶鲁大学的一位化学家，也是美国的一个LGBT学生组织的主席。他认为，与其他领域相比，科研人员的职业生涯更加依赖于同行的评价。同事的意见在申请基金、寻求合作、发表文章、应聘晋升等几乎所有问题上，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一个竞争极为激烈的环境中，每一个LGBT科研人员都担心坦陈身份会引来无心的偏见，葬送自己的机会。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过去数年的研究表明，此类偏见给美国的少数族裔研究人员造成了麻烦，没有理由表明，LGBT研究者可以免遭此难。
也许这就是许多年轻的LGBT科学家告诉巴雷斯他们不敢公开身份的原因，即使在旧金山也是如此——一直以来，那里都是美国最为包容同性恋者的地区之一。在那些更为保守的地区，情况更加糟糕。巴雷斯说：“当我与来自美国南部各州的人们谈论此事时，他们的畏惧感要强烈得多。”
特罗特认为，人们的恐惧事出有因。他在佛罗里达攻读研究生期间公开了自己的性取向，他说，在那之后，研究小组里的一些更加笃信宗教、社会观念更为保守的学生明显疏远了他。“科学界仍是一个由处在不同‘社会阶段’的人构成的团体，”而这是他无法逃避的现实。他说自己在斯坦福感到非常舒服，可一旦博士后合约结束，他或许将不得不回到佛罗里达、甚至其他更加保守的地区申请终身职位。
“在那些地方，我可能就无法凭借自己的能力得到一个终身职位，或者是领导一个成功的研究项目。”
以上只是美国的现状。西欧地区对LGBT比较友好，但那里的科学家和理工科学生对此类问题同样非常慎重；中国更是如此。在中东和非洲的许多地方，LGBT人群的活动甚至可能受到法律的惩罚；一些案件的当事人甚至被判处了死刑。
罗谢尔·戴蒙德（Rochelle Diamond）说：“如果你是石油公司的化学家或地质学家，公司派你前往上述国家的时候，你最好不要公开自己的身份。”她是美国“同性恋科学家与技术人员全国组织”的董事会主席。
对于跨性别者来说，要坦陈自己的身份可能更加艰难——特别是在他们刚开始接受变性治疗的时候。他们不但要承受情绪压力、担心自己的职业生涯，还要承受干预性治疗（比如服用荷尔蒙制剂）带来的身体不适。
卡佩洛说：“人们在青春期结束后才会进入大学学习，这是有道理的。”凯特·福布斯（Kate Forbes）现在为一家医学信息技术公司工作，她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攻读生态学博士学位期间接受了变性手术。那时，她为了脱除腿部毛发接受了电解治疗，每晚都疼得蜷在床上。
同事、师生，以及同学间的对话，也会因此变得尴尬。
卢卡斯·奇德尔（Lucas Cheadle）说：“每上一门新课程，我都要和教授进行一些非常私人的谈话，请他们用男性代名词来称呼我。”他在史密斯学院攻读本科学位时接受了变性手术，目前在哈佛大学做神经科学方面的博士后研究。史密斯学院是一所女子大学，这使他的处境变得更加困难。“解释起来太麻烦了，我因此错失了许多接受老师指导的机会。”就算是填一张表格，也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压力。
刚完成变性手术的人要花上无尽的时间去说服那些心存疑虑的公务人员，使对方相信，他们仍然是自己的大学成绩单、科研成果、出生证明、驾驶执照、信用卡以及其他许多东西的合法持有者——只是换了一个名字而已。帕德曼说，即使是在宽容的西欧国家，公务人员在受理性别更改申请之前也需要申请者提供大量文件。
“在这件事情上，英国非常与众不同，”她补充道，英国的《2004年性别承认法案》认定，一个人的性别以其自己的意愿为准。“他们可以领到一份全新的、改换了性别信息的出生证明，可以享有此项性别下的一切法定权利。”《2010年平等法案》再次重申了这一点，并明令禁止歧视变性人群。帕德曼说：“过去的那些小报会把某人变性的消息刊发在头版大肆炒作，以上法案使他们不能再做类似的事情。”
美国对LGBT群体的认同程度当然比不上英国。但即便如此，对于年轻的LGBT人群来说，他们的未来也正在变得越发明朗，而互联网的作用，只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威尔斯蒂德说：“要点基金会在13年前成立的时候，年轻学者们找不到任何比他们年长的同性恋成功人士。”但今天，Facebook、Twitter和其他许多社交媒体，使他们可以更轻易地与这样的人取得联系。
威尔斯蒂德认为，这还促使了LGBT人群在年纪更小的时候公开自己的身份。杰克·安佐卡（Jack Andraka）就是一个例子。安佐卡是马里兰州克朗斯维尔的一名15岁的学生，他发明了一种针对胰腺、卵巢以及肺部癌症的检测方法，并因此而赢得了2012英特尔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的大奖。他在13岁的时就公开宣布自己是一名同性恋者。
LGBT群体内部的团结意识也因此得到了加强。
这个群体曾经只靠“不是异性恋”来定义自身。昂德希尔说：“除此之外，我作为一个白人女同性恋者的经历，与一位黑人男性同性恋者的经历可能大不相同。”这一点唤起了许多人的共鸣：他们的“小社会”通常与整个“大环境”一样割裂，人们同样会因为种种谬误被隔离开来。白人男同性恋者是这个“社会”的主导者，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少数族裔都以不同的方式被边缘化了。而变性人的“存在感”，则是在大约5年前才开始增强。
在威尔斯蒂德看来，年轻一代对“包容”更加关注。人们见证了曾是贬义词的“酷儿”（queer）翻身的全过程。威尔斯蒂德说：“这是一个含糊的统称，基本的意思就是‘我只是与众不同而已’。这种开放的程度，以及群体的凝聚力，也让年轻的科学家们更容易寻找到导师和榜样。特罗特认为，再怎么强调这一点的重要性也不过分——“看到同性恋者科学家经历波折、克服困难，最后取得成功，确实对我们有鼓舞作用。”
LGBT运动者认为，在推介榜样性的LGBT人物上，科研机构还可以做得更好。巴雷斯认为，去年他当选院士时，美国国家科学院就错失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问他们，是否能在声明中提及我是首位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变性人科学家。但他们说绝对不行。”电气工程师林恩·康韦（Lynn Conway）1989当选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与科学院院士同一级别），但在此后的10年中，她都没有公开自己变性人的身份。
在基础数据的收集上，科研机构也可以进行更多的工作。例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对全美的科研人员以及理工科学生中女性、少数族裔，以及各种常见残疾人群进行了详尽的数据统计，但现在，他们还没有将LGBT群体纳入调研范畴。同样，现在也还没有任何人对LGBT科研人员所处的社会环境进行系统的大规模研究。如果无法在实验室中与他人坦诚相待，他们会感受到多少实际的压力？
而如果公开身份，他们得到经费、工作或者升职的机会到底会不会变小？至少有一个团队——莱斯大学的艾琳·切赫（Erin Cech）和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的汤姆·韦德佐纳斯（Tom Waidzunas），希望能够对2000~3000名LGBT科学家和工程师开展调查，但他们还没有获得资金支持。
特罗特说，没有这些数据，经费资助机构就不可能了解，是否有足够的人在为科研界的LGBT人群发声，他们是否需要更多的支持项目和辅导，以及是否应当为年轻的LGBT科研人员提供特别的资助——就像他们现在为美国女性和少数族裔所提供的支持一样。“可我们没有数据，”特罗特说，“这让我们这些科学家十分沮丧。”
年纪稍大的LGBT科学家虽然从不曾小视未来的挑战，但他们也强调，这个世界已经在短时间内取得了非常可观的进步。巴雷斯说：“我总是对找到我的年轻人说，恐惧比现实更加可怕。而且我总是会鼓励他们公开自己的身份，因为那会让他们快乐许多。把研究做好、把老师当好，这才是真正重要的事。”